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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那几个雇来帮忙的农民还是不敢走，又走上来催促：“老人家，还是坐上车走吧。我们不敢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出了事情我们担不起的。”
李紫痕只好坐到牛车上，等到牛车再一次拐过山底的弯道，看不见白云寺也看不见亲人的时候，李紫痕突然放声大哭起来。赶车的农民们都松了一口气，都说：“老人家，哭哭吧，哭一哭心头好过些……刚才你把我们吓坏了。”
不久以后，银城人就看见李紫痕白了满头的头发，看见她顶着一头雪白极不谐调极为显眼地在夏天的城市里走来走去，人们就想：六姑婆怕是活不长了。可是在那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夏天，人们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一条接一条的发下来，中国人民就掀起一个又一个的革命高潮，在那种大好形势下人们没有精力注意一个老太婆。断断续续的有人看见她去买过菜。也有人看见她很吃力地提了一只木桶，木桶里只装半桶水，一步一挪地从洪源井往家里搬水。还有人看见她坐在屋檐底下，面前居然放着那个她用了几十年的绣架，只是不见她再绣什么，就那样呆呆地坐在绣架的后面。有时候绣架上就会绷了一块好看的绸缎，绸缎上的花鸟鱼虫、闲云野鹤全都栩栩如生鲜艳无比，但那都是许多年以前绣上去的。有几个心细的邻居猜测说，六姑婆不会死的，现在每个月九公还从北京给她汇钱来，六姑婆准是在等九公回来。想到这个女人一生当中种种出人意外的古怪行为，人们觉得这个猜测也许有几分道理。渐渐的，人们越来越少见到这个老太婆，随着间隔时间的延长，大家也就越来越淡漠。总之。过了一个十分短暂的冬天和春天，转眼又是夏天。忽然有人想起来大约总有几个月没有见到六姑婆了。于是就有人去敲门，敲门没人应，大家就说撬开看看吧，就有人去拿来了铁杠。老屋的门一打开，就仿佛进了蜂窝，就看见密密麻麻一层黑森森的苍蝇爬满了墙壁和所有的桌子椅子。随着嗡的一声乱响，屋子的墙壁、桌子、椅子和那张雕花的檀木大床才露出来。成千上万的苍蝇滚做一团夺门飞出来，几乎把人撞倒。一股催人作呕的腐味搅得人们五脏六腑都翻转起来，人们慌忙地退出去躲了一刻，等到再次走进屋子的时候，看到了六姑婆的尸体。只是他们骇然无比地发现，这老太婆的尸体竟然打扮得如一个华丽无比的盛装的嫁娘。她周身上下都是鲜艳的绸缎，绸缎上都是她自己绣上去的精美绝伦的图案。人们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打量着这具花团锦簇的骷髅，打量着这座城市里独一无二的女人。人们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死的，人们也不知道她死的时候是痛苦的还是快乐的，人们更不知道她为什么把死打扮得如此华丽，如此的令人惊讶和恐惧。
人们远远地望着那具华丽的骷髅，没有人敢往前走，也没有人敢再留在那间阴森的老屋里，人们不知道怎样来处置这具尸体。后来有人提议，把屋门拆了，连人带床一起抬到院子里烧掉。于是，一阵忙乱之后，大家在一堆冲天的大火中，看着一个女人化成一片无用的灰烬。
又过了许多天，一个远房的表外甥才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在北京的李乃之，他没有想到，李乃之接到信时正被关押在“牛棚”里接受群众专政。
第十四章
一
李乃之没有想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在银城监狱里的那场枪决，一直在追随着他，一直等到一九七O年二月十五日才把他置于死地。
在“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多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又特别为城里的机关干部们，指出一条金光闪闪的“五七”道路。于是李乃之夹在潮涌的人流中，从北京来到江西的“五七”干校。按照军代表的指示，李乃之和另外几名副部长一起，被特别关押在一排房子里。
坐在汽车上走出南昌城的时候，看着那些锈红色的田野和丘陵，李乃之忽然陷入一阵难熬的乡愁之中。这儿的一切和银城太像了：这些像涸了血一样的红土地，这条翻着泥浆的红色的土路，公路旁边这条逶迤曲折紧随不舍的小河，远处在潮湿和阴冷中瑟缩着的村落，山冈上寒涛阵阵的马尾松，都几乎是银城的翻版，李乃之觉得它们太熟悉了。他忽然想起许多年以前，自己曾经背着一只书包一寸一寸地走过这片风景，然后，在背后的夕阳和一条幽远的大道的尽头，看见了两个和自己最亲近的女人。那两个女人举起手来，其中的一个手里还捏了一块手帕，晃动的手帕在夕阳里飘飞着，像一只纤细怜人的白鹭在黄昏中犹豫彷徨。李乃之抬起眼睛下意识地朝天上打量，想看看太阳，可是没有找到。阴霾的天压得很低，四下里一派含混低暗的冷光。裹在军大衣里的专案组长面无表情地挤在身边，直盯盯地看着前面的汽车屁股。车队前面不远处的荒地里。孤零零地出现了几排灰色的砖房，看见砖房有人说：“到了。”于是，晃晃悠悠的车队停在房子中间。冻了一路的“五七”战士们跺脚搓手的和行李一起挤在院子里，等着分配房间。
“五七”干校的前身是个劳改农场，现在犯人们迁走了，留下几排空房子，一圈高高的围墙，一群黄牛，和几个花钱雇来看房子的农民。李乃之所在的一连二排三班全都是副部长以上的清理对象，用军代表的话说，全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和揪叛徒斗争中捞住的大鱼。大鱼们都是老头，老头们更不耐冻，全都坐在行李卷上缩着。李乃之从怀里摸出一个小玻璃瓶，拧开盖子喝了一口。一股泸州大曲的酒香味立即在院子里悄悄飘开来，酒是临上火车前儿子悄悄塞给他的。专案组长闻见酒味立刻沉下脸来：
“李乃之，这儿是‘五七’干校，不是你花天酒地的地方！”
所有的眼睛都朝李乃之转过去，李乃之漠然的脸上泛着青光，关进“牛棚”一年多以来，这种呵斥早已成了家常便饭，早就习惯了。专案组长走上去一把夺过酒瓶朝对面的砖墙上摔过去，随着清脆的破碎声，浓烈的酒香味充满了院子。李乃之不动声色地看看发怒的专案组长，然后朝那些闪着冷光的碎玻璃惋惜地转过脸去。背后另一个大鱼低低地劝了一句：“老李，算了。”可是等到人们各就各位的搬进房间后，趁着同屋监视的人被召去开会的空档，李乃之像变魔术一样又从怀里掏出一只扁平的酒瓶来，拧开盖子咕咕地喝下两大口，然后把瓶子递给刚才劝过他的那个大鱼：“老陈。来一点！”老陈笑了：“真拿你没办法。”
于是，从进入“五七”干校的第一天起，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之中，“大叛徒李乃之专案组”和军代表就不得不因为酒的问题和李乃之进行反复的斗争。他们严禁李乃之喝酒，买酒，甚至经常搜查他的行李，还专门为此召开过一个批判会。可是他们至死也没能让李乃之停止了喝酒。李乃之想尽了一切办法，一次又一次的买到酒，一次又一次的打破了军代表和专案组的禁酒令，这几乎成了他的一种游戏，一种乐趣。李乃之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顽固地坚持着这个和时代格格不入的游戏，一直到在这游戏中格格不入的死去。
在所有被捞住的大鱼当中，李乃之原本是排名最末一位的副部长，而且是“文化大革命”前一年才刚刚从局长的位置上提升的。那一年长期患有慢性肝炎的李乃之积劳成疾，在办公室里吐血昏倒，经过住院抢救，又经过半年的疗养之后，在李乃之一再的请求之下，他又恢复了工作，不久便有了这个提升的任命，这个排在最末一位的副部长，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具体负责的闲职。但是“五七”干校不是疗养院，由于李乃之在运动中出名的顽固态度，军代表不允许李乃之接近任何人。分配给他的工作是放牛和打扫厕所。出乎人们预料的是，李乃之竟然出奇的喜欢放牛的工作。在经过一个冬天之后，那群黄牛竟然被他管理得井井有条，驯服整齐得像一支军队。在这一群牛里李乃之最喜欢那头尖角高昂的头牛，他为它起了一个很亲切的名字叫老黄，常常从食堂里买了馒头优待它。老黄干活弄脏了身子，李乃之就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为它刷洗。渐渐的，聪明的老黄认准了这个耐心的主人。只要李乃之往牛圈的门口一站，老黄就会昂起双角走过来站在对面，两只大眼懂事地张望着。李乃之从那双大眼睛里看见许多无邪的信任。就常常会被老黄感动。李乃之就会走上去拍拍老黄的脖子说：“老黄，没有事情，我就是来看看你。”说了这些话以后，李乃之总要找点事来做，或是给牛们添点草，或者是往牛圈里撒些干土。如果这些活都做过了，他就用一把棕刷把老黄周身上下细细地刷一遍。刷着刷着，老黄就会扭过头来，脖子上的牛铃就叮叮当当响起来，然后就叫，叫得很慢，很低，有很多很多的依恋。李乃之就又会拍拍它的脖子：“算了，老黄，你不用客气了。”
渐渐的，“五七”干校的人们发现，李乃之放牛手里不再拿鞭子，只拿一枝竹笛。那枝笛子是李乃之自己用一根竹子做成的。李乃之把当年在抗日歌咏团学来的本事派上了用场，他吹着笛子带牛群上山，又吹着笛子带牛群回家。渐渐的，人们又发现上山时的曲子是《东方红》，回家时的曲子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只要笛声一响，头牛老黄便会听话地带着牛群从牛圈里走出来。一头接一头地跟在李乃之的后边。晨昏交替之中，背后挂了一顶草帽，手中横了一枝竹笛的李乃之，竟然真的变成了一个老牧童。有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