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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教材生意的朋友说法，归根到底是为了一个利字。
在官方，教材编纂数千上万名“公务员”，每年审定教材，亦是一块肥肉，对企业，每年几十亿册教科书的印刷带来数百亿的市场。对个人，全国成千上万人靠着“啃教材”为生，而对于校方来说，教材同样也是一块“肥肉”，在这么一个环环相扣的市场面前，谁可能放弃？所以，教材年年改、日日改。而改来改去，其目的早就不是什么“育人子弟”，而是名副其实的“吃学生”、“啃学生”。
不过，在这里，虽说教材编纂对于国内的各个书局都极为重要，但是与后世不同，几乎是在教育部推出这个政策之后，无论是书局。还是编纂者们就纷纷表示赞同和支持，而其原因则是在看到陇海沿线学校，采用教材回收带来的益处，学生不需要再负担书本费，任何人只需要几个铜板的注册费，就可以入学就读。对于这些以“教育为业”的人来说，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
而为了印刷符合质量的教科书，各家书局不惜于去年采购了新式印刷机，不以挣钱为目的，唯社会责任所系，或许，正是在这种前提下，方才能编纂出这些让李子诚倍觉满意的教材。
与后世的“统一教材”不同，现在教育部所采用的是“审定制”，就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根据颁布的中小学各科课程标准，通过自己设定的教材审定机构，对有关出版单位编辑的各类教材进行审查鉴定，审定通过后准予出版、发行、使用的一种教材编审制度。与国定制想比，这种制度无疑为教材的编纂和出版留下了较大的自由空间。
正像这三十二套由各个书局编纂教科书的编纂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民间性，民间在编纂教科书上有较大的自主权，只报教育部审核即可；二是它的编纂者都是国内具有现代思想的第一流的教育家，自然也就体现了此时教育的基本理念。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瓶之罄矣；维之耻。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南山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我独何害？南山律律，飘风弗弗。民莫不。我独不卒。”
念着这篇《诗经？小雅：蓼莪篇》，这篇以以缅念父母的辛劳为主旨的课文，李子诚只是满意的一笑。
对于这套《国语》教材，李子诚亦十分赞同，在他看来这套教材显然要比后世的教材更为适用，扬学新学、新说，而不忘中华之美德传统。教之本在育人，使学生有自由发展思想的能力；使学生能看平易的古书。使学生能做文法通顺的文字；使学生发生研究中国语学的兴趣，这才是国语的根本。
这套希望书局制定的小学国语一共6册，每册大概有50到70篇课文。教材中多半谈的是人生修养、民族精神。那些从国内各地聘请的或保守或推新地编者们编辑意图很明确，所收作品大致反应了四个方面的主题。
一是“亲爱精诚”，叙述亲族朋友之爱，及阐发济物利群之精神者，二是“民族意识”，关于卫国御辱。及发扬民族精神者。三是“学业修养，关于学问及人格之修养。四是“身心陶冶”。关于欣赏、健体、娱乐。
因为国语课本无疑是培养人文素质的最重要的媒介，它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心灵，因此对于学生的人格塑造，乃至对于一代人的人格塑造都是不可小觑的。所以在李子诚的强调下在书局编纂国语教材地时候，可谓是慎之又慎。
这套《国语教材》按照他理想中的模式，给学生展示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这里要地是真善美，容不得半点矫情、夸饰、作假和媚上，也不要枯燥无味的政治说教。在浩如烟海的古今文字中。要精选出有血有肉。言之有物，文采斐然，可作青年范文的名篇，实在是一项浩繁而又有相当难度的系统工程。
所幸这套凝聚着数百人心血编纂地国语教材在制定之后。受到国内教育界的好评。这套国语教材中没有所谓的文学革新和国学地争执，有的仅只是对文化传统地传承，所有的编者都以殷切地期望和父辈地理性。希望通过这部教材地教化，来塑造理想中地未来中国青年形象。
“怎么，又在看这套教材，”
笑看着似乎对那教材有些爱不释手的李子诚，穆很难想象作为一国总理，在去年一年之中，几乎每个月都会抽出时间来过问小学课本的编纂。甚至还亲自教科书的审议，甚至还曾专门邀请编纂委员会的成员，与他们商讨教科书的编纂事项，那种认真的态度远超过外界的想象。
“藕初，我对教育的理解仅仅站在一个普通人的理解上。”
放下那本厚厚的教材，李子诚极为认真的说道。
“但我关心中国的今天，也同样关心中国的未来。所有正处于当下的中国人都知道。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型当中，这次转型将以什么方式展开，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是与教育有关的。一个国家的教育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国家的文明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说，普通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中学、小学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这个国家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道出这一番话时。李子诚的神情变得很是认真，在三年前，创办德华大学时，李子诚所考虑的是集中精力创建一所世界上第一流的理工大学，不惜巨资建起的那所大学，云集着世界一流的学者。但是，在随后的几年间，这种态度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小学的水准，等于国家的水准？”
对李子诚的这番话，穆倒是一愣，出于实用，他更顷向于专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就像陇海沿线的一座座中高等专科学校以及作为最高学府的德华大学，都是公司倾力支持的。
“19世纪，普鲁士打败法国，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德意志民族的崛起，在小学老师的讲台上就决定了。”在欧洲游学期间，我曾经去过德国的一个边远小镇，看到十九世纪的德国教学挂图：世界地图。一个七八岁德国小学生就知道万里长城是什么样的，就知道世界七大洲，知道基本的科学常识。而且我还看到了当时保存下来的完整的化学、物理、生物实验室。看到这些之后，我就知道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
在李子诚举这个例子的时候，实际上是引用的后世中国的学者们才德国的考察。
“就像我一样，当我因为公司的需要，开始去关注教育的时候，刚开始主要关注大学，只有大学才能决定一个民族的文明高度，所以我把过多的目光集中在全世界的那些顶尖的大学，我会特别向往、羡慕那些学术大师们，向往着那些学术大师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向往着发达国家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力资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年龄的增长，随着见识的增长，尤其是对现实的了解，使得我发现，比大学更重要的是中学。比中学更重要的是小学。”
在提及这个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复杂的问题时，李子诚随之变得认真起来，过去的经历给了他太多的启示，也正是这些启示，加结合了对这个时代的了解，李子诚方才发现，小学的重要，远超过他的想象。
“可以说。小学最为重要，如果没有好的小学，就不会有好的中学；没有好的中学，就没有好的大学。当然。也有很多人的意见正好相反，在教材编纂时，就有一些人和我争论这一个问题，他们说没有好的大学，中学的师资从哪里来？没有好的中学，小学的师资从哪里来？因此要先办好大学。这也许可以看成是一个循环的问题，但是就现在来看，“小学比大学更重要”，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接受大学教育，而在《教育法案》所规定的强迫教育前提下，未来所有的中国人几乎都要接受小学教育。所以，我才会说了——小学课本，尤其是小学语文课本，代表着一个民族文明的底线。这句话也曾被一些人广泛引用。为什么说是“底线”？如果说，我们的文明高度是由最顶尖的知识分子决定的。那么在底线的意义上，一个民族整体的文明水准则是由所有的中国人决定的。所有的中国人受到一个什么样的小学教育，这个民族基本上就是什么样子！”
在提及这一看法时，李子诚的脑海中浮现出后世的中科院前副院长李慎之先生，他是1923年生人，在民国受的教育，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大学，而是小学和初中。其中印象最深的课，不是数学，不是语文，而是公民课。他说当时读的那套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公民教科书》，他推算那个时代和他读过同一套教科书的人大概有几百万人，那个时候的教育还没有普及。所以。他就有一个感想：这些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受小学、中学教育的人，到了五十年代初，也就是建国初期的时候，正好是社会的主力，而那个时候社会风气相对较好，如果说还做不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话，大致已经接近了。有些人认为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好，是政治原因，是改朝换代造成的的，但是李慎之说是教育造成的，因为这些人——社会的主力人口小时候受过公民教育。
也正因如此，在《国语》、《数学》之外，才会另开《公民教科书》，而按照李子诚的设想，未来的中国不是一群对国家承担责任的国民构成的，而是亿万自由之公民构成的平等国家，平等与自由，对于这个习惯了奴役和被奴役的古老民族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甚至重要的太过沉重。
“五年前，共和代替帝制，民国打倒满清，在时人眼里，却不啻一场地震，寄予了无数强国强种的希望。然而如何“强”，精英们却多是一头雾水。其实他们都在走一条弯路，”
唇角微扬，李子诚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