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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说到这里，她昂起了头，如同宣布王位继承人那样尊严、肃然，“可是你父亲把几十年前的这桩旧案翻了出来，作为离婚的借口。希望你能和我站在一起，为保全我们这个家庭、保卫你父亲的名誉，还有为保障我们的权益而斗争。”
杨白泉陡然变色，一副受到突然袭击、猝不及防的模样。
“……你父亲当时原谅了我，而我那样做也是为了报复他对我的三心二意，他从来没有对我忠实过……”说到这里，白帆才痛哭失声。这是杨白泉记事以来母亲对他说过的最多的话，而且多半还是关于她自己的，于是觉得她近几日的亲善态度很值得怀疑。她还说：“以后就不必交房租了，你们夫妇两地分居，经济上的确有些困难。”她的亲善为什么不早点来？哪怕晚点来也好。
母亲的谈话，拨开了杨白泉自懂事以来的一些疑团。他始终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是被排斥的，而母亲对他也分外苛刻，宁肯看着他与妻子长年两地分居，也不肯帮忙，而她是有这个能力的。不帮忙就算了，还假模三道地说：“你应该在基层多锻炼几年．不要急于回北京，你们夫妻还年轻，来日方长，”那她为什么背着父亲，利用父亲的关系，把舅舅安排到了大城市？父亲知道后好一场大闹。
又为什么把芙蓉从外地弄回北京？
这公平吗？
除了他，现在还有哪个部级干部的子女留在基层做一名小职员？与妻子寄居在父亲这栋部长楼里还要交房租，却拿出几千块钱让芙蓉到处旅游。
妻子生孩子的时候，居然只煮一个鸡蛋，在饭桌上，当着全家人的面，把那惟一的鸡蛋放在妻子面前，还说：某某同志请吃鸡蛋。这一枚鸡蛋真是赛过导弹哪。
这是他的父母，这是他的家吗？
北京对他有多少意义？惟一吸引他的是这里有他的妻儿。
原来母亲对他如此刻薄，是为了洗刷自己，是以此对父亲表示改悔，而父亲在这样的年龄，又于出这样伤风败俗的事……
但她无论如何是自己的母亲，自己总该有——份孝敬的责任，不论她对自己如何……
看来，他也错怪了父亲对这个家庭的一贯冷漠——男人最大的耻辱就是老婆给自己“戴顶绿帽子”。想到这几个字，杨白泉脸红了。
这个家怎么能在这样的基础上维持凑合了几十年？还是个模范家庭，而他也是这个模范家庭的成员。可是他能戳穿这个骗局吗？不但不能，还得往这个摇摇欲坠、粉墙剥落的房子上继续添砖、添瓦、抹石灰。
“你父亲居然把我从前的这些事，告诉了那个下贱的女人，自然也说到你不是他的儿子……”
杨白泉皱了皱眉。这句刺耳的话她怎么一再重复，说来那样容易？好像在说保姆干活偷懒，应该换一个勤快的。一贯稳健的父亲，又怎能家丑外扬？
如杨白泉这样行为端正的人，却偏偏摊上了让人说长道短的父母，哪怕说他们自私、暴戾，都比这些绯闻好。他实在太不幸了，有不肖子孙之说，怎么没有“不肖父母”之说？
町是他更恨那个叫做吴为的女人，如果不是她，这些事情还可以永远包着，即使那张纸很薄，也是包着的。母亲自己不会捅开，死要面子的父亲也不会捅开，如今这些秘密很快就会随父亲和吴为的丑闻大白于天下。他们不要脸没什么关系，让他把脸面往哪儿放？以后还怎么做人？
“你父亲这一躺倒，这个家就要靠你来撑了。佟大雷又来过了，说吴为随时会闯到医院看你父亲，让我们当心……你怎么对这样大的事好像无动于衷？……”母亲要他怎样呢？难道让他举起拳头宣誓吗？她给了他这样难以消化的一块东西，没等他咽下去，就想让这块东西的卡路里马上见效。
在胡秉宸面前，白帆反倒收敛起来。不再提吴为，不再挑衅，嘘寒问暖，十分体贴，与过去的打闹完全变了一个人，一再表示：“只要你撤回起诉；和吴为保持什么关系我都不在乎。”
胡秉宸原来的要求并不多，不过是一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情妇，白帆的政策既然放得如此宽松，又何必在乎那个形式？又何必以带病之身打什么官司？他摇摇欲坠的地位，也再禁不起哪怕一根头发的重量了。想想与白帆多年夫妻，胡秉宸善良的心不安起来。
再说风云突变。
初始情况对胡秉宸非常有利。有关人士说：“我才不在乎上头说什么，当官的说不行就不行？没那回事，现在是实事求是。部级干部离婚早有先例。蒋南翔那个离婚案，邓大姐和蔡畅都不让离，不是也离了吗？何况还有第三者，那位女士等了他二十多年，头发都等自了。”理论上的确如此。但谁让胡秉宸“捅了这些宗派分子的马蜂窝”？结果只能是“这些王八蛋宗派主义分子把我打击得太厉害了”。可后来得知白帆属于那样一个作战集团，集团又有那样一个强大的后盾，后盾又下了一个不知真假的“指示”，有关人士的说法就变了：“办案人了解了一下，吴为亲口对人说她爱胡副部长，这就不好办了。”吴为是不是这样说了？不需要核实。虽然委托律师还常到医院求证一些不很清楚的事实，一丝不苟地记录着胡秉宸的申诉，没有记下来的地方，让胡秉宸重复说明，直到一字不差为止。可吴为知道，没有用，都没有用了，有关方面已经打了招呼，不批准胡秉宸离婚。开始接手这件案子的时候，从胡白二人的婚姻史到目前存在的问题，大家都认为胡秉宸可以在任何时候，理所当然地结束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
可是案子处理进程中，“某办”来了电话，只是电话而已。
律师问：“有文件吗？”“没有。”
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然中国又是一个法制国家，有关领导当然不会下达一个文件，干涉某人的离婚案。
听说还派出…个四人小组，“调查一下吴为是不是坏人！”听上去很像当年江青的气派。
不知对吴为的调查进行得怎么样了？
起诉人胡秉宸还在认真回忆着：“那是一九四一年，不，七月，当时在一起工作的同志都知道这个情况，可以向胥德章和常梅同志了解……”接着胡秉宸又说出一位可以作证的副部长。
没用。胡秉宸就是三头六臂，理由一万；白帆就是再偷人养私生子，再虐待胡秉宸，不要说六个耳光，就是六刀子，他也无处可以说理了。胡秉宸输定了。白帆送采的物证，不过是吴为给胡秉宸的两封信，虚无缥缈。若加上分析和想像，才能感到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气氛，似乎有个女人在阴沉的雨天，穿行在墓地里，寻找死去爱人的墓碑。
可这不能证明吴为是第三者，上面既没有“我爱你”，也没有“你爱我”，或是“我们某日某时在某处见面”。法律需要的是证据确凿，确凿得让被告人无法反驳，而不是模糊的猜想。还有些证据是没法证明的证据。白帆反映说吴为给她打过电话，要求她放弃胡秉宸，证明人是杨白泉。电话又没录音，杨白泉那天为什么待在家里不上班？而吴为来电话时，又恰好守在电话旁？这些都是可疑之处。连白帆的律师也认为这些证据算不上证据。她不该同情什么或倾向什么，只应倾向真理。
可她禁不住想，这个要求诉诸法律、以为法律可以解决问题的胡秉宸，还不知道上面早已做出裁决。
作为一个副部长，胡秉宸是否也如此处理过到处申诉、要求公正的当事人？现在轮到他了。
可律师还是一板一眼地做下去，她的笔在纸上飞快地移动着，她要做个好律师。尽管她的辩护还没开始就已判定失败，可她还会在法庭上进行答辩，——他们有权判决，却没有权力决定她用什么态度工作。
接着就是四面楚歌。抛弃白帆的只是胡秉宸，抛弃胡秉宸的却是他赖以生存的那个世界。现在，他比白帆还要孤独了。如果没有碰到吴为，无论公私，胡秉宸顶多心怀抑郁，但是不会掀起这样大的动静，落魄至此。
他害怕了！他不是害怕压力，他害怕的是被踢出那个世界。
胡秉宸应该庆幸，幸亏吴为没见过什么是真正的硬汉。如果没有茹风一家的支持，无权无势、无依无靠的吴为怎样坚持下去？
为例行健康检查，茹风父亲住了几天医院，对茹风说，正好有些领导同志也在这儿住院，我准备借此机会替吴为做做工作。她最近情况如何？要她坚强起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有机会也告诉胡秉宸同志，你让我为他办的事我全办了，也让他放个心。”出院后，还为胡秉宸的律师安排了与某位有关人土的会面，“但律师去之前一定要和胡秉宸同志本人谈一次，胡秉宸同志自己也要向党组表个态，不然人家会说我：你怎么那么积极？他与党组取得联系后，让他给你打个电话。”
胡秉宸居然“宋明理学”地说：“这样做不好吧？”不但没向党组表态，更没有将此事告诉茹风。
“胡秉宸还知道什么是男子汉的责任吗？净让我们这些小孩子出面瞎忙活，要不就把你推到前面，自己却不出头。按照他的社会地位，说句话，比你、比我们这些小孩子都管事，但他就是不动：他当了这么多年的官，难道不知道提出离婚就得不断地向领导、组织申诉，等是等不来的。我们家最担心的其实还是你，要是牺牲你的写作就太不值得了，你看，这是爸爸给我的一份青年民意测验，有一个问题是：国内你最喜欢的作家是谁？你排在头一名……对胡秉宸的所作所为，你常说‘这回我可想开了’，我却觉得这正是没有想开的证明。既然生活需要我们扮演某种角色，又何不选择一种更为超脱的角色扮演一番？我不愿看到你头发斑白而又琐事缠身，这样的奉献在统计学上没有意义……什么时候你能珍惜手中的笔还有那么多读者，那你就真正地想开了。”茹风说。
吴为不是不懂这个道理，可她只要一提出和胡秉宸分手，他就要死要活的。她怎么能忍心看着他要死要活而无动于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