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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子夫人-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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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房子,正是我到这儿之前,值夜班的时候,在我的旅日计划中隐约看见的模样:它高高栖在宁静的郊区,隐没在一片浓绿的花园当中,纸糊的壁板,像儿童的玩具一样,可以随意拆卸。各种各样的蝉从早到晚在有共鸣的古老房顶上唱歌。从我们的阳台上,令人头晕目眩地垂直看到底下的长崎,它的街道、帆船和大寺院,在某些时辰,这一切都在我们脚下熠熠发光,像梦幻剧中的布景。 
    


  从外表看,这位菊子小姑娘,大家到处都见过。谁要是看过一帧目前充斥市场的那些瓷器或丝绸上的绘画,准会记得这精心制作的漂亮发式,这老是俯身向前以便再度行礼如仪的姿势,这在背后结成一块大软垫的腰带,这宽大下垂的袖子,这有点缠住小腿的袍子,上面还有一块斜裁的、蜥蜴尾巴模样的裙裾。 
  但是她的脸,不,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见过,这是相当有特色的一张脸。 
  再说,日本人喜欢画在大瓷花瓶上的女性典范,在他们国家几乎是一种例外,只是在贵族阶级中,才偶尔能发现这种涂了淡红胭脂的苍白的大脸盘、动物似的长脖和鹳鸟般的神态。这等出众的类型(我承认,茉莉小姐就是这种)是很罕见的,特别在长崎。 
  在市民阶层和一般百姓中,人们往往有一张更快活的丑脸,经常极为客气,总是长着那么一双勉强能睁开的太小的眼,面孔却更圆,更黑,也更有生气。在女人身上,面部轮廓常常不大鲜明,直到生命结束还保留着某些孩童的特点。 
  所有这些日本布娃娃,那么爱笑,那么快乐!——多少有点装出来的快乐,真的,有点做作,那笑声有时听来很虚假。然而人们照样受到迷惑。 
  菊子是个例外,因为她忧郁。在她的小脑袋瓜里,究竟想些什么呢?以我所掌握的日语,还不足以弄清这个问题。何况,十有八九里面什么也没有。反正,我对这根本不在乎!…… 
  我娶她是为了给自己解闷,我宁愿看见她像别人一样,属于无忧无虑、毫无头脑的小姐们中的一个。 
    


  入夜以后,我们按宗教形式点燃两盏吊灯,让它们在镀金佛像面前一直燃到早晨。 
  我们在地上睡觉,衬一块薄薄的棉垫,每天夜晚把它摊开,铺在白席上。菊子的枕头是一个小小的桃花心木支架,正好托住她的后颈,这样就不至于弄乱那庞大的发髻,这种发型是从来不拆开的,我大概永远不会看见这头美丽的黑发披散开来的模样。我的枕头是中国式的,类似一种方方的、蒙着蛇皮的小鼓。 
  我们睡在一顶深湖蓝色——夜的颜色——的纱罗帐下,这纱帐用一些枯黄色带子张挂(这是些惯用的色调,所有长崎的体面人家,都用这样的纱帐),像帐篷一样将我们罩住,蚊子和尺蛾只好在它周围飞舞。 

  所有这一切,说起来几乎很美,写下来也像不错。然而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说不清缺了点什么,真够可悲的。 
  在地球上其他国家,在大洋洲风光迷人的小岛上,在斯坦布尔①那些死气沉沉的古老街区,词语仿佛从来不足以表达我内心的感受,我国自己没有能力运用一种人类语言深入表现事物的魅力而苦苦搏斗。 
  ①斯坦布尔(Stamboul),即土耳其的海港城市伊斯坦布尔,亦即古代的君士坦丁堡。 
  在这儿,恰恰相反,词语恰恰总是分量太重、太响亮,往往把事物美化了。我仿佛在为自己演出什么蹩脚、平庸的喜剧。每当我试图认真对待我的家庭,我就瞧见勘五郎先生——那个拉皮条的人——的形象嘲弄地矗在我面前,我的幸福是靠他促成的呀。 
    


                         七月十二日 
  伊弗一有空就上我们家来,一般是下午五点钟,船上的工作结束以后。 
  他是我们推一的欧洲客人。除了有时和邻居礼尚往来、喝喝茶以外,我们总是深居简出。仅仅在夜间,提着那挑在小棍顶端的灯笼,沿着那条陡直的小路,下坡去长崎,到剧院、茶舍或集市上散心。 
  伊弗把我的女人当娃娃似的逗着玩,且一再对我说她很可爱。 
  我呢,我可觉得她像屋顶上的蝉儿一样惹人厌。每当我独自在家,呆在这个拨弄长柄吉他的小人儿身旁,面对那佛塔和群山的迷人景致,我真难过得想要哭出来…… 
    


                          七月十三日 
  这天晚上,我们正躺在修善寺郊区的日式屋顶下,——薄木板搭成的古老屋顶,被百年来的太阳晒干,一点轻微的声音就能使它像绷着皮的鼓一样震颤——在凌晨两点钟的寂寥中,一支真正的坑道猎队在我们头顶上疾驰而过。 
  “尼祖米!(耗子)”菊子说。 
  突然,这个词令我想起了从前在别处,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听到的,以完全不同的语言说出的另一个词,是在类似的情境下,在夜间恐惧的一刻,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在我身旁道出的一个词:“赛尚。”那时我们刚到斯坦布尔不久,周围还遍布危险。一天晚上,在艾尤卜①神秘的屋顶下,楼梯踏级上响起一种声音,使我们不寒而栗。她也一样,那亲爱的小土耳其女郎②,用她可爱的语言对我说:“赛尚!”(耗子)…… 
  ①艾尤卜(Eyoub):即《圣经》中的约伯,此处指土耳其以艾尤卜命名的一地区。 
  ②即《阿姬亚黛》中的女主人公。 
  忆起这件事,一阵强烈的颤栗震撼了我整个身心,好似从十年的酣睡中猛然惊醒。我带着憎恨瞧着躺在我身边的大玩偶,自省在这卧榻上的所作所为,忽然感到一阵恶心和内疚。我站起身,走出蓝色的纱罗帐幕…… 
  我一直走到阳台,停下来凝望星空的深处。长崎已在我脚下入睡,似乎睡得不怎么安稳,不怎么熟,在月光下,在微红色光辉的奇境中,还有千百种昆虫的喊喳声。我转过头,看见了身后的镀金佛像,在它面前,通宵燃着我们的守夜灯。佛像以菩萨那种毫无表情的笑容微笑着。它的存在似乎给这房间投入了无法言喻的某种陌生且难以理解的成分。在我已逝岁月的任何时期,还不曾在这样的神明注视下安睡过…… 
  在夜间的宁静与沉寂中,我想要重新捕捉我在斯坦布尔的那些伤心的感受。唉!不,她再也不会来了,这地方太远,也太陌生……透过蓝色的纱帐,可以隐约看见那日本女人,身着深色睡袍,以一种奇特的优雅姿势躺着,后颈搁在木头支架上,头发梳成溜光的大鸡冠形。她那琥珀色的手臂,娇柔美丽,从宽大的袖中伸出,直裸到肩头。 
  “屋顶上这些耗子给我掏什么乱呢。”菊子自言自语地说。自然,她不明白。她以猫儿般的温存,用她的凤目膘了我一眼,问我为什么不来睡觉,于是我转身回来,在她身边躺下。 
    
十一

                          七月十四日 
  法国国庆节那天,为庆祝我们的节日,长崎停泊场上旌旗招展、礼炮齐鸣。 
  唉!整个白天,我老是想起去年在我家老宅子里,在深深的寂静中度过的七月十四日。兴高采烈的人群在外大声喧哗,我却关上大门,谢绝一切不速之客,在葡萄藤和思冬的浓荫下,一直坐到黄昏。我坐的那条长凳,正是从前,我儿时夏天常呆的地方;我拿着练习本,装出做作业的样子。啊!这做作业的时间,我的头脑却在别处转悠:正在旅行,在遥远的国度,在那梦中依稀瞧见的热带森林……这时节,花园里这条凳子周围,墙石的四处,有一些黑蜘蛛之类的丑陋生物居留,它们鼻子贴在洞口,一直窥伺着,随时准备扑向那些晕头转向的苍蝇或正在闲逛的蜈蚣。我的消遣之一,就是拿一株小草或樱桃梗伸进洞里,轻轻地,非常轻地逗弄它们,受愚弄的蜘蛛以为有什么猎物来到,匆匆钻出,这时我却厌恶地缩回了手……是的,去年七月十四日,使我忆起了我那永远逝去的做翻译练习的时光和儿时的游戏。我又窥见了同样一些蜘蛛(至少是从前那些蜘蛛的后代),守候在同样的洞里。我边瞧着蜘蛛,瞧着小草、苔藓,已经沉睡了多年的记忆——小时候背靠古墙、在常春藤庇荫下的夏日生活中的千百种情景,又回到了我的脑际……在我们自己已变得面目全非时,大自然却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再现它最微不足道的细节。这样的亘古不变真是一种令人纳罕的奥秘:几个世纪之中,正好在同样的地方,覆盖上同样一些各类品种的苔藓;每年夏天,总是同样一些昆虫在同样的地方从事同样的活动…… 

  我承认,这段童年和蜘蛛的插曲放在菊子的故事当中有些古怪。但离奇的穿插,中断,绝对符合这个国家的情趣。无论在谈话、音乐,乃至绘画中,都有这样的情况。例如,一位风景画家画完一幅山石画,会毫不犹豫地在天空当中画一个圆圈或菱形,画一个什么框子以便表现某种不协调和出人意料:一个和尚把玩一柄扇子,或者一位女士端着一杯茶。没有比这样离题万里更具有日本特色的了。 
  再说,我重新忆起这一切,是为了给自己更清楚地标明去年七月十四日和今年的区别。去年今日,待在自我出世以来就熟悉的事物中间,是那么宁静;今年置身于种种异样的事物当中,则动荡得多了。 
  今天,三个快腿车夫,顶着两点钟的烈日,拉着我们飞跑——伊弗、菊子和我,一人乘一辆颠颠耸耸的车,连成一串——一直跑到长崎的另一端,一座直通山上的巨型石梯脚下,才把我们放下来。 
  这是诹访神社的石阶,用花岗岩筑成,宽得像是为了让整整一支军队开进去,其宏伟壮观和简单朴实,可与巴比伦及尼尼微的建筑媲美,与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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