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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崎:什么病?胸部的病,还是肚子的病?
川本:怎么说呢,脚不能走路,站不起来,也躺不下,只能坐在椅子上。
山崎:只能坐在椅子上啊?那么,多大岁数去世的,您的丈夫?岁数很大吧?
川本:像我现在这个岁数吧!
山崎:和您差多少岁啊?
川本:我搞不清楚。
山崎:不知道吗?——您丈夫去世时麦德在您身边吗?
川本:那时候,他还在上学。
山崎:噢,麦德上小学时他父亲就死了,那老奶奶,家里挣钱的人去世了,您家的生活会很苦的,怎么养活麦德呢?
川本:有四、五年的工夫我当佣人来养他。
山崎:在哪儿干活?在印度人家还是在马来人家?
川本:马来人家里。
山崎:当女佣吧?
川本:当佣人有月工资,麦德也没受太多的苦,日本人来了以后,麦德也给军队干活儿有月薪,他媳妇也有月工资。
山崎:嗬,媳妇也娶了?他媳妇是干什么的?
川本:儿媳妇先是跟我在一起的。我挣得少,她总给我钱,她总问邻居,“我婆婆在哪家干活儿呐?”别人告诉她我在哪儿,她找到我总和我呆上一段时间,然后才回她工作的地方去。后来,战争到处都打起来了,我这儿子也让人用枪打死了。
山崎:那么,儿媳妇是好人,虽然麦德让您头痛。
川本:不,还是我命不好……也还是我那孩子不好,他在吉隆坡的死圭布希洛地方给军队做饭。
山崎:进了炊事班是吗,老奶奶?
川本:是啊,麦德进了炊事班,他叫我也去,我要是去了就好了,我说是要去,正在犹豫呢,他就打人了。我儿子麦德打了人。你看,他被逮捕了,关进牢里……
山崎:哎呀!
川本:后来,我也一直想去看看,有人说:“麦德从牢里出来了。”我就没去。他出来那当儿说:“有个人跟我过不去,这人在苏尔加地方,等明儿我把他杀了。”儿媳妇怎么劝也没有用。这时又遇见军队的头儿叫他回去做饭,他回去了,又在那儿打了人。这次关在较远的监狱,自从那次以后再也没见到他。
山崎:那以后再没见着?那远方的城市叫什么?
川本:叫海本,那以后再也没见着了。
山崎:也没来过信?
川本:是的,什么消息也没有。已经三十年了。可能已经死了。儿媳妇也不知下落了。
山崎:老奶奶,您的命确实不好,那么,您的老伴对您好吗?
川本:他可是个好人啊,从来没跟我打过架。
山崎:他跟您说印度话吗?
川本:不,我只说马来话。
山崎:那您丈夫也说马来话,英语怎么样?
川本:他也只说马来话。
山崎:老奶奶,您的日语记得真清楚啊!老奶奶,您还干过什么活儿?到马来人那里当佣人以外,还……
川本:告诉你吧,我一直给人家当佣人,攒了些钱,用那钱盖了房。
山崎:您一个人过活罗?
川本:我住上面一层的那间屋,楼下出租,一个月十元。
山崎:您就靠十元钱过活吗?
川本:我去旅馆,管吃,还给十元工资。
山崎:啊,出租房屋挣十元,然后您到旅馆干活儿,得十元薪金,您一个月二十元收入罗!
川本:我盖的房子尽叫我操心,雨水多一点儿泥水就上来了,去厕所也担心,冲凉也担心。在家呆不了。我年龄大了嘛!一下雨我就担心。——于是我的朋友告诉我去养老院就好了,养老院只有华侨和印度人去,马来人是不去的。可我在家呆着总担心,所以我就到这养老院来了。
山崎:到这儿几年了?
川本:告诉你,六年了!
山崎:这儿挺好的。
川本:那倒是真的,这里比家里比哪儿都好!
山崎:真不错,还有医生呢!
川本:有医生。
山崎:在哪儿吃饭呀?
川本:人家给端来吃。
山崎:人家不要你钱吗?你一分钱不出?
川布:不要钱。
山崎:总也得有个零花钱吧?
川本:哎……
山崎:零花钱怎么办?
川本:没有零花钱。
山崎:麦德也不在了。
川本:可我的邻居倒常常来看我,给我带些水果。
山崎:啊,他们真不错呀,是马来人还是印度人?
川本:哎,哎,马来人。
山崎:您的房子盖在哪儿啦,是吉隆坡,还是别处?
川本:吉隆坡。
山崎:常来看您的马来人是干什么的?
川本:是当库库达马的,他老婆也工作。
山崎:库库达马?
川本:我脑子不好使,日语怎么说来着,忘了。
山崎:老奶奶,给您零用钱。
川本:什么?
山崎:零用钱。
川本:什么呀!
山崎:这是一些钱,很少,当零花钱用吧!
川本:哎哟,太太您干什么给我这个,对不起那我少拿一点儿吧!谢谢您……
山崎:还有,老奶奶,您知道天草岛有个军浦吗?就在那崎津到大江的路上,那里有个大法师——
川本:过去可能知道,现在已经忘了。几十年前的事儿啦……
山崎:这就是大法师的米,也就是天草岛收获的米!
川本:是天草的呀!
山崎:我的干妈也是被骗到马来的人,现在已经回到日本了,她信仰军浦大法师,给了我这米,说是天草大法师的米,吃了它不会生病。
川本:谢谢啦!
山崎:对不起,从刚才起,外边的汽车就鸣笛催我走了!我下午要去雅加达,时间不够了,汽车催我呢!
川本:是吗?
山崎:只想问您一句话,老奶奶,您想回日本吗?
川本:嘿……
山崎:您不想回日本吗?
川本:……
由于大门外出租车司机频频鸣笛,虽然十分遗憾也不得不跟她告别了。我把十元马来西亚纸币用纸包了送给她当零用钱,还把阿崎婆信仰的军浦大法师的米也送给了她。这些在录音中已有记录了。当我把录音键关了以后,她频频地向我道谢,然后吞吞吐吐地说:“这样跟你要太不礼貌了,你如果有日本钱的话,给我二、三元作为纪念。”放马来西亚钱的钱包在我身上,日本的钱当地用不上,都放在出租车的包里了,我又顺着长长的走廊到出租车里取来,放在春的满是皱纹的掌心里——几枚一元硬币,一枚五元硬币,数枚十元硬币、一枚五十元硬币和几枚一百元硬币。
春在我放一元硬币时仔细地注视着,像是说:“这就是现在日本的一元钱呀。”当硬币的枚数增加时,她不知如何是好了。她嘟囔说:“这么多钱,我可不能要!”然后她说:“那么,我拿马来钱换给你。”从她枕着的旧皮箱里拿出一个空罐,又从罐里拿出一迭整整齐齐折叠的马来西亚纸币,这可能是说没有零花钱的春的最后的一点钱了。
我拼命地解释说:“老奶奶,在今天的日本这点钱绝不是大数目,别担心,拿着吧!”春反复说:“不会,没那事儿。”这样成了僵局。春离开日本的时候才二十岁,那是一九○七年,天皇纪年为明治四十年,她对十元、一百元硬币表示惊愕,恐怕是因她的思想深处还残留当时货币价值的认识。
出租车司机的喇叭又响起来了,我心急如焚,担心赶不上飞机。正在这个时候一位来送饭的中年马来西亚女职员看到这情景,发觉我的窘境,忙用马来语对春说:“按这个太太所说的去做吧!”又对我使了眼色叫我快走。我说了祝您健康长寿作为短短的告别之辞,慌忙离开了她的屋子跑向大门。
春与经济条件好、虽无血缘关系但和家人一起和睦过日子的“南洋姐”们相比,是老残而孤独的。我不由得悄悄同情起她来。对人来说最终能支持她生命的既不是金钱,也不是财富,而是自己生命的继续——子孙的繁荣。自己的后代可以延续自己的生命。而孤寂地结束自己一生的她无缘得到这种确信。尚处壮年、既有丈夫也有一个孩子的我是很难想象出她的孤独心境的,它是否像无边无际的虚空里飘落的一枚树叶呢,还是像咀嚼沙子一样的滋味呢?
对被浸透骨髓的孤独折磨的老人,我问过她是否想回日本。她不置可否,这是为什么呢?我记得有一首诗写道:“像受伤的山中野兽恋水来到泉边一样,对人来说故乡是医治他受伤的心灵的唯一去处。”终老在异乡、孤独至极的她为什么不说想回到故乡去呢?
柳田国男的自传《故乡七十年》的卷首写道,故乡是五十年内可称故乡的。春二十岁离开了家,现已八十六岁了,回到老家也没有熟人了吧!与其做一个浦岛太郎似的人物去备尝辛酸,不如在马来西亚小镇上的养老院更安心。她可能就是这么想的。
但是她拒绝回答我提出的是否想回日本的问题,恐怕我只能认为是她对祖国日本的不信任。这种类似焦躁感的对日本的感情一定沉积在她的心底吧!我脑海里浮现了山打根南洋姐的背朝日本的墓。我终于明白了出于无奈在异国度过残生的原“南洋姐”的内心想法。
棉兰荒凉的墓地
到了印尼首都雅加达后,我跟前来迎接的安田明夫与四口茂先生说:“风闻最近雅加达把南洋姐的墓地拆除,我想在拆除前看一看,能带我去吗?”在吉隆坡我好不容易赶上飞机,到雅加达与其说是傍晚不如说是入夜了,我是在距机场不远的饭店的咖啡厅里对他们提出要求的。
安田给人的感觉很温厚,是搞日用杂货贸易的,三十五岁左右。介绍人说过他父亲大半辈子都在爪哇岛生活,致力于印尼与日本的友好,人们给他一个绰号叫日本的民间领事。田口先生今年六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