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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出使西洋归国。船到上海补给时，亲眼所见各沙船船行困顿之情，是以日思夜想解决之法，终有所得。”林义哲想起了目前中国传统的内河沙船运输业的凋敝情形。不由得在心里叹息了一声。
李鸿章想起当年的往事，也是感慨不已。
沙船运输业在咸丰道光年间一度空前繁荣。自北往南输运大豆。自南往北输送漕粮，月余往返一趟，一艘沙船一年可以往返七、八次，获利颇丰。上海港最盛之时，有沙船5000艘，水手10万余人。
但自1842年《南京条约》及1860年《北京条约》之后，中国诸多港口对外开放，西方轮船的涌入，迅速将中国传统的沙船客货运输业逼到了溃灭的地步。因为无论是速度、载重、安全还是价格，传统的沙船都不是西洋货轮的对手。不过四五年光景，上海港的沙船已锐减至四五百只，黄浦滩上，搁浅着成千的木船，任凭风吹日晒，自然朽腐。哪怕是象沙船船王王永盛的船队，也毫不例外地一路颓唐下去。其他的船主们也都和王永盛一样绝望。因为硬件、软件都无法与洋商抗衡，只好期待官府出面交涉。船主们聚在一起议论，结果是一致推举王永盛带头去向官府呈文，恳求官府与洋人交涉，将大豆、漕粮的生意划归中国沙船专营，外商不得插手。
呈文里的一段话打动了李鸿章。呈文里说，如果沙船业破产，不仅仅是十余万船工失业的问题，还可能激起民变，进而朝廷的漕粮运输线也可能被破坏。李鸿章将呈文转给总理衙门，极力推动此事，但却在英国公使威妥玛处碰了钉子，威妥玛当场表示拒绝，声称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须全部由清朝政府负责。
事情不了了之，作为“安抚”，清廷减免了沙船三成的“助饷银”和三成的“捕盗银”，但终究是杯水车薪，仅靠朝廷的漕粮运费一项，维持整个沙船业早已力不从心。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两年后，欧亚海底电缆远东段铺设到了上海，更多的西洋商轮涌入中国，中国沙船运输业的境况更是雪上加霜。
在这一期间，清政府也不是对沙船运输业不管不问。总理衙门也曾饬令内阁军机大臣、南北洋通商大臣共同筹议解决漕运危机一事。结果得到了三种建议。一是修复运河，恢复河运；二是修复所有废弃的沙船，继续维持海运；三是朝廷增加沙船运输业的漕运运费，以挽救濒临破产的沙船运输业。
然而三种建议都遭到了李鸿章的反驳。李鸿章认为，运河八百余年，竭尽全力，运输能力不过每年十万石，于漕运大局无补；明明有便利的海运条件，非要耗费巨资去修运河，岂不是疯了；而修复沙船，至少需要支银3000万两，还需修建容量万石以上仓库400余座，朝廷哪里有这么多钱？增加沙船漕运费，救得了一时，却非长久之计。
当时曾国藩也陷入了深度的矛盾当中。早在1867年，容闳就曾建议他采用“招商集股”的方式，购买洋轮，组建中国人自己的轮船公司，以挽救漕运。但当时曾国藩担心的是，太平天国之乱刚刚平息，民心未固，“承运漕粮……在沙船为常业，非万不得已，亦未便遽作改图”，一旦朝廷发展轮船，十余万沙船业主和船工水手失去生机，会酿成大规模民变和暴乱。
但无论如何，中国传统的沙船运输业终究是到了穷途末路。1872年3月，总理衙门再度致函曾国藩、李鸿章，询问采用轮船承担漕运一事，希望他们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一个月后，曾国藩溘然病逝，事情完全着落在李鸿章身上。李鸿章的解决办法，是成立轮船招商局。招商局的运营方针，也由之前官方制定的“承运漕粮，兼揽客货”，改作了“揽载为第一义，运漕为第二义”，将招商局的主营业务放在客货运载上。
招商局成立之初，也和沙船业一样，与外国轮船公司发生激烈的竞争。但由于船政的大力支持，英国太古、怡和轮船公司，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均多次针对招商局发起的商战都被击败，在一干熟悉近代西方商业运作规律的“买办股东”的通力合作下，旗昌公司破产，太古、怡和则被迫三次与招商局签订“齐价合同”。朝廷的政策支持，与经验丰富的民间经理人之间的通力合作，使招商局迅速打开局面，跻身中外大轮船公司之列的主要原因。随着招商局业务的不断扩大，不但吸纳了不少沙船业的水手劳力，也给沙船船主们带来了一线希望。
沙船船主们曾寄希望于朝廷在恶劣的商业环境下给予他们必要的保护，但他们毕竟属于“落后生产力的代表”，如果不改变的话，只能与他们那些沉重蠢慢的沙船一起，接受被时代淘汰的命运。而招商局运作的成功给了沙船船主们以很大的启发。他们开始集资购买小火轮船，代替古老的沙船，以期走出困境，重获生机。但是中国国内目前能够生产蒸汽轮船的船厂并不多，而且现有的船厂除了福建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外，都是外国船厂，这些船厂大多只对生产大型轮船感兴趣，对于可以用来在内河进行航运的小火轮船，并不愿意承造。
而林义哲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将江南制造总局“船务分离”、“造民用小火轮船”的建议，无疑是相当有针对性和具备可操作性的。
对于建造3000吨以上的轮船，造过“90天炮舰”的江南制造总局尚无把握，但造用于运货的小火轮船，却是绰绰有余的！
“这个办法好。”李鸿章抚掌道，“若能如此，不但沪厂得脱大困，民间船运亦可得兴，日后我大清万里江河，当是中国轮船之天下！”
多年以后，李鸿章仍将开办轮船招商局及江南造船厂兴造小火轮一事，看作自己事业上最璀璨的一次成功，其自称：“招商局及小火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
第二百一十一章 荣归故里
《李文忠公集：日记》：“……与林鲲宇谈，所获颇多，……鲲宇言西洋各国之所以致富强者，以工商诸务之振兴也，工商诸务之无阻，以各项公司之易集也。凡事，**则难支，众擎则易举，势孤则气馁，助多则智周。西洋公司资本之雄，动以数千百万计，断非一人一家之财力所能就。然苟有当办之事、可兴之利，则风声一播而富商立集，股票一出而巨款立致。盖其规画之精，风俗之纯，章程之善，令人称羡。”
“鲲宇言西人崇圣教‘民为邦本’之说，西人尝谓谋国之要有三，曰安民，曰养民，曰教民。所谓养民者，何也？……一曰造机器以便制造，二曰筑铁路以省运费，三曰设邮政局、日报馆以通消息，四曰立和约通商以广商权，五曰增领事衙门以保商旅……听其言，方知西国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亦末矣！”
“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此其理为从前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一所未讲；而外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不能执中国‘崇本抑末’之旧说以难之。”
“中国用人以富者为嫌，西俗用人以富者为贤，其道有相反者。夫登垄断以左右望而罔利市者，谓之‘贱丈夫’，中国数千年来，无愚智皆知贱之。……贬之曰‘铜臭’斥之曰‘守财奴’，中国之习俗然也。泰西各国最重议绅，议绅之被推选者，必在殷富之家。……至其选为各部大臣及宰相者，非殷实之世爵，即富厚之名人，其意以为彼皆不忧衣食，专顾体面，未有不竭诚谋国者。”
“鲲宇为拟招商局‘全改殷商承办。官只收利保护’条陈数言，畅谈良久，临去恋恋。……”
福州，马尾港。
福州的冬天，也是蛮冷的。因为地处长江以南，这种阴湿的冷更是超乎想象。濒临阔海、面朝大江，福州的水气总是丰富有余，让它的冬天多了一分潮湿的凝重。赶上一连十几日，天空总是阴沉着脸，树影斑驳竟也成奢望，寒冷自然有恃无恐地在福州城的大街小巷里游荡。至于福州的冬天。在文人墨客的内心里，会认为它少了一些冬天应有的气质，大概是因为无雪的缘故吧。毕竟，雪于冬天。就如同星星于夜空，失去了就不够迷人；如同盐于菜肴，缺少了便没有味道。对于福州来说，或许只有三个季节：春天、夏天和晚秋。春天人们还没来得及感受。如果问起生活在通商口岸福州的外国人对福州天气的最深印象，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会说：“这里的秋天没有落叶。这里的冬天没有雪。”因为，秋天到来的时候，这里没有北上的那种落叶的金色；冬天到来的时候，也只剩下了冷冷的雨。
时值隆冬，阴冷的海风不时的吹来，沈葆桢感到了身上的寒意，不由得紧了紧身上的皮袍。
尽管天气很冷，沈葆桢并没有回家休息的意思，他的目光，仍然不时的看着远处的海面，透着期盼。
此时他的脑海里，还回想着林义哲写下的那些振聋发聩的文字。
“查西国富强之源……约有五大端：”
“一曰通民气：用乡举里选以设上下议院，遇事昌言无忌；凡不便于民者，必设法以更张之；实查户版生死婚嫁，靡弗详记，无一夫不得其所，则上下之情通矣。……”
“二曰保民生：凡人身家、田产、器用、财贿，绝无意外之虞；告退官员，赡以半俸；老病弁兵，养之终身；老幼废疾、阵亡子息，皆设局教育之，则居官无贪墨、临阵无退缩矣。……”
“三曰牖民衷：年甫孩提，教以认字；稍长，教以文义；量其材质，分习算、绘、气、化各学，或专一艺，终身无一废学者；何也？有新报之流传，社会之宣讲也。……”
“四曰养民耻：西国无残忍之刑，罪止于绞及远戍、苦工，其余监禁、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