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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
任何一部虚构作品都无法做到面面俱到，都会在叙述里有轻重缓急。否则别说是18万字的《兄弟》上部了，就是1800万字的叙述，也难以表达出一个时代的丰富性。一部小说、一个故事只能解决一个问题。余华：
吴虹飞：
谢有顺还指出了一些“硬伤”，《兄弟》上部第13页，李光头“他知道自己在厕所里偷看到的五个屁股，有四个是不值钱的跳楼甩卖价，可是林红的屁股不得了，那是价值连城的超五星级的屁股”，“此后李光头学聪明了，他不再供应免费的午餐”等。“跳楼甩卖价”、“超五星级”、“免费的午餐”这样一些上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词，将它用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语境里，用在主人公的自叙（“他知道”）里，您认为这是合理的吗？
余华：
已经有记者这样问我了。把这些段落抽出来孤立地看，可能是这样，问题是《兄弟》全文的叙述者是“我们刘镇”，而且一开始就定格在了2005年，李光头准备上太空了，叙述的视点是从2005年开始的，这不是一部第三人称叙述的小说，是“我们刘镇”叙述的小说。吴虹飞：
还有人批评说，“曾经是一个文学标杆的余华，现在正坦然地表现着自己的温存，让自己安然地融入一个消失了紧张感的现实。”您丧失了锐气了？
余华： 如果我丧失了锐气，就不会面对这么多的争议了。吴虹飞： 您如何看待那些针对您的、来自文学界内部的批评？
余华：
当年发表《活着》时，我受到了批评。《许三观卖血记》出版后，批评对着它去了，《活着》被放过了。《兄弟》上部出来了，很多火力又集中在《兄弟》上部，我在想，我的《兄弟》什么时候会安全呢？可能要等新的长篇小说出版以后吧？没想到《兄弟》下部出来，火力转向了它，而《兄弟》上部就相对安全了。为了让《兄弟》上下两部尽快进入避风港，我要尽快写出新的长篇小说。（笑）
我从写先锋小说的时候就面对批评了，《兄弟》的火力最猛。我已经习惯了，“文革”时有一句流行语：
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我现在就是这样。我相信时间会说明一切，作品受到争议其实不是坏事，起码不是平庸的作品。吴虹飞： 您好像已经不大在意他们的批评了？
余华：
我们文学最大的进步，是没有权威了。1980年代王蒙说一句话可以一言九鼎，现在谁说话也没有用了。最大的贡献是网络，网络让所有人都有了发言的权利。吴虹飞：
作为一个作家，您认为自己可以担当时代思想者的角色吗？
余华： 没有一个作家可以担当这样的角色。作品的荒诞来自于现实
吴虹飞： 您曾经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放肆的时代里。比起我们现实的荒诞，《兄弟》里的荒诞实在算不了什么。您作品的荒诞性和现实有对应性吗？
余华： 我们生活在充满了荒诞的时代里。事实上，“文革”期间充满了荒诞，很多年前，有位教授向我讲述过一个他在“文革”中的真实经历：
他和新婚的妻子去街上购买床单和枕巾，买回家的床单上印有“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枕巾上印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文革”时我们喝水用的杯子、洗脸用的脸盆上印着毛主席语录，这是正常的，可是痰盂和尿壶上也印有毛主席语录，这就不正常了。
到了今天这个时代，荒诞的事实越来越强烈和泛滥。台北的《联合报》请陈文芬（台湾出版人）给我打电话做一个采访，她在电话里对我说，大陆的很多现实让她感到吃惊。比如她在西安时，亲眼看到商厦里搞羽绒服促销，只要女顾客敢在门口脱光了往上冲，就可以免费穿走羽绒服，结果太多的女顾客去抢，以至于和保安发生了冲突。再比如，她回到宾馆看电视剧，电视里面播的是一个很革命的电视剧，剧中人物讲的都是充满正义感的话，但是屏幕角上却有一个治疗性病的小广告，还有动画效果，她觉得难以置信。（可）这在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我们在荒诞中生活得太久了，已经麻木了。
四五年前，媒体报道并且批评过一个“醉美人”大赛，大概是四川吧，让几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在那里比赛喝酒，喝到后面，那些姑娘都醉醺醺地说不出来话了，喝的都是白酒。媒体批评以后，居然蔚然成风，国内很多饭店都纷纷仿效。商场推销浴缸，大冬天让模特穿比基尼在商场外的浴缸里面洗澡，这是我亲眼所见，后来竟然在各种报道里屡见不鲜。
《兄弟》下部写的“处女膜修复手术”，几年前被称为中国最为暴利的行业之一，从大医院到小医院纷纷开设这种手术，北京有经济学家讨论过所谓的“处女膜经济”。于是，人造处女膜也横行天下了。当时做一个处女膜修复手术需要三千元，现在行情暴跌了，有人告诉我，在丽江的小黑店里做一个这样的手术只要八元钱（这还未经证实）。《兄弟》下部里面的“处（女）美人大赛”，这是“李光头”发明的。
这些日子接受采访，有个记者告诉我，有一个城市，好像是中等城市，举行一个选美比赛，报名的时候有很多要求，什么身高啊，学历啊。还有一条就是报名时要出具医院的处女证明。放下电话我不由感叹，今天中国的作家只要写出来的，几乎都在现实中存在了。所以我很同意复旦大学严锋教授说的：
我们今天生活中最大的现实就是超现实。
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荒诞的时代里，从“文革”时压抑的荒诞，到今天泛滥的荒诞，当我试图正面去描述这些时，我的作品也就同样荒诞了，由于叙述的集中，显得更加荒诞。荒诞是虚构作品中重要的叙述品质，因为荒诞的叙述不是为了离开现实，而是为了回到现实。
余华：写作的自信与难题
吴虹飞： 有人说，您长时间是一个愤怒和冷漠的作家，是吗？
余华：
（上世纪）80年代，写先锋小说的时候我才二十多岁，当时我是一个愤怒的青年，那时候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我突然感到原来接受的教育完全是谎话，有了强烈的被欺骗的感觉。一个年轻人感到自己被欺骗了，和一个老人感到被欺骗是不一样的，老人也许只轻轻一笑，而年轻人很容易因此愤怒，所以那时候我的作品里充满了愤怒。
从1986年到1989年，我的写作处于一种疯狂状态，就是无论写什么，都是很极端的事物，不极端的事物我没有兴趣去写，当时我喜欢钻牛角尖。那个时期我写下了很多暴力和死亡的故事，洪治纲在《余华评传》里列举了我的八个中短篇小说，里面非自然死亡的人数高达28人。洪治纲列出来以后，我自己看了也是吓了一跳。
那四年的写作里，我的精神都快要崩溃了，我白天一写作就是杀人，到了晚上睡着后，全是自己被别人追杀的噩梦，常常从睡梦中吓醒，一身冷汗。到了1989年的年底，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在小说里杀人了。这个噩梦涉及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经历。当时梦中的我被五花大绑，听到有人在控诉我的罪行，然后就是那一声熟悉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话音刚落，一杆长枪就伸过来对准我的脑门“砰”地一枪。我被击倒在地，当时感到自己的脑袋被子弹打空了，梦里的我摇摇晃晃站起来，对着开枪的那个人破口大骂：“他妈的还没有到沙滩呢！”
然后吓醒了，浑身都是冷汗，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写杀人的故事了。我十五年没有写杀人的故事，好了伤疤忘了疼，2004年写《兄弟》时，又回到了那个令人不安的年代，宋凡平死于非命，还有孙伟和他的父亲。吴虹飞：
您如何看待中国当下的现实？您认为一个作家如何保持良心、洞察力和对社会的批判性？
余华：
如果一个作家只关心自己的创作，不关心社会，不关心自己所处的时代，不关心别人的生存，这样的作家不可能写出触及社会现实的作品。我兴趣广泛，对很多事情有好奇心，这样的好奇心会转化为一种感受，进而转为创作。
生活在今天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只要关心一下别人就会震撼自己。不只是关心自己认识的人，也要关心自己素不相识的人。我的经验告诉我，当我去关心别人的生活时，常常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吴虹飞：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野心，就是做一个中国变化的描述者？
余华：
这不是野心，是愿望。我试图这样做了。但是，我的努力遭受了一些嘲笑，他们可能觉得不必这样，或者他们认为我没有这样的能力。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应该有这样的愿望和冲动，而且要长此下去。吴虹飞：
从您最近的生活经历来看，一个是相对安稳，另一个是接触的人少。您经常出国，您如何了解当下的中国现实？
余华：
什么叫生活？一方面是经历了，另一方面是感受到了，我认为后者更重要。我在国外的时间很少，出国一般都是一个礼拜，半个月，最近的一次久一点，去了美国七个月。
有些人昏昏沉沉地生活着，另一些人在生活中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前者就是经历再多也很少，后者就是经历很少也会多。这些年下来，我在其他行业里接触的人越来越多。有知识分子，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