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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盟
一个人或者一个集团在明白了自己的争斗对手之后尚不可以立即攻击，应该把这种对立关系放在社会生活的大范围内考察，努力去捕捉和发现敌人方面的内外矛盾，以此为依据去寻找盟友，建立同盟，向共同的敌人作斗争。例如，刘备联合孙权共同对付曹操；王允联络吕布除灭董卓；董承联络王子服、马腾、刘备、吉平等暗中反曹等等，大体均属这种情况。由于社会生活和个人情况的复杂性，在自己为主要敌人的，在他人可能为次要敌人，在自己为长远对手的，在他人可能为暂时对手，这就决定了联盟的复杂多样性。高明的领导人总是把长远的目标放在心里，而全力抓住眼前的目标，以眼前的目标为中心，建立起最大范围的同盟关系，以最少的自身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组成联盟和保持联盟的条件是： 第一，缔结各方有共同的敌人；第二，联盟的形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参加者的利益要求；第三，联盟内部的冲突达不到使联盟破裂的限度；第四，参与者在联盟活动中的所失不超过其所得。前两条说的是联盟的组成条件；后两条说的是联盟的保持条件。
刘备和孙权所以能结成同盟，根本原因在于曹操大兵压境，他们只有联合，才能维护自身的利益。刘备占有该属孙权的荆州却一再推说“借用”，孔明最终主动还掉长沙、江夏、桂阳三地，分割荆州就是为了缓和联盟内部的冲突，并让盟军在联盟中得大于失，目的是要继续维护这个联盟。后来，孙权偷袭荆州、斩杀关羽，刘备大举伐吴，联盟维持的两个条件均丧失，联盟自然瓦解。但终是共同敌人的存在和共同利益的驱使，双方后来又恢复了联盟关系。十八路诸侯所以能组成联盟，是由于董卓作为共同敌人的存在，他们只有联合行动，才能与董卓争天下。而董卓未克，就四散解体，首先是由于袁术坑害孙坚，使孙坚在联盟活动中损失过大，还由于董卓移驾长安时各路诸侯的内部纷争加剧。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把联盟从形式上分为长期联盟与临时联盟、紧密联盟与松散联盟、集团联盟与个人联盟、政治联盟与非政治联盟、公开联盟与秘密联盟、签名联盟与口头联盟等等。每一联盟可以被划入不同的种类。考察一个联盟，并不需要指出它的全部属性，而只要分析其中主要点、突出点就够了。一种联盟是长期的还是临时的，决定于作为其结盟纽带的是参与者的长远目标还是近期目标。以近期目标为联系纽带的联盟，必定是临时联盟；以长远目标为纽带的联盟，自然是长期联盟。一种联盟是紧密的还是松散的，主要决定于参与者目标的距离程度、联盟向心力的大小程度以及外部敌人的威胁程度。参与者的目标越是接近，联盟核心越是坚强，外部敌人的威胁越大，这个联盟就越紧密；反之，联盟就越松散。一种联盟是采取公开的形式还是采取秘密的形式，取决于联盟参加者是否摆脱了共同敌人的控制和威胁，取决于联盟相对力量的大小，如果组成联盟的分子处于共同敌人的控制之中，而他们尚无足够的力量与其相对抗，那一般就采取秘密的形式；反之，联盟分子不受敌人控制，他们有较大的力量与敌人对抗，那就采取公开的形式。签名式联盟缺少保密性，一纸签名到手，整个联盟暴露，曹操在董承家发现了签名盟书，于是知道了这个集团的全部人物，最终彻底粉碎了这个秘密联盟。但签名联盟对参与者有较大的外在约束力，魏国大将钟会夺取蜀国，进驻成都后，欲反叛司马昭，他威逼手下将官签名画押，与他一起配合行动，就是想要利用签名联盟的约束力。
保密
在某些条件下，对自己一方的决策、方案乃至于同盟成员，都需要保守秘密，尤其是领导人掌握计划和方案的全部内容，更应该慎重地对待保密工作的问题。魏国侍中刘晔在朝廷曾竭力劝告魏主曹睿伐蜀，认为“今若不剿除，后必为大患”，睿点头答应。刘晔回家后，众大臣来探问是否有兴兵伐蜀一事，晔回答没有此事，并解释说： “蜀有山川之险，非可易图。空费军马之劳，于国无益。”大臣杨暨听到此话后向曹睿反映说： “刘晔曾劝陛下伐蜀，对众臣又说蜀不可伐，这是犯欺君之罪呀。”曹睿当即召刘晔前来对证，晔对睿说： “我仔细地考虑了一下，还是觉得蜀不可伐。”一会儿，杨暨离去，刘晔奏说： “臣昨日劝陛下伐蜀，乃国之大事，岂可妄泄于人？夫兵者，诡道也，事未发切宜秘之。”（第九十九回）曹睿这才恍然大悟。看来，刘晔正是要将伐蜀决策对杨暨一类众官员保密。钟会、邓艾伐蜀成功后，反相毕露，司马昭利用二人相互之间的矛盾，让兵力众多的钟会去收服邓艾，他自己则提大兵前往长安，暗防钟会兵变，并与亲信邵悌商定对此意秘而不泄。大臣贾充秘告司马昭说，他怀疑钟会收服邓艾后会反叛，司马昭回答他： “如遣汝，亦疑遣汝耶？吾到长安，自有明白。”（第一百十八回）司马昭的回答，似乎未置可否，似乎又是对贾充怀疑的否定，巧妙地保密了自己的意图。
当然，泄密于自己身边的同事或亲人，不见得他们就会干出危害自己利益的事情来，但是，由于消息传播的连锁性，秘密很可能通过他们依次被泄漏于第三者、第四者，……最后让最需要对其保密的人知道，这就误了大事。曹操门下侍郎黄奎与马腾密谋，欲里应外合，诛杀曹操，奎回家后将密谋泄漏于其妾李春香，而黄奎的妻弟苗泽与李春香私通，他正欲得之而无计可施，遂从李春香处打探到黄奎的密谋，向曹操作了汇报，黄奎密谋败露，全家被捉拿斩首。三国后期，吴主孙亮眼见大将军孙綝的专横，写密诏让自己的小舅子、黄门侍郎全纪领禁兵斩杀孙綝，事前嘱咐他： “此事且不可令卿母知之，卿母乃綝之姊也。倘若泄漏，误朕匪轻。”（第一百十三回）全纪受诏回家后，遵嘱对自己的母亲严加保密，只将此事密告父亲全尚，不料全尚得知此事后，无意间告诉妻子说： “三日内杀孙綝矣。”妻子当面答应该杀，私下却写信让人送与孙綝，孙綝当即领兵将全尚一家捉拿，并依仗兵权，废掉了孙亮。这里，知情人以为是自己的亲人，就将机密泄漏于他们，但亲人却有意无意地将机密再泄漏于别人，最后传给保密对象，非但使计划落空，反倒害了自己性命。人们对同事的保密容易办到，而对家属的保密却不易办到，可见，对亲人的言谈正是保密工作的薄弱环节之所在，一定要多加注意。秘密多让一个人知道，其保密系数就缩小许多倍。
三国时期，领导人对作战计划惯常采取的保密方式是授予将领“锦囊妙计”，让将士临事再发。例如，曹操赤壁战败后派曹仁守南郡，临走前嘱咐他： “吾有一计，密留在此，非急休开，急则开之。”（第五十回）后曹仁与周瑜大战，此计派上了用场。张辽、李典、乐进三人在合肥防御孙权军队，曹操听知孙权领兵进攻合肥，于是派人向张辽等送木匣一个，匣上有操封条，封条上写着： “贼来乃发。”（第六十七回）此方案亦获成功。孔明死前料身后魏延必反，于是留给杨仪锦囊妙计，封题上更是严格规定： “待与魏延对敌，马上方许拆开。”（第一百五回）杨仪直待到与魏延对阵时，在军队门旗影里方才拆囊受计。这种保密方式由于严格规定“临事乃发”，受计的将领事先不知道其内容，其好处是： 第一，缩短了将领接受计划与实施计划的时间间隔，较彻底地排除了泄密的可能；第二，危急时候打开它，极大地提高了其价值的实效性，避免了受计将领们无谓的争论和犹豫；第三，防止了受计将领在实施前的情绪渲染。
孔明南征孟获时攻打三江城，他将一个完整的命令向十万军队分解下达： 准备衣襟——包土——城下交割——上城。军士在执行前两钟会夺汉中。
个难度较大的命令时尚不知道其目的。这是一种特定情况下的绝好的保密方式。魏国镇西将军钟会接受伐蜀之命后，在国内大造伐吴舆论，并让沿江各处广造战船，司马昭不解其意，召来问道： “子从旱路收川，何用造船耶？”（第一百十五回）钟会回答说，他命令各处造船的目的有三个： 一是使伐蜀计划具有保密性，蜀国因而不会做防御准备；二是在声势上造成对吴国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