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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作用，忽视和放弃无
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他从这种观点出发，对于瞿秋白主持起草的三大党纲
草案作了不正确的修改。三年后，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文
中回忆说：
第三次大会的党纲，是我起草的，但是大会之后，独秀同志义修改了
再付印的。除文字的修改外，其中重要之点是：（一）“此革命之中，只有无
产阶级是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因为其余的阶级。。”
——改为“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因为其余阶级。。”
之下还加了一句“一时不易免除妥协的倾向”；（二）原文“。。不得农民参
加革命不能成功”——改为“。。也很难成功”；（三）原文“无产阶级应竭
全力参加促进此民族革命，促醒农民阶级，与之联合，督促不彻底的资产阶
级。。”——改为“。。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我现在这种声明并非
要标明独秀同志的错误，而是要客观的研究过去错误的来源。。。当时确有
一派同志，无意之中承认资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认为资产阶级不过暂时苟
且偷安罢了。
陈独秀和瞿秋白，一位是前辈长者，一位是后起之秀。1917 年，瞿秋
白在北京大学旁听过当时已蜚声海内的陈独秀的讲课，同时又是陈主编的《新
青年》的热心读者。1922 年底，陈独秀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出
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担任他的译员。瞿秋白回国后，陈独秀
让他主编《新青年》季刊，对他很器重。然而，两个人竟是那样的不同：一
个是从法兰西革命的角度观察中国社会，以“二次革命论”来指导中国的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个则是直接从列宁的故乡学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试
图把它运用于剖析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社会和阶级、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
制定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这样，两个革命者的革命观，自然会发生分歧。
几乎与“三大”召开的同时，《新青年》季刊和《前锋》联袂问世。瞿
秋白撰写的《新青年之新宣言》宣告：
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中国社会中
近年来已有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此种现象，——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
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何况资产阶级其势必半途而辍，失节自卖，真
正的解放中国，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业。
陈独秀为《前锋》撰写的《本报露布》声明：
我们认定国民运动（即国民革命——引者）是中国国家生命之救星，
是备受压迫过困苦生活的全中国人民之救星；我们在此运动中，不敢说是领
袖，更不敢说是先觉，只愿当前锋，只愿打头阵。
两位共产党人同时发出的宣言，如此大相径庭，判若两种体系。他们
之间的分歧，完全不是个人意气之争，而是代表了共产党内对于国民革命的
两种指导思想。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这两种思想分歧愈来愈大，终于影响
了大革命的前途命运。
1923 年下半年，国共合作进入了实际组织工作阶段。8 月，孙中山派
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由上海启程赴苏联考察，代表团中有共产
党张太雷、沈定一（玄庐）等。10 月6 日，苏联代表鲍罗廷抵达广州。10
月18 日，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以借重他的组织经验，
协助完成国民党的改组。10 月25 日，孙中山主持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
州举行。同时正式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顾问，国民党
的组织法、党纲、党章等都由鲍罗廷起草，再由孙中山审定。11 月，国民
党发表改组宣言。12 月，孙中山连续向国民党员发表演说，反复申述改组
国民党和学习苏俄的决心。但是，在国民党内反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右派势力
不小。还有不少人，看到国民党处境困难，希图得到国内外革命势力的支援，
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暂时赞成孙中山的联共政策。真正积极拥护和执行孙中山
改组政策、实行国共合作的重要干部，在国民党内是少数，例如廖仲恺、宋
庆龄等。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便不能不依靠共产党人。
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要活动家，积极赞助孙中山实现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
的决策。
1923 年12 月19 日，瞿秋白发表《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一文，
肯定国民党在孙中山领导下几十年苦斗牺牲的功勋：“辛亥革命造成中华民
国的，是国民党；历年以来任劳任怨为平民争权利，反对北洋军阀的，也只
有国民党。”同时指出，国民党过去的活动“只偏于军事方面，不能不想运
用无聊的政客，——结果吃力不讨好，反受人民的漠视”。现在“国民党已
经觉悟，如今决计宣言大改组，号召全国平民来共同组织，共同奋斗”。全
国人民“第一步，应当赶紧组织国民党，集中我们的政治势力”。“应当积极
的加入国民党，共同的实行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才有复苏的希望。只有那时，
此次国民党的改组才真是中国民权运动的新纪元。”①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前，
约在10 月初，瞿秋白便离开上海赶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①《向
导》，第49 期。
1923 年底，李大钊经由上海会见陈独秀后到达广州，与已先期抵此的
谭平山、瞿秋白一起组成指导小组，以指导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
共党员。瞿秋白这时住在鲍罗廷在东山春园的公馆，担任鲍罗廷的助手和翻
译。鲍罗廷经常邀李大钊及其他中共代表到公馆商谈。每次他都拿出一些文
件请大家看。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草案，是由鲍罗廷、瞿秋白、汪精
卫、胡汉民等草拟的。宣言草案先后在上海、广州进行了讨论。参加上海讨
论的有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瞿秋白以及蒋介石等。在广州，鲍罗廷、
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和瞿秋白进行了长达十五个小时的讨论。瞿秋白并
将用俄文起草的宣言草案译为中文，提交宣言草案小组进行审定。在广州期
间，瞿秋白应青年团广东区委和广州地委的邀请，向青年团骨干分子作了题
为《三民主义》的报告，阐述新三民主义学说，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实现国
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思想。
1924 年1 月20 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瞿秋白和
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张国焘等共产党人一道出席了大会，促
成了大会的成功。大会通过的宣言，孙中山深感满意。他说：“此次我们通
过宣言，就是从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①宣言规定的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虽然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体系、
最高纲领等方面不同，但它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在基本上是
相符的，因此，新三民主义就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经过改组后的
国民党开始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
线的组织形式，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就成为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①
《国父年谱》下册，第1058 页。
瞿秋白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按国民党当时情况，
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样负实际责任。瞿秋白经常奔波于广州
上海之间，负责处理两党合作问题。因此，有人说他主持了中国共产党中央
的“不管部”。
1924 年7 月11 日，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国民党中央设立政治委员会（即
中央政治会议），以辅助孙中山应付时局，规划政治方针。孙中山自任主席，
委员有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瞿秋白（原为谭平山，7 月16 日谭即辞
职，由瞿递补）、邵元冲、伍朝枢，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瞿秋白先后出席
了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多次会议。8 月6 日，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
孙中山、胡汉民、瞿秋白、邵元冲、伍朝枢及鲍罗廷出席。会议决定设立统
一训练处，将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滇军干部学校、陆军部讲武堂，
西江陆海军讲武堂、警卫军学兵营及航空局，统归训练处管理。训练处由孙
中山任主席，委员有杨希闵、许崇智、蒋介石、宋子文、程潜及鲍罗廷。9
月3 日，举行第七次会议，讨论北伐问题，孙中山、瞿秋白、伍朝枢及鲍罗
廷出席。议决：（一）发表北伐宣言，大本营移驻韶关；（二）韶关大本营特
设政治训练团；（三）9 月7 日国民运动大会宣传宗旨为反对帝国主义、反
对北方军阀。本日为反帝运动周的开始。9 月10 日，举行第八次会议，继
续讨论北伐问题，除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瞿秋白、伍朝枢、鲍罗廷外，
还有宋子文、王法勤、丁惟汾、白云梯出席。此次北伐，起始于9 月3 日爆
发的江浙战争（直系的江苏军阀齐燮元与皖系的浙江军阀卢永祥开战），奉
系军阀张作霖准备入关，同皖系军阀段祺瑞相勾结，企图共同推翻直系军阀
曹锟、吴佩孚的统治。孙中山因与皖段、奉张两系有反直联盟的关系，加上
广东商团阴谋发动叛乱，准备推翻广东革命政权，广州形势危急，希望向广
东以外谋求出路，于是决定北伐，并亲率北伐部队离开广州，移驻韶关。后
来，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党人的正确主张，回师弭平商团叛乱，初步稳定了广
东的局势。
这一时期，瞿秋白除在广州参加中央政治委员会外，还以中央候补执
行委员身份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指导工作，担任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
国日报》的编辑和撰稿工作。他为《民国日报》写了《中国解放运动之公敌》、
《五一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