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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入睡之际，仍在想着这整个期间都在想的问题——生与死。而更多地是想着死，他觉得自己离它更近了。
“爱呢？什么是爱？”他想道。
“爱妨碍死亡。爱便是生存。只是因为我爱，我才明白一切、一切，只是因为我爱，才有一切，才存在一切，也仅仅是因为我爱。一切都只同爱联系着。爱是上帝，而死——即是：我，作为爱的分子，回归到总的永恒的源泉里去。”这样地想，使他感到慰藉。但这只是想。其中还有缺失，那是偏于个人的，智力的东西——还看不显著，于是，依然不安和难以解释，他睡着了。
他梦见他躺在他现在躺着的房间里，但没有受伤，而是好好的。许多不同人物，卑微的，冷淡的，出现在他面前，他们同他交谈，争辩着勿须争辩的事情。他们打算去一个地方。安德烈公爵模糊地想起，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他有别的最重要的事务，但仍继续说下去，用一些空洞俏皮的话使他们惊讶。渐渐地、不知不觉地，这些人物全部开始消逝，一切只剩下一个关门的问题。他起身朝房门走去，以便插上门栓，把门关闭好。一切有赖于他来不来得及紧闭房门。他走，急忙走，但他的脚不能迈动，他于是知道他来不及关门，但仍然徒劳地鼓足全身力量。他陷入痛苦的恐怖之中。这恐怖是死亡的恐怖：“它”就站在门外。但就在他无力地笨拙地朝房门爬去的时候，这一可怕之物已从另一边压过来，冲破了房门。某种非人之物——死亡——已快破门而入，应该把门顶住才对，他够着门了，鼓起最后的力气——关门已不可能了——哪怕就顶住它；但他的力气微弱，而且不灵活，因而在可怕之物推挤下，房门被打开，但是又关上了。
它又一次从那边压过来。他最后的超出自然的力量白费了，两扇房门无声地被撞开。“它”进来了，而它就是“死亡”。于是，安德烈公爵死去。
但就在死去的那一瞬间，安德烈公爵想起他是睡着的，同时，在死的那一瞬间，他给自己身上用力，醒了过来。
“是的，这就是死。我死了——我醒了。是的，死——便是觉醒。”突然间他的心里亮了起来，那迄今为止罩住未知物的帘幕，在他心灵的眼睛面前掀起来了。他感到好像挣脱了以前捆住他的力量，他感到了从那时以来没有离开过他的那奇怪的轻松。
当他在冷汗中醒来，在沙发上动弹的时候，娜塔莎走到他身旁，问他是怎么了。他不回答她，而且不理解她，只是用奇怪的目光看着她。
这就是玛丽亚公爵小姐到达前两天，他发生的情况。从那天起，正如医生所说，内热有了坏的发展，但娜塔莎并不在意医生的话，她看到了那些可怕的，对她更勿庸怀疑的精神上的征兆。
从那天开始，对于安德烈公爵，从梦中醒来的同时——也就是对人生的觉醒。他觉得，与生之延续相反的生之觉醒，并不比与梦之延续相反的梦之觉醒来得更缓慢。
在这比较缓慢的觉醒过程中，没有什么可怕的急遽的东西。
他最后的时日过得平常而又单纯。
没有离开过他的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娜塔莎也感觉到了这点。她们不哭，不颤栗，在最后时间里，她们自己也感觉到，已不是在照料他（他已经没有了，他离开了她们），而是在照料关于他的最亲密的回忆——他的身躯而已。她俩的这一感觉非常强烈，以至死的外在的可怕的一面，已不能对她们有影响，她们也不认为需要发泄她们的悲伤。她们既不在他面前哭，也不背着他哭，而且绝口不在她们之间讲起他，她们觉得无法用言语表达她们内心明白的东西。
她俩都看到，他愈来愈深地，缓慢而平静地离开她们，沉入到那一个某处，并且她们两人都知道，这应该如此，这样好。
给他作了忏悔，领了圣餐；大家都来他这里告别。当儿子被带到他跟前，他用嘴唇吻了他便转过头去，不是因为他觉得心情沉重和遗憾（这一点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娜塔莎是明白的），而是仅仅因为他哭了，要求他做的事也完了；但当人们告诉他为儿子祝福，他这样做了，又睁开眼张望，仿佛询问还有什么需要做的。
魂灵正在离去的躯体最后颤动的时刻，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娜塔莎在他旁边。
“逝世了？！”在他的躯体一动不动地，并且在冷却下去，躺了几分钟之后，玛丽亚公爵小姐说道。娜塔莎走过去，向那双僵死的眼睛俯下身去，急忙阖上了它们。她阖上了那双眼睛，没有亲吻它们，而是伏身在那个关于他的最亲密的回忆的体现上。
“他到哪里去了？他现在在何方？”
当把洗净的尸体穿好寿衣，让它躺在桌上的棺材里的时候，大家前去诀别，并且都哭了。
尼古卢什卡哭了，困惑的悲痛撕裂他的心。伯爵夫人和索尼娅哭了，力娜塔莎惋惜并且想到他已不在人世。老伯爵哭了，想到很快，他觉得，他也要跨出这同一可怕的一步。
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现在也在哭泣，但她们不是出于自己个人的悲伤，他们哭泣是由于虔敬的感动，她们的心灵因面对她们所目睹的死亡之隐秘而深受感动，死亡的隐秘即简单而又庄严。
1
人的智力难以理解产生各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但是人的内心感到需要寻找这些原因，人的智力不深入剖析产生各种现象的无数的复杂的各种条件，而这些条件中每一条单独来看都能被说成是原因，只抓住首先碰到的最容易理解的一个近似的条件，于是说：这就是原因。在许多历史事件中（在这些历史事件中人的行动是观察对象）上帝的意志是最原始的近似条件，其次是站在最显著的历史地位的人的意志，即是历史上的英雄的意志。但是，只要深入剖析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实质，也就是深入剖析参加这些事件的全体人民群众的活动，就会完全弄清，历史上的英雄的意志非但没有支配人民群众的行动，而且他们的意志总是被人民群众的意志所支配。不管是这样或那样去理解历史事件的意义似乎都完全一样。然而，一些人说，西方人向东方推进，那是因为拿破仑要这样做，另一些人说，这件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必然要发生，这两种人的说法和另两种人的说法的差别完全一样，一些人说，地球是不转动的，行星都围绕着地球转，另一些人说，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支撑着地球，但是他们知道，地球和其他行星的运动是受某些法则所支配着的。除了所有原因中的一种原因之外，一个历史事件没有也不可能有多种原因。但是有某一些法则支配着各种事件，这些法则有些尚不清楚，有些已被我们探索出来了。只有当我们完全抛弃在一个人的意志中去寻找原因的时候，才能发现这些法则；与此相同的是，只有当人们抛掉那些有关地球的一切成见，才能揭示行星运动的法则。
历史学家认为，在波罗底诺战役和莫斯科被敌人占领并焚毁之后，在一八一二年的战争中最重要的插曲就是俄国军队从梁赞大路进入卡卢日斯卡雅大路，然后直趋塔鲁丁诺营地的运动——即所谓的越过红帕赫拉的侧翼进军。历史学家把这一天才功勋的荣誉归功于各种不同的人，并且争论，荣誉究竟属于谁。甚至外国的历史学家，甚至法国的历史学家在谈及这次侧翼进军的时候，都承认俄国统帅的天才。但是，为什么军事著作家及其追随者都认为，这次拯救了俄国和击败拿破仑的侧翼进军，是某个人深思熟虑的创举——这实在太难以令人理解。首先，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一军事行动的深思熟虑和英明在什么地方，因为要知道军队所处的最佳位置（当它不受攻击的时候），是在粮草多的地方——这不需要动什么脑筋。每一个人，就是一个愚笨的十三岁的小孩也不用费力就会知道，在撤出莫斯科之后，一八一二年军队最有利的位置是在卡卢日斯卡雅大路。因而，第一，不能理解，历史学家们为了弄清这次军队运动的奥秘之处，使用了什么样的推理方法。第二，尤其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历史学家们究竟是怎样看出这次军事行动使俄国得救而使法国失败；因为这次侧翼进举，如果在此之前，或与此同时和在此之后发生另外的情况，就可能对俄国军队来说是毁灭性的，而对法国军队来说则是幸运的。如果说，自从完成这次军事运动之后，俄国军队的军事地位改善了，那么，无论如何也不能由此得出这次军事运动是那个原因。
这次侧翼进军，假如没有其他一些条件的巧合，不仅不会给俄国军队带来任何好处，而且可能把俄国军队毁灭掉。如果莫斯科没有被焚毁，那将会怎样呢？如果缪拉不知俄国军队的行踪，那将会怎样呢？如果不是拿破仑按兵不动，那将会怎样呢？如果按照贝尼格森和巴克莱的建议在红帕赫拉附近打一仗，那将会怎样呢？如果法国人在俄国军队渡帕赫拉河的时候发动进攻，那将会怎样呢？如果拿破仑在到达塔鲁丁诺的时候，立即只用他进攻斯摩棱斯克的十分之一的兵力进攻俄国军队，那将会怎样呢？如果法国人进攻彼得堡，那将会怎样呢？……在所有这些假设中，只要任何一条成为事实的话，侧翼进军的结局就不是拯救而是毁灭。
第三，令人最难以理解的是，研究历史的人故意不愿看见，这次侧翼进举不能归功于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任何一个人对它有所预见马赫主义的变种。认为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只是人类经，从菲利的撤退也和它完全一样，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任何一个人看清楚它的全貌，它是由无数的各种各样的条件一步一步地、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