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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朋友的烦恼就属于这种情况。四十多年来积累的爱情经验和知识（她谈恋爱的次数绝对不止一两次）发挥了自制力，给她带来了智慧，她以为可以拥有不同于二十年前的成熟爱情，然而事实却并不是这样。“爱情”这种感情问题属于感情头脑的管辖范围，当感情出现问题的时候，理性头脑就束手无策了，我们只能受感情头脑的支配。
再说得严重些，如果二十岁左右在恋爱中表现得比较疯狂，那么这个人即使到六十岁，也很可能以这样的方式谈恋爱。当发生问题的时候，已经下决心理直气壮地抗议，可是真的到了那里，却忍不住气愤得哭泣，这就是掌管理性和感情的部位不能相互协调的典型事例。
我们经常说，谁也奈何不了自己的性格，这大概也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感情头脑在发挥作用。举个例子，当我们在某个集体中受到冷落时，我们可以百分百地理解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但是这种“理性的理解”并不会治愈心灵的伤痛。当我们被心爱的人抛弃时，我们也能列举出千万个不得不这样的理由，可是心灵的伤痛却无可奈何。
所以说，试图用理性来解决感情的问题，就像我们在喝一碗没有米粒的清汤时试图用筷子，非常无力。因此，这几位医生强调说，小时候通过与父母、朋友之间的关系而积累起来的经验相当重要。如果感情头脑在小时候就习惯了错误的行为方式，就会成为终生的负担。
直到现在，人脑的作用仍然是现代医学无法解释的神秘领域。在感情问题上，科学并不能提供太大的帮助。现代医学可以救死扶伤，可以把丑陋变成美丽，却无法治疗心灵的伤痛。当我们珍爱的人离开这个世界，或者遭遇失恋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找医生，而是选择喝酒或者旅行，或者怀着“时间是最好的良药”的想法选择等待。总之，只能依赖于未经检验的“民间疗法”。
这本书讲述的大都是通过心理治疗重新改变错误的感情行为方式的过程。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却始终感觉自己走在麦比乌斯带上面。如果真像这几位作者说的那样，我们阅读这本书还有什么用？反正感情头脑不可能听从理性头脑的指挥，那么通过这本书获得的知识对我们今后可能遇到的感情问题能提供什么帮助呢？
也许我们可以从戴维·迈尔斯写的《社会心理学》中找到些许的答案。“激烈的爱情”（passionatelove）是非正常的心理状态，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只有这份“激烈的爱情”转化为“伙伴式的爱情”（panionatelove），这种感情才能成为持续和连续的爱情。
某研究结果显示，假设两个人之间的爱情在结婚的瞬间达到最高潮，那么在两年后，这份爱情的强度将会减半。再过两年，剩余的激情又会减半，所以在全世界范围内，结婚第四年都是离婚率最高的一年。
如果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就不必为变心的恋人痛苦了。并不是因为那个人特别坏，而是因为人本来就是这样的动物。谁也没有根据相信自己的爱情可以摆脱从古至今的所有错误，属于与众不同的爱情。
激烈的爱情就像毒品，刚开始服用的时候，感觉就像漂浮在云层之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体逐渐产生了抗体，服用和从前相同的剂量已经无法感受到同样的刺激了。而且毒品和激烈的爱情一样，突然断绝的时候，会陷入比开始之前更恶劣的状况。
因此，我们不要拿自己的全部当赌注押在激烈的爱情上面。只有通过共同的价值或其他种类的要素扩大爱情基础，才能转化为伙伴式的爱情。
我们再回到《爱情的一般性理论》，作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管理性和科学的发达带给人类什么，不管人类的未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因为人类是感情动物，所以不可能避免痛苦，悲伤也会不期而至。世界本身就是不平等，不公正，所以苦难也不可能平均分配。”
这个结论是不是太悲观了？英文单词“passion”不但有“激情、热情”的意思，还有“受难”的含义。被火燃烧的时候，怎么会没有痛苦？即使痛苦消失了，也不可能完全不存在。痛苦消失了，痕迹并没有消失，还会留下永远的伤疤，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个痛苦的瞬间。
我相信科学的发达会带给人类幸福，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但是我始终怀着空虚的期待，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比现在更有效地控制自己的心灵。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换种方式生活了？失恋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药店，购买“能够忘掉有关恋人一切的汤药”，服用下去，盖上被子蒙头大睡，第二天早晨就可以怀着轻松的心情起床了。当我们遭到公司上级的批评，感觉一天也活不下去的时候，可以买来“恢复自尊心”的丸药，吃下两粒之后，过一个小时，心情就会好起来。对了，早晨我们还可以先服用“让自己坚强忍耐的维他命”。
9、关于普拉达手提包的真相
曾经有一段时间，用类似黑色包袱皮的材料制成的普拉达手提包令全世界的女性为之疯狂。这种看似平淡无奇的手提包价值不菲。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很多人为了用这种平淡无奇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慷慨地打开了自己的钱包。从前那种壮观而烦琐的名牌形象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变得轻巧了。轻巧、实用和耐用的东西同样可以是名牌产品。
普拉达的设计师缪科雅·普拉达被称为“时尚界的超级力量”。但是，前不久我在《纽约客》杂志上读到了有关普拉达的人物报道，顿时大吃一惊。原来普拉达竟然对自己设计师的职业感到自卑。天啊，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购买她设计的服装和提包，她自己却感到自卑！
读着《纽约客》的报道，我有种“幸灾乐祸”的心情。普拉达要为时装展览设计服装，每次到了最后的期限，她也会很痛苦，也会坐立不安。她竟然会担心，说不定这次什么衣服也设计不出来。这就跟每到交稿时间就痛苦不堪的我没什么两样。但是报道说，普拉达并不亲自画设计图，也不亲自裁剪。只要她把“概念”解释清楚，其他的事情都由别人来完成。
普拉达说：“我在做一件奇怪而愚蠢的事情，对此我感觉有些自卑。聪明的人们都不喜欢时装，认为这是浪费时间。于是我问那些超级聪明的人们，时装到底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人气，可是没有人能回答出来。”
普拉达继续说道：“我也知道服装并不是那么重要，不可能让社会发生改变。我只是努力做好我自己的事情。”
看过普拉达的简历之后，就会知道她为什么因为不能通过服装改变世界而痛苦了。普拉达的专业是政治学，并且获得了博士学位。年轻的时候，她是个共产主义者。也难怪，那个时代的意大利大学生，几乎没有谁不加入共产党。“共产主义者”普拉达从小就喜欢服装，但是不喜欢牛仔裤，穿着高跟鞋和复古的连衣裙去参加游行。她的专业和从前做过的事情、现在创造的商品不但没有丝毫关系，反而显得格格不入。专职共产主义者兼政治学博士创作出来的奢侈品……是不是感觉有些奇怪？
普拉达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以后，还做过五六年的哑剧演员。有一天，她听从家人的安排进入企业。普拉达家族从她爷爷开始就一直生产昂贵的皮革制品，因此普拉达从小就在“名牌”的氛围中长大。看来审美观和时尚感不是一两天就可以培养出来的。
读着普拉达的采访，我很快就看出来来，这个女人带着两个儿子，是个非常努力工作的人。为了养育两个儿子，她彻底放弃了自己的“爱好”。她从来没有趁着自由时间出去玩儿，更没有独自旅行的经历。
为了读懂人们为时装而疯狂的心理，为了引领潮流，她拼命工作，晚上直接回家。她就是这样的“职业女性”，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座城市都很常见。我还以为她为了得到灵感，为了使自己的设计更具独创性，肯定以特别的方式生活……
读到这里，我有种遭到欺骗的感觉。那么多人被普拉达设计的昂贵产品吸引，不惜打开薄薄的钱包，买下价格不菲的时尚物品，每个人都不得不偿还信用卡上的欠债。普拉达自己却过着如此脚踏实地的生活。尽管这样，对于那些拼命想把自己打扮得漂亮而性感的年轻女人，普拉达却比任何人都了解她们的心理！
在华盛顿我熟悉的地区，几乎没有人拿着带有所谓名牌——叫名牌也好，叫奢侈品也好——商标的手提包。他们手里都是不明来路的“无名氏”提包。我不知道他们的“手提包”是不是价格更贵或者怎么样，至少没有赋予“手提包”更多的发言权，比如那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等。
不仅没有发言权，如果谁手里拿着名牌手提包，就会让人感觉像是告诉别人“我自卑”的广告。如果有人小心翼翼地提起昂贵的手提包，不但不会让别人感觉他有品位，反而会刺激别人首先产生疑问，“他到底能赚多少钱，买这种包做什么？”我有个朋友，她赚的钱很多，几乎每个月都能换个昂贵的名牌手提包，但是她说：“我辛辛苦苦赚的钱，为什么要买那些玩意，我疯了吗？”
现在，就让我们邀请一位名叫阿兰·德波顿的瑞士作家出场。自从读过小说《爱情笔记》（OnLove）之后，我就对阿兰·德波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只要阿兰·德波顿写的书出版，我就会不假思索地买回来。因为我很好奇，这段时间，阿兰·德波顿又想到什么新奇的事情了呢？
阿兰·德波顿写了一本题为《身份渴望》（StatusAnxiety）的小说，概括起来，他的观点是这样的。长大成人以后，我们要依存两种大爱生活。第一种是男女之间的爱情，这种爱可以养活音乐和文学，是得到承认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