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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away memo to Cheney； November 3； 1975； in Callaway papers； box 5； Gerald R。 Ford Library。
1996年12月11日对温斯顿·洛德的采访；Walter Isaacson； Kissinger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2）； p。671。
Osborne； op。 cit。； p。xxiv。
Ford； A Time To Heal （New York： Harper Row； 1979）； pp。320·327。
Medved； op。 cit。； p。337。
Osborne； op。 cit。； p。11。
Ibid。； pp。xxiv·xxv。
2001年12月12日对莫顿·阿布拉莫维茨的采访。
2002年6月6日对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采访。
2001年12月10日对弗雷德·埃克雷的采访。
Kissinger； op。 cit。； p。850。
Ford； op。 cit。； 357·358； Raymond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85）； pp。540·543。
“Implications of Recent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viet Military Balance；” by Donald Rumsfeld； James E。 Connor files； box 1； folder “Defense； Donald Rumsfeld （3）；” Gerald R。 Ford Library。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resident Ford； Dr。 Henry A。 Kissinger； Donald Rumsfeld and Brent Scowcroft； Oval Office； March 29； 1976； i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Memoranda of Conversations collection； box 18； Gerald R。 Ford Library。
Teeter memo to Cheney；“Analysis of Early Research；” November 12； 1975； in Robert M。 Teeter papers； box 63； Gerald R。 Ford Library。切尼对哈特曼的评论见Hartmann Papers； box 120； Ford Library。
Weekly pil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s； vol。12； pp。22；350； quoted in Garthoff； op。 cit。； pp。547·548。
Ford； op。 cit。； p。374。
Medved； op。 cit。； pp。337；339。
1995年12月6日对切尼的采访。
Republican platform；“Morality in Foreign Policy；” proceedings of the 1976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Nessen； op。 cit。； pp。229·231： Ford； op。 cit。； 398； memo from Mike Duval to Dick Cheney； August 17； 1976； Gerald R。 Ford Library。
见Don Oberdorfer；“Report Saw Soviet Buildup for War；” CIA Declassifies Controversial 1976 “Team B” Analysis；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2； 1992； p。A11。
Jack Davis；“The Challenge of Managing Uncertainty： Paul Wolfowitz on Intellidence Policy·Relations；” Studies in Intelligence； vol。39； no。5 （1996）。
见Robert Dreyfuss；“The Pentagon Muzzles the CIA” American Prospects； vol。13； issue 22 （December 16； 2002）； 及Seymour M。 Hersh；“Selective Intelligence；” New Yorker （May 12； 2003）； p。44。
2002年7月19日对弗朗西斯·福山的采访。
Henry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3）； p。316。
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97。
对埃克雷的采访；2001年11月26日对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采访。
A。 James Reichley interviews with Winston Lord and Brent Scowcroft； Gerald R。 Ford Library。
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652。
第31节：在善与恶的大决战中（1）
在善与恶的大决战中
在80年代里，迪克·切尼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每年至少会有一次消失得无影无踪。切尼仍然在国会山上勤奋工作，拉姆斯菲尔德仍然是芝加哥的一位对雇员要求苛刻的公司总经理。不过，有时一连三四天，国会的人谁也不知道切尼的下落，拉姆斯菲尔德办公室的人也找不到他。就连他们的夫人都被蒙在鼓里；她们只得到一个华盛顿的神秘电话号码，以便有急事时通过这个号码传话。①
完成了白天的工作之后，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通常前往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从那里，趁着夜色，他们各自与由40到60名联邦政府官员组成的班子外加罗纳德·里根的一名内阁成员，分别悄悄来到美国某个偏僻的地方，比如一个废弃的军事基地，或者一个地下掩体。一个由运载着先进通讯设备和其他装置、四周涂了铅的卡车组成的车队，也会驶往同一个地点。
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是里根政府一项绝密计划的主要成员。根据计划，政府秘密实施着具体的计划演习，在美国宪法的具体规定之外，委任一位新的美国“总统”和他的工作班子，以便在同苏联发生核战争期间和之后，能够维持美国政府的运转。多年来，有关里根政府这项计划的一些细节已经被披露出来，但是计划如何运行、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在其中起的主要作用却仍然不为世人所知。
80年代的这项秘密计划，为我们了解2001年9月11日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到恐怖袭击之后的数小时、数日以及数月中小布什政府的运作，提供了神秘的背景。那一天，当副总统切尼督促布什总统不要回华盛顿，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命令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离开华盛顿，后来为了一旦发生新的袭击时保证“政府的连续性”而将其他联邦政府官员送到首都以外去工作的时候，这些行动的根源都是里根政府的那项秘密计划。当切尼本人在“9·11”之后从一个“未经披露的地点”转移到另一个“未经披露的地点”的时候，他从未承认他在80年代里也经常到未经披露的地点躲藏起来。
在里根政府任期的最初几年里，美国政府比自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认真地考虑了与苏联进行核战争的可能性。里根在1980年的竞选中曾经谈到，需要建立平民防务计划来帮助美国在核交战之后能够生存下来。上任之后，里根政府不但着手推动平民防务，还批准了一份包括了与苏联进行“持久”核战争计划在内的新的防务政策文件。②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参与的保持政府延续性的演习，成为这些公开的核备战工作的秘密组成部分。
基本的前提是，美国必须迅速行动，防止被“斩首”，即一旦华盛顿遭受核打击而文职领导出现中断的局面。实际上，里根政府进行核战争的新战略的一个核心内容，是通过打击政治和军事高层领导及其通讯线路，对苏联领导层实施“斩首”。③里根的班子希望确保苏联无法效法美国核战略家的计划。
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间，美国政府在弗吉尼亚州蓝岭山脉的威瑟尔山和沿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州州界的戴维营附近修建了庞大的地下设施，一旦发生战争，这些设施可以用作美国总统的军事指挥所。然而，这些设施的修建，并没有解决如果美国总统没能及时躲进地下掩体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个关键性问题。假如核打击同时击毙了总统和副总统怎么办？哪一位文职官员可以向美国的军事指挥官们下达反击的命令？这位领导人如何与军队联系？一旦发生连续的核交火，谁有权与苏联签订停战协议？
里根政府的秘密政府延续计划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设计的。这个概念很简单：一旦美国受到（或者认为自己受到了）核打击的威胁，三个不同的小组将被派往华盛顿之外分布在美国全国的三个不同地点。每个小组必须随时准备宣布由一位新任美国“总统”来接替国家的指挥权。假如苏联以某种方式发现了其中的一个小组并且对其进行核打击的话，第二个小组将接手，必要时第三个小组再接手。
第32节：在善与恶的大决战中（2）
这不是抽象的、教科书中的计划，而是具体、详细和周密地进行过演练的计划。里根政府指派专人参加这三个小组，每组以一种颜色命名，如红色和蓝色等。每组有一名经验丰富的领导，他可以充当新白宫办公厅主任的角色。显然，选择的都是在行政部门高层特别是在国家安全部门有工作经历的人。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就是这样参与进来的，他俩都曾在福特政府担任过白宫办公厅主任。除了经常参加的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之外，多年来其他担任过组长的人还有后来出任中情局局长的詹姆斯·伍尔西，以及一度实际担任过里根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的肯尼思·杜伯斯坦。
每次一个小组离开华盛顿，都会带上里根内阁的某位成员，他被指定为下届美国“总统”。这些阁员中，有的人毫无国家安全方面的经验；比如，在不同的时候，参与秘密演习的人包括里根政府的第一任农业部长约翰·布洛克和商务部长马尔科姆·鲍德里奇。重要的不是外交政策的经验，而仅仅是因为这位内阁成员有时间跟这个小组一起飞离华盛顿。一些这样的美国“总统”给像切尼或拉姆斯菲尔德这样更有经验的办公厅主任装点门面，似乎是合理的。不过，内阁成员是将要发号施令的人（或者是以他们的名义发号施令的人）。
该计划超越了法律，超越了宪法——它建立了在美国宪法或者联邦法律里没有授权的指定新美国总统的程序——这个问题远非一位法律教授或者里根政府的反对派杜撰出来的批评。相反，这是里根时代的这项计划中内在的问题，是整个演习的部分理论基础。
这些演习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小组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来建立自己的“可信度”。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向美国公众、美国的盟国和苏联领导人表明，现在领导美国的是“约翰·布洛克总统”或“马尔科姆·鲍德里奇总统”，他应该被视为美国合法的领袖·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