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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错者，明交错而成六十四也。数往者顺，若顺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数往也；知来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旋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来也。夫《易》之数由逆而成矣。此一节直解图意，逆若逆知四时之谓也。
又曰：
乾坤纵而六子横，易之本也。
又曰：
乾坤定上下之位，离坎列左右之门。
《说卦》之“帝出乎震”一章说了八卦的方位（离南坎北、震动兑西、乾西北坤西南、巽东南艮东北），邵雍则就“天地定位一节”给出了所谓“伏羲八卦”的方位“乾坤纵而六子横”，并谓此为“易之本”。由此，易遂有体、用之分；八卦遂有伏羲、文王之别；易图遂有先天、后天之形。至于对顺逆之说，邵雍则依据《先天图》六十四卦圆图“图皆从中起”而有新的诠释。《先天图》为邵雍以逆爻序逻辑卦变而得，其圆图象天，方图形地。圆图之数为“逆数之，震一、离兑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为一贞八悔之贞卦序数），所以是一“O”型模式。圆图以乾、姤间至坤复间为“中”。所谓“顺天左旋”是今逆时针方向，即自乾向左历兑、离、震、坤、艮、坎、巽以至于乾的循环，圆图左方先见乾父而后有子女（夬至复31卦）；圆图右方先见坤母而后有子女（剥至姤31卦），故曰“皆已生之卦”。所谓“逆天右行”是今顺时针方向，即自姤向右历坎、艮、坤、震、离、兑、乾以至于姤的循环，圆图右方先见31子女卦而后见坤母；圆图左方先见31子女卦而后见乾父。故曰“皆未生之卦”。自乾左旋为顺，旋者溯往；自姤右行为逆，行者迎来。所以，起震一至坤六为“逆知四时”。邵雍此解因自创《先天图》而发，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自成一家。就《说卦》此章文字而言，其诠释较之先儒圆满而寓意深刻（如深究伏羲是否果有其“人”，则另当别论）。
三 邵雍对“帝出乎震”一章的新诠释
邵雍之前，诸儒对此一章内容所作的诠释多是以卦的方位而望文生义。如对“帝出乎震”的解释，《子夏易传》曰：“帝者造化之主，天地之宗，无象之象也，不可以形智索。因万物之生成始终其显其出入焉，参而主之者阳也，是故出乎东，春之建也。阳动于下，万物震之而生也，故震东方之物。”《郑氏周易》曰：“万物出乎震，雷发声以生之也。”《周易集解》：“崔憬曰：帝者天之王气也，至春分则震王而万物出生。”《周易正义》孔颖达疏：“万物出乎震，震东方者，解上帝出乎震，以震是东方之卦耳。”
邵雍则赋予了一些新意。在解说这“起震终艮”一节时，说其图为“震兑横而六卦纵”，其卦之方位是明“文王八卦”，在易之体用关系中则为“易之用”。并且认为这样的八卦方位是从“伏羲八卦”（乾坤纵而六子横）演变而来的：“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为泰，坎离交而为既济也。乾生于子，坤生于午，坎终于寅，离终于申，以应天之时也。置乾于西北，退坤于西南，长子用事而长女代母，坎离得位，兑震为偶，以应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尽于是矣。”
四 邵雍诠释《说卦》对后世易学的影响
朱熹在《易学启蒙》中多引邵雍语录，其中邵雍对《说卦》的新诠释内容几乎全部引用之。因后来朱熹易学立于学官之故，所以从元、明、清三代的很多易学著作中，都能看出邵雍新诠释《说卦》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1、 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的划分
自邵雍说“起震终艮一节，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也”及朱熹于《易学启蒙》中表彰邵雍易学之后，遂有分八卦为“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之举。如宋末朱元昇著《三易备遗》，不但以之推衍出先天八卦为《归藏易》（伏羲）、后天八卦为《周易》（周文王），还发挥出“中天八卦”以之为《连山易》（黄帝）。此后更是层出不穷，至清李光地《周易折中》可谓达到高峰。特别是于象数学派的易图书学方面，以之衍化而出的易图更是数以千百计（如先见于明初赵撝谦《六书本义》中的《天地自然河图》，即阴阳鱼形章潢《图书编》所称之《古太极图》，则是以“先天八卦图”为衍母，步步变化而出）。其实，“先天八卦”不先，“后天八卦”不后，若不是邵雍对《说卦》有如此地新诠释，后世也不致于有如此五花八门的演绎。
2、 因邵雍的新诠释而有易学的重新分类
朱熹常对弟子们讲要明确“各是各底易”，分出“伏羲之易”、“文王之易”、“周公之易”、“孔子之易”等。其“伏羲之易”与“文王之易”的分类既是本于邵雍对《说卦》的新诠释。朱熹以《先天图》为伏羲之图，归入先天之易；以《帝出震图》（见《道藏？周易图》）为“现行周易”，归入后天之易。同时还以《说卦》为孔子作，既是说孔子原本明白有“伏羲之易”与“文王之易”的区别。当初孔子作《说卦》，何不直指“天地定位”一节为“伏羲八卦”、“起震终艮”一节为“文王八卦”？于此朱熹则无讲。
3、《周易》体用之分因“伏羲八卦”与“文王八卦”之分而成定局
朱熹咬定“伏羲之易”是先天之易为易之体，“文王之易”是后天之易为易之用，其根据还是依据邵雍有关“乾坤纵而六子横，易之本也；震兑横而六卦纵，易之用也”之说，同时也认可邵雍关于“文王八卦”方位是从“伏羲八卦”方位改易而来的说法。其实，邵雍之前并无一人说一张震位东方的八卦图是周文王排列的方位，或说其为“易之用”，此样的易图只是称之为《帝出震图》。一部以所谓的“伏羲八卦”为体的易，并非为《周易》，而“天地定位”一节却恰出自《周易》。同时，就是说伏羲不但仰观俯察画出八卦，而且还要根据当时中国中原的地形气候（天位上地位下，日东出月西坠，东南多泽西北多山，雷起东北风疾西南）安排出八卦的具体方位。从此以后，《周易》的体用之分便成定局，一部称之为“后天之易”的《说卦》之中居然有“体”有“用”？居然能从中分出“伏羲之易”与“文王之易”？显然存在矛盾。然而，任何人对此都不敢置喙而有异议，此亦足见邵雍对《说卦》新诠释对后世的重大影响。
4、因误读邵雍对《说卦》的诠释而产生的负面影响
邵雍诠释《说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曰：“太极既分，两仪立矣。阳下交于阴，阴上交于阳，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也。”此处所谓的“加一倍法”，就是就被朱熹片面引用作画卦的卦爻层累“加一倍法”。须知，邵雍是于“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之后方说到此“加一倍法”，明显是指六十四卦易数的加一倍而言，故有“乾为一，乾之五爻分而为大有，以当三百六十之数也。乾之四爻分而为小畜，以当十二万九千六百之数也。乾之三爻分而为履，以当一百六十七亿九千六百一十六万之数也。乾之二爻分而为同人，以当二万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万七千四百五十六亿之数也。乾之初爻分而为姤，以当七稊九千五百八十六万六千一百一十垓九千九百四十六万四千八京八千四百三十九万一千九百三十六兆之数也。是谓分数也。分大为小，皆自上而下，故以阳数当之。一生二为夬，当十二之数也。二生四为大壮，当四千三百二十之数也。四生八为泰，当五亿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二千之数也。八生十六为临，当九百四十兆三千六百九十九万六千九百一十五亿二千万之数也。十六生三十二为复，当二千六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七十垓三千六百六十四万八千八百京二千九百四十七万九千七百三十一兆二千万亿之数也。三十二生六十四，为坤，当无极之数也。是谓长数也。长大为小，皆自下而上，故以阴数当之”之说。而朱熹于《易学启蒙》中却将此易数的“加一倍法”片面引用作画卦的卦爻层累“加一倍法”。时至今日，仍然有人把朱熹片面引用的画卦“加一倍法”当作原本出自邵雍的“学问”，殊不知邵雍主张“独阳不生，寡阴不成”，又说“八卦相错者，相交错而成六十四卦也”，他是不会以一阴或一阳的层累叠加为四象、八卦的。朱熹曾说“方才有阳，哪知道有阴”，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伏羲当时画卦是先画一阳一阴（是成两仪），再就一阳和一阴上各自生出一阳一阴（是成四象），再就四象的每一爻画上各生出一阳一阴（是成八卦），直到于“五画卦”的三十二爻画上再各生出一阳一阴（是成六十四卦）。朱熹于《易学启蒙》中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地引用“邵子曰一分为二”、“邵子曰二分为四”、“邵子曰四分为八”、“邵子曰八分为十六”、“邵子曰十六分为三十二”、“邵子曰三十二分为六十四”，致使人们误认为此种“独阳能生，寡阴能成”的画卦方法就是邵雍所说的“加一倍法”。表面上看来，如果人们相信这就是邵雍的“加一倍法”，那似乎就会成为为邵雍诠释《说卦》给后世形成的正面影响，而实际上却是由于朱熹的片面解读所造成的地地道道的负面影响。如果说人们能真个理解邵雍的“加一倍法”另有所指，而看透朱熹言圣人画卦之谬，则邵雍对《说卦》的诠释方会真正发挥其正面影响的作用。
结束语
邵雍是北宋时期的易学大家，他对《说卦》新的诠释较先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