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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问话使刘丹却一点也不感到尴尬，她有点惊诧地瞪着我说，杨千一早在两年前就破产了，我也早就和他分手了，你一点也没听说吗？
我大吃一惊地看着她说，没有，我这几年很少来家，每次回来也都是住不了几天，我不清楚发生在T市的新闻。杨总的公司为什么会破产呢？刘丹叹口气，这有多方面的原因，经营不善是一个方面，但公司上上下下的铺张浪费，还有别的一些方面的事情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到最后，他的产品一点也卖不动了，他不但还不上贷款，而且到了为躲债而东躲西藏的地步，他不破产又有什么办法？
我说你有时间吗？我请你到咖啡厅去坐坐吧。刘丹笑笑说，我是一个闲人，时间对我是无所谓的，我就是怕耽误了你的宝贵时间，我知道像你这种人都是很忙的。我说没关系，我这次回T市就是来休假的，而且我正在组织一部书稿，我希望你能为我详细地说一下有关杨总破产的情况。刘丹却说，你为什么不去找杨千一本人呢？我听说他眼下就在T市，你去找他本人谈谈不更好吗？我说我不知道他的住址和电话什么的，你能帮我这个忙吗？刘丹说，我给你两个电话，这是他母亲和他弟弟的。你知道他在T市过去是没有空的，他总是住在饭店或别的什么地方，所以你只能先和他的父母和弟弟联系才能找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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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即使我能找到他，有些情况我反过来可能还会来找你聊聊，因为我正在写一份有关这方面的东西，而杨千一的情况是非常吻合的。刘丹就笑着说，你说的是哪些情况？我意味深长地看着她，你应该知道我要的是哪些情况——其实你刚才一说到杨总破产了，虽然我有点吃惊，但这个结局却是在我几年以前的预料之中。因为我毕竟和他到南方的几家分公司转了一圈，在那一个多月中，我对他的各方面都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您更了解他。虽然你在他身边的时间比我长几十倍，但我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冷眼观察他的，所以我当时就已经预感到，如果他仍然按照这样一种人生道路和经营模式走下去的话，破产只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我倒想问您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您是在什么时候离开杨总的呢？
刘丹说，我在他快要破产之前就离开了他。她似乎知道我会问他为什么，所以她直接回答了我想提出的问题：你当然可以说我和他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而且有一度我们的确讨论过结婚的问题，尽管我无法控制他在那方面的事情。但是我们始终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责任不在我这一面，而是后来他向我承认他得了病，而且这种病是治不好的。我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和他分了手。所以我不知道他现在的病情发展到什么地步了，但我敢说他肯定还活着，只是怕活不了几年了。
他得了什么病？
刘丹叹口气，说出来我都替他难为情，是性病，也就是你们常说的爱滋病。其实你也知道这对他也是早晚的事情。幸亏我没有被他传染上，否则我也完了。
我说从您离开他以后您有没有去看过他？刘丹摇摇头说，我们这样的关系，断了就是断了。实话说，我们只是一种交易关系，我用不着在这方面说什么好听的。但我一直说杨是个好人，他从来没亏待过我，他那个人的脾气和性格你是知道的，他宁肯自己节衣宿食，也不会亏待跟随他的人。所以在我们分手的时候，他曾给了我一笔青春损失费，但我却不想再见到他。很多事情一旦成为过去，大家也都彼此不再来往得好，这样至少还能彼此保留着一分美好的记忆。而且我知道他眼下的日子肯定是不好过的，所以我也不想看到他穷困潦倒的样子。事实上，在刚才遇到你之前，我已经把他彻底给忘了。她又叹息一声说，我知道你可能会在心里骂我这个女人太无情无意，但这毕竟是一段过去的历史，何况这段感情毕竟也不是真正的爱情。而且我还年轻，我需要重新开始生活，我不想再让他的事情影响了我个人的生活秩序。
您结婚了吗？
我就快要结婚了。刘丹脸上堆着笑容说，今年秋天我就要结婚了，我的先生是一个离过婚的中年人。他是一个出版社的编辑。你知道我一直想找个知识分子做丈夫的，虽然他只有一份工资收入，但我不在乎这些，因为我有了一点积蓄，而且我还开了一家美容院，我在生活上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我只是想忘掉那段历史重新开始生活。刘丹从包里摸出一张名片，这是我的电话，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就打电话给我。
然后我们就友好地分手了。我想起刘丹当初在杨千一的公司中，凡事都是以他未婚妻的身份对公司事务进行干预的，虽然她并不经常到公司去，她唯一关心的事务实际上就是公司的财务账本。她到公司的目的就是去查账，表面上是在帮助杨千一监督财务的运作，实际上却是在关心着公司流动资金的情况。因为她经常从会计那里以各种名义报销一些消费开支，甚至连买名贵时装也都开出发票要求报销。稍有不如意的时候她就会委屈地哭起来，弄得全公司上下的男人们都非常同情她，认为她是一个受害者。
可人总是在变化着的，如今她也要结婚了。这使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不管是多么心高气做的女人，也不管是从事卖笑还是被人包养的二房式的女人，她们到头来总是要嫁人的，只有婚姻和家庭才是她们的归宿，而在此之前，她们的种种努力无非都是为了这一目标的奋斗而已。
我费了好大的周折才总算找到了杨千一而且摸到了他的住处。那天傍晚尽管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杨千一的形象仍然让我感到震悸：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白短袖衫和一条灰长裤，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棒球帽，我从他光秃的头皮上就能猜测到他的头发都脱光了，而且头皮上隐长着一些红斑。他人消瘦得很厉害，就像二战时期从纳粹德国集中营刚刚被解放的犹太人那种样子，他的脸已经变了形。屋子里散发着一股我说不清的气味——这是一间二居室的老房子，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他原先的妻子出于可怜他而给他倒出来的房子，否则他连这么一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因为即使在他年利润达到几百万的时候，他也没顾得上为自己买套房子，因为用他的话说，他的钱有80％都用于投资性消费了。
我按照他的要求给他买了几瓶干红葡萄酒。在我印象中，他过去是很少喝酒的，我直到今天还记得曾和他在西安的一家脏兮兮的拉面馆里双手端着大粗碗吃面条的情景。由于桌面全是油污，所以我们只能这样端着碗吃饭——那是一次他证明给我看的他能过人下人生活的示威活动。在我印象中，他抽烟也不多，一包烟差不多能抽两天。除了有公务应酬以外，他也很少主动去喝酒，倒是那些妓女们总是习惯性地要酒喝，于是他就成了配角，跟着她们喝一杯有牌子的干红。但今天他却当着我的面连喝了两杯，到第三杯时，他才端着杯子面无表情地对我说：
我有好几天没喝酒了，因为我没有钱，而他们又不愿为我花这份钱。我现在只能在这里等死，所以我要求你和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你放心，像我这种病，实际上连唾液都传染不上，只有在做那种事的时候才能传给别人……刚说到这儿，他的脸就是一阵痉挛。他说了一声，对不起，就跑去了厕所。过了一会儿他才出来说，下面老是犯痒，我都抓破了，什么药也用了，但却不管事，我知道它得烂掉。
我看到墙上挂着一幅放大的照片，那是杨千一在人民大会堂从某个领导人手里接过奖状时的留影。那时候他大约有40出头，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他虽然不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但仍不失是一个健康而富有生气的精干男人，他的脸上洋溢着有点得意的微笑。因为在这次博览会上，他发明的营养液获得了国家金奖。这正是他所创立的扬扬生命保健有限公司达到鼎盛的辉煌时期。
既然你要求我从头讲讲我的历史，那我就给你讲讲。因为在你六年前刚来公司实习搞调查的时候，虽然我们相处了一个多月，但我的确没有向你讲述过我的经历。你所知道的情况实际上也只是你所看到的那些情况，但那只是我人生中的一个片断。当然，我也没必要从我小时候的情况讲起。我父亲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个上校军医，他跟随他们师的残余部队向解放军起义投诚了，后来他被分配到T市一家中医院行医。但在“文革”中，他被人诬陷为国民党潜伏特务而被判了五年徒刑，我们全家也被赶返回浙江老家去务农了。由于我在家乡的表现比较好，再加上我父亲又被保释出狱并面临着被平反的前景，我被当地农村保送到浙江大学去读化学医学专业。你可能不知道，浙大的化学在全国教育系统都是比较出名的，而我那个导师恰恰又是我父亲在黄埔军校时那个老上级的儿子，所以他肯把全部学问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这使我在日后为研制填充剂和医学保健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毕业后我也被分回T市的一家药厂当技术员。当时我父亲已经退休了，但他的退休金却很难维持他和我母亲的老年生活。因为我母亲一直是个没有职业的家庭妇女，而我和弟弟也都没结婚，这一切都需要钱。于是我就利用业余时间给一家外地药厂当技术顾问。后来我帮他们研制出来一种新药，其中有几个配方是我们厂同类新药中的。我为此拿到了一笔科研开发费。但这件事不知怎么就传了出去，结果我被以投机倒把罪给判了六年徒刑。不过由于我在狱中表现的好，我只呆了四年便出来了。出来后我没有了职业，就只能到外地一家县级药厂去做技术员并负责新产品的开发工作。而我当时已经基本上研制出了填充剂——你还记得在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