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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规定得非常细致，这些规定可以归纳如下：
无论什么死因，凡是死者在临死前没有“缌麻”以上的亲属（一般而言是同五代以内的亲属，是法定的最远的亲属）在场的，都必须要由官员亲临检验。有他杀嫌疑的，必须要经过“初检”、“复检”两次检验。仆人、丫鬟死亡的，主人应该到官府报告记录在案后，由官府派遣衙役公差前去检验。
一切在押的嫌疑人和在押、在遣送途中的罪犯非正常死亡的，或者是经过了官府传讯、责打后在十日以内发生死亡的，都必须经过官府重复两次的检验才允许埋葬。亲属在外地的要通知认领，无人领尸的官府代为埋葬。
中国古代监狱的性质和现代的监狱有所不同，古代的监狱基本上不是执行刑罚的场所，而是关押被指控的嫌疑人和已经宣布判决、等待上级复审或等待执行刑罚的待决犯。与现在看守所的性质相近。古代对于监狱的管理，至少从制度来说还是相当严谨的。尤其是宋代，即使是对于监狱中死亡的在押人员的尸体检验，也做了特别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都是为了防止监狱里发生暗害囚犯的情况而特别设计的，无论实际情况如何，至少在制度上是健全的。
以后几个朝代的法律就没有这样详细。尤其是明代，法律规定监狱里的在押人员，如果确实是患病、经过“看治”后死亡的，就允许死者亲属申请“免检”，将尸体抬回去安葬。这项立法的原意可能是为了减少官府检验的工作压力、省去麻烦，同时也是为了保全死者的“脸面”。可是未经过检验的“患病”后“看治而死”，如何可以让人相信是“情无可疑”？而且虽然是要由在押人的亲属来申请“免检”，可是设想在官府的压力下，亲属连死者最后一面都见不到，除了接受官府那“情无可疑”的结论外，怎么有可能来对抗官府、坚持要求检验？
这一立法漏洞给官员授意牢头禁子暗害在押人员提供了方便，只要不是头破血流那样的加害方式，就可以声称在押人“患病”死亡，向长官“讨气绝”（申请填写“因病气绝”的单据，然后让亲属画押）。这在明清社会已经成为一项常识性的俗谚，一讲到“讨气绝”，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揭密疑案 大才子解缙之死
解缙是民间传说里最著名的“才子”之一，从小就以“神童”闻名。我们可以从这位“神童”、“才子”的命运与结局窥见明清时期法治生活尤其是监狱中“讨气绝”的真实情况。明朝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解缙才二十岁，就一举考中进士。入朝后很得明太祖朱元璋的宠爱，常常要他随侍左右。甚至明太祖还曾对解缙说：“我和你是君臣关系，但却像父子一般，你应当知无不言。”不过后来解缙代人写了劝谏明太祖停止诛杀功臣的奏章，明太祖很不高兴。以后便借着个由头，把解缙放逐回乡，再去读十年书。明太祖死后，这位才子也没有被新登基的建文皇帝看上，又再次被放逐，几年后才把他召回京师，进了翰林院。
燕王（后来的明成祖）发动“靖难之役”，一直打到南京城下，解缙连夜赶至金川门燕军大营去迎接，燕王非常高兴。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登基，建立内阁学士制度，让大学士参与机务。解缙在第一批七位内阁大学士里名列第四。明成祖起先很信任解缙，常对大臣们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我，我则不可一日少解缙。”才三十四岁的解缙，主持了《永乐大典》的编纂工作，指挥两千多文人学者，编成了这部我国最大的类书。
可是后来明成祖因为太子，也就是他的长子朱高炽身体不好，想改立第二个儿子朱高煦为太子。他暗示解缙来提出建议，想不到解缙却说了一大通太子的好话，而且还说太子的长子是“好皇孙”。明成祖只好作罢，但开始讨厌这个反应太快的才子，以后就找机会把他贬出了京城。永乐八年，解缙回京述职，正巧遇上成祖朱棣北征未归，他拜见太子朱高炽后就走了。明成祖归来，得知后就怀疑解缙有阴谋，下令逮捕解缙，把他关进了皇帝直接指挥的锦衣卫监狱。这一关就是五年，永乐十三年正月十三日，锦衣卫指挥纪纲向明成祖上报锦衣卫监狱在押的囚犯名单，明成祖说了一句：“解缙还在么？”纪纲一听马上明白成祖的意思，当晚就准备好酒好菜，将解缙灌醉，然后把他拉到雪地里活活冻死。第二天向明成祖汇报，说解缙昨夜突发疾病而死。明成祖就下令抄没解缙财产，将他的家人流放。
魏忠贤制造“六君子”案
后来明朝的政治案件中，经常使用监狱暗害的办法来害死政敌。最有名的就是明末的“六君子”案。
明神宗时在京城里有个叫汪文言的小官僚，他少年时是徽州府衙门的门子（服侍官员的衙役，被视为贱役，按照法律规定是不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或者是做官的）。后来他将户籍改到江苏的金坛，隐瞒了曾当门子的身份，在金坛充当书吏，和当地士大夫首领东林党人于玉立关系很好。后来于玉立被罢官，放逐回乡居住，他就派汪文言到北京打探消息，联络同党。汪文言到北京后成了万历皇帝的皇长子（后来的明光宗）伴读太监王安的幕僚，又捐了一个监生头衔，得以接触宫廷，帮助东林党人在朝廷党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明熹宗登基后宠信太监魏忠贤，王安被害，汪文言也被褫夺监生头衔。但他在宫廷和官场的影响力犹在，又被保举为中书舍人（这是七品的官职，但主要只是一个名号，并没有具体职务和俸禄），在京官中交游很广。
大太监魏忠贤统揽了朝政大权，有一批跟随他的文臣，被称为“阉党”。为了打击敢于和魏忠贤作对的东林党人，魏忠贤与其阉党定计，就从汪文言这个小人物身上打开缺口。由阉党傅櫆出面弹劾东林党人左光斗、魏大中与门子出身的“匪人”汪文言，污其相互勾结，“交通内外”。后来东林党人杨涟上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项大罪，魏忠贤等又逼迫已关押在北镇抚司（直属于皇帝的特别预审法庭）受审的汪文言，让他揭发杨涟曾经接受当时下狱受审的原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贿赂。汪文言仰天大呼：“天哪！世上难道会有贪赃的杨大洪（杨涟的别名）吗！”阉党就将汪文言害死后“讨气绝”，把他死前的这句口供改为肯定的语气，作为最重要的证据，诬陷左光斗、杨涟等人和汪文言一起中介行贿，为熊廷弼开脱，向主审法官行贿四万两。为此兴起大狱，连逮十七名东林党人，严刑拷打。后来熊廷弼被处死，左光斗、杨涟、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六君子”被活活打死于监狱，也都是用“讨气绝”结案。
小说里的“讨气绝”
明代小说里也有很多类似的描写。比如《警世通言》第十一卷“苏知县罗衫再合”：御史徐继祖为弄清自己亲生父亲的身份，逼老家人姚大说出真情，“将宪票一幅，写下姚大名字，发去当涂县打一百，讨气绝缴。姚大见佥了宪票，着了忙，连忙磕头道：‘小的愿说，只求老爷莫在太爷面前泄漏。’”这里的“讨气绝缴”，就是要求行刑皂隶将姚大在一百大板内打死，作为监禁病死“气绝”汇报（“缴”就是以原来书面文件汇报的意思）。
《醒世恒言》第二十九卷“卢太学诗酒傲公侯”：汪知县为迫害本县名士卢柟，栽赃罪名，把卢柟关入大牢，又派书吏前往监狱“来讨气绝”。幸好当夜董县丞来监狱查夜，得知后“大惊道：‘太爷乃一县父母，那有此事！必是你们这些奴才索诈不遂，故此谋他性命。快引我去寻来！’众狱卒不敢违逆，直引至后边一条夹道中，……只见卢柟仰卧地上，手足尽皆绑缚，面上压个土囊”，董县丞赶紧下令抢救，卢柟才逃得性命。
暗害的具体方式也是各不相同。比如《水浒传》第二十七回“武松威震平安寨施恩义夺快活林”里，说武松没有挨打就押进了监狱，众囚徒都警告他：
“寄下这顿棒，不是好意，晚间必然来结果你。”武松道：“还是怎地来结果我？”众囚徒道：“他到晚把两碗乾黄仓米饭来与你吃了，趁饱带你去土牢里，把索子捆翻，着藁荐卷了你，塞了你七窍，颠倒竖在壁边，不消半个更次便结果了你性命，这个唤做‘盆吊’。”武松道：“再有怎地安排我？”众人道：“再有一样，也是把你来捆了，却把一个布袋，盛一袋黄沙，将来压在你身上，也不消一个更次便是死的，这个唤‘土布袋’。”武松又问道：“还有甚么法度害我？”众人道：“只是这两件怕人些，其馀的也不打紧。”
“盆吊”、“土布袋”之类的害人方法，主要目的是使死者身上粗看没有伤痕，可以作为“病死”来“讨气绝”。
狱冤
清朝法律规定对死于京城刑部监狱的在押人犯，要进行强制性的尸体检验。刑部患病的在押犯要由医生检视，呈报提牢官，并报告朝廷专门设立的“查监御史”当日查验。来不及呈报救治的，要由满汉查监御史，在当天率领指挥人员赶赴刑部，会同刑部的司官，一起主持尸体检验。如发现死者曾遭非法拷打、滥刑、凌虐等情况，就要将有关官员“严参究办”。
虽然有严格法律规定，可实际上清代不仅和明代一样，官员指使牢头禁子暗害在押人犯后“讨气绝”的情况普遍存在，而且那些由捕快开设的“卡房”、“押馆”之类的临时看押场所，在押人员的死亡率还要高于监狱。
乾隆年间北京人汤芷卿曾在很多地方官府当刑名幕友（官员聘请的处理司法审判事务的私人顾问），他在自己的《池上草塘笔记》里说，在浙江的仁和、钱塘两县（今浙江杭州市），每年死于“押馆”的要有四五百人之多；而在安徽怀宁县的“卡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