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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照寺，冯先生生前两次来此隐居。它在泰山脚下，环境幽深，游人接踵。脚步一踏进故居的门，冯先生的塑像巍巍迎人。
我，肃然地向他鞠了三个躬，可惜只见颜面而不闻声音了。西壁上有他大笔题写的“驱逐倭寇”的长联，警心惕目，正气浩然！不禁使我想起岳飞的“还我河山”。我仔细地向东墙上看了主人学习的课程表：从早晨五时起，一直排到晚十时止。国际问题、经济学、《左传》、文学、英语、习字，一项一项，排得满满的，学有定时，一年如一日。他的教师，都是当代有名专家，像老舍、吴组缃、杨伯峻、赖亚之、赵望云……八九位之多，特别引我注意的，是学习辩证法这一课。有一页残存的学习笔记，上面写着“从量变到质变”的心得。我原以为，我对冯先生是有相当了解的。从青少年时就震于他的威名，听过流传的他的很多不平常的故事：当了总司令了，还替士兵推头；考问自己的将官：来自哪里？吃的什么人的饭？四十年代初，认识了冯先生，有了一些接触，知道他思想进步，为人朴素平易，爱好文艺，好写“丘八诗”，可是参观之后，觉得自己对冯先生知之太少了。一个旧式军人，经历了几个大时代，几十年来，身经何止百战？他的大名留在现代的历史上。到了晚年，回溯生平，寻求归宿，热心地学起马列主义来了。这叫我怎能不肃然起敬、深沉思考呢？就小事看来，他的学习是非常认真的。我从来没想到冯先生会写“字”，但摆在我眼前的他的书法：真草隶篆，都很有功力，一大“寿”字，一大“佛”字，高高矗立，气魄实在撼人。
他居处的门前，花木葱茏，姹紫嫣红，一片生机。引我注目的是竖立在花间的几十块石碑，碑身不高，可是十分耀眼。每块碑上，刻着一首诗，他亲手用小篆写成，诗的上方，刻着赵望云配的画。我一一看过，一一读过，一一想过，我的感情也一浪逐一浪地在翻腾，在追溯。这些碑，名副其实的诗碑，碑上写着的是：“一个黑热病的孩子”、“山轿”、“泥瓦匠”、“采野菜的妇人”、“穷人的年节”、“路旁残废人”、“山上的挑夫”……每块诗碑，就是一朵花，她颜色惨白，令人坠泪。它们像悲惨旧世界罪恶历史的陈列，令人悲伤，令人愤怒，令人深思，令人奋起。一块块石头立在那里，冷冰冰，可是写它们的那一颗心呵，却是红红的，滚烫的。
另外，他还为自己写了一篇诗的自传，刻在墓前。题目是《我》：“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要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共十六句。
这是他自己的写照，也是对来者的示范。
读着这些碑上的诗，我悲伤，也有点歉意袭上心头。
冯先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将军，他大手一挥，把末代皇帝逐出了皇宫；他五十年前就和吉鸿昌烈士擎起“抗日同盟军”的大旗。他又是一位诗人，多年来为人民苦吟诗。1936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1942年，我到重庆之后，他不时宴请文艺界少数同志，我每次敬陪末座；我也曾到歇台他的公馆作客，令我有亲切家常之感，何况两人又都爱新诗！
我刚到山城不久，一位“赈委会”做负责工作的同志，把冯先生的一本赵望云配画的诗稿送来，希望我写篇序言，我斟酌再三，未敢下笔。今天，在泰山脚下，读到冯先生当年写在纸上的配画诗，刻在一块又一块的石碑上，今之视昔，我心里的滋味，就难以言喻了。
我怀着宿愿已偿的喜悦而又内心悲伤的情绪，走出了冯先生的故居。
临出门时，我再次向冯先生的塑像回眸。这时，普照寺内响起了一声又一声悠然的钟声。我在家人的扶持之下，走下了一级又一级的石阶。心中想，在巍巍泰岳脚下，埋着一位将军，一个诗人。
对他说来，有了个伟大的靠背；而山呢，也因有了他增添了青色的光辉。
当双脚踏上了平地，我带着虔诚而亲切的心情向高处放眼，我想说声：这次到了泰安没有登高望远，山灵应不见怪吧？
作者简介
臧克家（1905—2004），近代杰出诗人，著名作家、编辑家，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三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第七、八届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二届理事，第三届理事、顾问，第四届顾问，第五、六届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三、四届委员，第六、七届荣誉委员，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写作学会名誉会长。代表诗作有《有的人》、《老马》、《难民》等。
心香一瓣
冯玉祥先生是民国时期著名军阀、军事家、爱国将领、著名民主人士，曾领导察哈尔抗日民主同盟军抗击日寇，率军响应北伐战争，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尽管由于政治视野的局限，他的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陷，但从旧式军人转变为坚定的民主主义战士的过程，足以显示出他炽烈的爱国热忱和深厚的民主主义情怀。尤其是在关系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都做出了令人崇敬和赞叹的选择。
回忆往昔的烽火岁月和他的戎马一生，我们没有理由不像臧克家先生一样对这位国民党高级将领致以深切的缅怀和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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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中国人的病
沈从文
要有自信心，忍劳耐苦不在乎，对一切事皆有从死里求生的精神，对精神身体两不健康的病人狂人永远取不合作态度。这才是救国家同时救自己的简要药方。
国际上流行一句对中国很不好的批评：“中国人极自私。”凡属中国人民一分子，皆分担了这句话的侮辱与损害。办外交，做生意，为这句话也增加了不少麻烦，吃了许多亏！否认这句话需要勇气。因为你个人即或是个不折不扣的君子，且试看看这个国家做官的，办事的，拿笔的，开铺子做生意的，就会明白自私的现象，的确处处可以见到。当政大小官僚情形且格外严重。它的存在原是事实。它是多数中国人一种共通的毛病，但责任主要应归当权的。
一个自私的人注意权利时容易忘却义务，凡事对于他个人有点小小利益，为了攫取这点利益，就把人与人之间应有的那种谦逊、牺牲、为团体谋幸福、力持正义的精神完全疏忽了。
一个自私的人照例是不会爱国的。国家弄得那么糟，同自私大有关系。
国民自私心的扩张，有种种原因，其中极可注意的一点，恐怕还是过去的道德哲学不健全。时代变化了，支持新社会得用一个新思想。若所用的依然是那个旧东西，便得修正它，改造它。
支配中国两千年来的儒家人生哲学，它的理论看起来是建立于“不自私”上面，话皆说得美丽而典雅。主要意思却注重在人民“尊帝王”“信天命”，故历来为君临天下帝王的法宝。前世帝王常利用它，新起帝王也利用它。然而这种哲学实在同“人性”容易发生冲突。表面上它仿佛很高尚，实际上它有问题，对人民不公平。它指明做人的许多“义务”，却不大提及他们的“权利”。一切义务仿佛都是必要的，权利则完全出于帝王以及天上神佛的恩惠。中国人读书，就在承认这个法则，接受这种观念。读书人虽很多，谁也就不敢那么想“我如今做了多少事，应当得多少钱？”若当真有人那么想，这人纵不算叛逆，同疯子也只相差一间。再不然，他就是“市侩”了。在一种“帝王神仙”与“臣仆信士”对立的社会组织下，国民虽容易统治，同时就失去了它的创造性与独立性。平时看不出它的坏处，一到内忧外患逼来，国家政治组织不健全，空洞教训束缚不住人心时，国民道德便自然会堕落起来，亡国以前各人分途努力促成亡国的趋势，亡国以后又老老实实同做新朝的顺民。历史上做国民的即只有义务，以尽义务引起帝王鬼神注意，借此获取天禄人爵。待到那个能够荣辱人类的偶像权威倒下，鬼神迷信又渐归消灭的今日，自我意识初次得到抬头的机会，“不知国家，只顾自己”，岂不是当然的结果？
目前注意这个现象的很有些人，或悲观消极，念佛诵经了此残生，或奋笔挥毫，痛骂国民不知爱国。念佛诵经的不用提，奋笔挥毫的行为，其实又何补于世？不让做国民的感觉“国”是他们自己的，不让他们明白一个“人”活下来有多少权利，不让他们了解爱国也是权利！思想家与统治者，只责备年轻人，困辱年轻人。俨然还希望无饭吃的因为怕雷打就不偷人东西，还以为一本《孝经》就可以治理天下，在上者那么糊涂，国家从哪里可望好起？
事实上国民毛病在于用旧观念不能应付新世界，因此一团糟。
目前最需要的，还是应当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各方面共同努力，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使人人乐于为国家尽义务，且使每人皆可以有机会得到一个“人”的各种权利。
要求“人权”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它实在是一切现代文明的种子。
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能自由思索，自由研究，自由创造，自然比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蠢如鹿豕，愚妄迷信，毫无知识，靠君王恩赏神佛保佑过日子有用多了。
自私原有许多种。有贪赃纳贿不能忠于职务的，有爱小便宜的，有懒惰的，有做汉奸因缘为利、贩卖仇货企图发财的，这皆显而易见。如今还有一种“读书人”，保有一个邻于愚昧与偏执的感情，徒然迷信过去，美其名为“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