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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除非立即统一辅币，否则，不可能根除日人利用铜价上涨之机，套取辅币、搅乱金融市场之径！”
孔繁普的话，却是让陈摇头的同时，李子诚同样皱紧了眉头，原因非常简单，从张之洞大量开造铜元开始，铜元便是地方上掠夺财富的重要工具，到清末，单是各局发行量便多达近两百亿枚，而民国军兴后，各省为筹措军费，更是纷纷大造铜元，而且其间还有民间私铸铜元，按财政部的统计，市场上的铜元数量目前超过三百亿。
别说是其它人，就是李子诚自己，当年在连云港的时候，为了筹措经费，同样也曾大量制造铜元，而且相比于他人，自己仿制的铜元更是沿着陇海铁路一路散开，不过那时制造铜元的利润已经从铜元初兴的近六成利润，下降到40％，而就那还是利用连云港先进的机械、冶金技术获得的“技术利润”，他地铜元局往往只有5％左右的利润。
清时户部规定，要求铜元中含铜量不少于百分之九十五，含锌百分之五，有的铸币处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不按上述规定改变成分，当其它成分含量超过百分二十时，则为黄铜，属劣质币，户部不准许制造，一经发现即禁止发行。所以市场上的“劣币”含铜量普遍在90％左右，而连云铜元却是利用相对先进的工艺，使用含铜量不过40％的四六黄铜大量制造铜元，通过适当加厚等方式保持重量，随后通过对铜元镀紫铜的方式“冒充铜元”，不过因镀层较厚，所以很难被人觉察。而在历史上铜元这种“金融之病”，从清末直到抗战军兴，前后近半个世纪，之所以会多次泛滥成迷，原因非常简单，就是逐利而为，在民国后，铜元铸造并没有减少，反而因各省财政需要，更加疯生，以前没设厂的省分，也群起效尤，设局开厂，民国政府不稳，百废待兴，在铜元私铸管理上比晚清更不如，尽管中央甚至地方，都曾试图对私铸铜元加以治理，但很多省份的督军本身就是滥铸铜元的主持者，而他们与私铸的势，又往往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谈河治理？
甚至最后，铜元私铸问题得到部分改善，还是依赖各地商会组织的努力，才稍有改善，在这种各省政治势力、地方势力参与其中，利用制造铜元大量其利时，想说服他们放弃制铜元之利，统一辅币，又岂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见总理、总长二人的神情似乎有些瞻前顾后，孔繁普顿时心下一紧，多年前，他的家庭就曾经历过“铜元泛滥之苦”，所以对铜元变化却是极为紧张，因为他清楚的知道铜元泛滥也好，紧缩也罢，最终受罪的都是普通老百姓，于是便急忙尽最后的努力，以劝说国务院着手统一辅币。
“自张之洞起，各省为获铸钱之利，大造铜元，以至铜元泛滥，至清末，清户部虽曾有意收回制钱之权，因辛亥军兴中途作罢，辛亥后，各省更将铜元视为重要财政来源，大铸铜元，两年制元数量超过去满清十余年所制之半，达百亿枚之多，且当大都为当二十、当百、甚至当五百之铜元，亿万民众深受铜元之苦。而现……”
孔繁普说的有些情动，多年前从省城学堂回家时，他便见到过因铜元贬值而上吊自杀的乡农，甚至于他自己，也曾深受铜元之害，也正因如此，他才会对这项调查如此认真，也正是份认真，才会使得他获得向总理当面解释的机会。
“总理，现在是统一辅币的最佳时机！”
第32章金融乱引币制（求月票！）
“总理，现在是统一辅币的最佳时机！”
在孔繁普的话音落下时之后，这间办公室内，陷入短暂的静寂之中，李子诚则是面对微笑的看着这个年龄大出他数岁的年青人，和陈一样，他的脸上同样也带着鼓励之色，似乎是在鼓励着他继续说下去。
“总理，现今铜价涨，受奸商为谋私利，改钱为铜，民众受辅币不足之难，若欧战后铜价跌，各省必定大造铜元，以获地方之利，而现在，铜价大涨，各省铜元局于去年年末即已先后减少若停止制造铜元，现在更是制一元亏一元，所以，各省铜元局皆以停铸铜元。”
在对制钱、铜元的调查之中，孔繁普同样对各地铜元局进行了一番调查。
“仍以山东省为例，其省铜元局于民元年创办，至欧战爆发，获利约为三十万两，其铜元局包括厂房、设备，投资近四十万两，且现每月维持又需万两之多，现在鲁省铜元局，非但未成地方敛财之源，甚至已为地方财政之负！”
或许是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孔繁普又从公文包中取出两份相同的报告，分别递给总理和总长两人，在两人翻看报告之余，他又继续做着汇报。
“所以，现在统一辅币，因地方于铜元无利可图，自然便无因利生阻可言，若财政部能给予适当补贴，比如，各省铜元局设备可由财政部直接收购，如此，地方便可获巨利，以铜元产量最高的湖北省为例，湖北铜元局有铜元设备近千台之多，若中央折价收购，湖北省即可从中获利超过百万两之工具！”
“嗯，或许这是统一辅币的好时机，而且这个办法倒也不错。但是……”
沉吟着，李子诚看一眼报告中所提的收购铜元局耗资，全国需上千万两之巨。
“资金从那来？”
陈同样看着这个他并怎么熟悉的下属，好的建议谁都能提，但是事情却不见得能办。
“总理，按我国流通铜元三百亿之巨，制钱亦与之相当，全国流通铜质货币总量四十万吨之巨。若是由中央统一收兑，制成铜锭或出口、或内销加以出售，可获利将达亿万之巨！收购铜元局所需不过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那和日本人有什么区别？”
反问一声，李子诚又接着说道。
“将流通的制钱、铜元收购铸铜确可获利，但是，市场所需辅币如何解决。中央发行辅币所需又从何解决？地方铸一元亏一元，难道中央新铸辅币又岂有获利之说？”
“总理，中央发行货币的确需考虑铸币之税，但铸币岂仅为获利？”
在反问之余，深知如无铸币之利，恐怕以财政部目前的状况也很难拿出那笔巨款出来，孔繁普便接着解释道。
“当然，铸币如以亏本运营，势必不可行。所以财政部可以统一全国辅币之时，制定新型辅币，新型辅币可在设计时参考当前原料物价，制定新式辅币，而新式辅币必须考虑物价上涨带来的融铸问题，辅币只是辅助货币，无论是以银两，还是银元，最终在辅币统一之时。必须统一中国货币。”
双眼满怀期待的看着总理，孔繁普的声音不禁微微提高。
“总理。自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后，实行了几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措施，比如“车同轨、书同文”，总理在上任后，不亦成为国务院国语读音委员会，欲统一国语读音吗？而在秦始皇更为重要的举措却是发行秦半两，尽管在某种程度上统一了货币，但事实上，两千年前商业很不发达，货币还是城市居民和上层社会的支付手段，所以这一措施更多的是传达出秦国统一天下的意义，此后各个王朝不断的在货币统一上反复，但却一直未能形成真正稳定的货币体系，连铸币权也一直被官家和民间同时拥有，自张之洞一条鞭法后，银两开始成为中国法定货币，然而银两却非科学货币，就目前我国实行的银两制来说，银两制包括实银（实际流通的银两）与虚银（作为记账单位的银两）。实银，如北京的十足银、天津的白宝银、上海的二七宝银、汉口的公估二四宝银等。虚银，如上海的九八规元、天津的行化、汉口的洋例和北京的公砝等，所有的实银交易都必须折算成特定虚银两之后才能入账。
明万历年间起外国银元大量流入中国，晚清又有官铸龙洋，在实际交易中使用日广。宣统二年清政府曾公布《币制则例》，规定国币单位为元，1元银币重库平7钱2分，含纯银九成，合银6钱4分8厘。民国三年，财政部政府颁布《国币条例》，规定国币为银元，后开铸被称为民间称为“袁大头”的国币银元。虽然袁大头银元发行后受到欢迎，但银两制依然存在，而两元混用之不便，每年给中国经济造成以亿万之损失！”
作为哈佛商学院建院之后的第一批学员，在美国留学时，孔繁普所选择的毕业论文即是以“两元混用”为主题，对两元混用之弊端自然再清楚不过。
“在两元混用复杂的货币制度下，每每呈现的是近似荒唐的交易和结算图景：实际收付场合大都用银元，计账仍以银两为准；无论以银元易换银两，还是以银元易换银两，均需辗转折算，十分复杂，加大了交易成本。由于其他国家多采行金本位币制，从事对外贸易者既要面对金银比价变动，还要考虑银两与银元两元间行情的涨落。因此，上海商界早已有改用银元的呼声！”
“但是别忘了占据中国金融主要市场的钱庄！”
陈在一旁出声提醒道，“废两改元”早在上届财政部即已立项，同样也是财政部的即定政策，一直未予推行，原因很简单，就是考虑到这一阻力。
“总理！”
打断下属的话，陈在一旁出言提醒道。
“根据目前我们调查的结果来看，在上海金融界，钱庄业和银行的处境不尽相同。对待废两改元的态度各异。钱庄作为中国本土旧式金融机构的代表，在金融市场长期居于支配性地位，其经营以银两为基础，传统业务是银钱兑换，后以经营银两和银元兑换为主。钱庄虽然也办理存放款业务，但存入银两有利息，存入银元则无利息；存户若要取得利息，须兑换成银两入账。
在上海金融市场上。历来由钱业制定银元折合为银两的价格即“洋厘”和同业之间互相拆借银两的利息“银拆”，既可收取银洋兑换佣金，又可通过囤积或抛售银元，赚取差价。由于银两制的存在，上海银行业大部分票据清算须由钱业公会汇划总会进行，不少银行不得不在钱业开户存款。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