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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死吹轿业姆考洹！�
这位老妇人——在新大阪饭店已经干了十多年的内山良女士，果然如经理所猜测的那样，认识芙美。不，绝不仅仅是认识，在同僚中恐怕还是相当要好的人呢。
据内山良女士讲，在新大阪饭店当领班时的芙美是一位既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的单身女人。她很爱干净，每件工作都要干得干净利落，是个十分称职的领班。昭和三十六年她退职后关系一下子就疏远了，但联系一直保持到昭和四十一、二年前后，以后就没有消息了。接着她说，她现在肯定还在天王寺区内的某个旅馆干着，查一查准会找到她的——
然后，她说了句“你先等会儿”就离开了房间，三十分钟后又返回来，递给我一张旧明信片。原来那是芙美寄给内山女士的，寄信人的地址上写着：大阪市XX区XX街四之六。
第二天下午，我准备从饭店乘出租车去找芙美。可是，当我说出要去那儿后，一连三辆车的司机都拒绝我说：“对不起，那边儿不能去。”我有点发火了，质问司机为什么不能去，司机回答说：“也许您不是大阪人，XX街在釜崎附近，是穷人聚集的地方。到那儿去，一来路不熟，二来回来也拉不上客人。”
我感到一种不安袭上心头。正像司机说的，我的确不熟悉大阪，可釜崎的名字我是知道的。既然他说XX街在釜崎附近，也住着许多穷人，那么XX街恐怕也是贫民区了。对于曾长期当过一流的新大阪饭店领班的芙美来说，住在那里决不能说是生活得不错——我不由得这样想道。
也说不清是第几辆了，我终于坐上了出租车。可是，刚到电线竿子上标出“XX区XX街”的地方，我就被半强制地赶下了车。仔细看看标志，上面确实写着XX街，可那里是一丁目，四丁目在哪个方向根本无从得知。我只好见人就问，问到第四、五个人的时候，遇见了一位正好也要到四丁目去的中年妇女，于是我就跟着她走了起来。
也不知走了有多远，终于到了XX街的四丁目。这条街的前街是商店街，极为普通地排列着一些食品店、菜店、米店、鱼店等，可当你一迈进侧街、后街，印象就全变了。路面坑坑洼洼的，两侧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许多经久失修几乎是半朽的十分简陋的二层楼房，一片凄凉的景象。而且，走进这一带后，地址标志时有时无，几乎无法确认。
这么空转了一阵子后，我想这样下去不会有结果，于是又回到前街，走进了一家点心铺。向主人讲了情况后，主人给我拿出了一张XX街四丁目街委会制的地图。这张图有一平方米大，除了街道门牌号码外每家主人的姓也写在上面。
然而，奇怪的是这张图上任凭你怎么找唯独不见四丁目的六番地。就连在那儿住了很久的点心铺的老夫妇也无奈地说：“的确，好像是没听说过有六番地这个号，六番地是不是本来就没有呢？”于是，我按他们指的路来到五丁目，可那儿的人也不知道我要找的六丁目在哪儿。
我想恐怕只能挨家挨户地去碰了。由于这时已近黄昏，我肚子也空了，便在前街的一家中华面馆儿吃了碗面，稍事歇息后又出来做最后一次尝试。
方才多云的天空此时已下起雨来，虽说刚刚七点，周围却异常地昏暗，从前街走进小巷，黑得更厉害了。我把为防止空调过冷带在身上的线衣取出顶在头上挡雨，踩着凹凸不平满是积水的小路，逐门逐户地查找着门牌标志。
没有一盏街灯，也没有一家装着像样的门灯。在这些贫民们居住的小巷里，我只好划着火柴一家一家地查看门牌。而且，这门牌也是时有时无的，即便是有，也是几十年前写的木制或纸制的，上面的字迹根本无法确认。好容易碰到一个勉强可以辨认的门牌，火柴微弱的火光又被雨水击灭，我不得不再划上一根火柴。
这种难免被认为形迹可疑的探察大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我累得肩、背和腿肚子像铅一样地沉重起来。周围越来越黑，雨越下越大，不知如何是好的我只能做出这样的联想：
XX街的四丁目六番地原本就不存在，没准儿从有这条街时就是一个空号。即使不是空号，也是一个很久前就消失在这个贫民区的尘埃中的死号。
就在我失望地打算返回饭店时，我无意中迈进的小巷的一角上一行几乎快要消失的字迹“XX街四之六”映入了我的眼帘！啊，新大阪饭店昔日的同事山内女士告诉我的地址不是虚构的——
擦亮火柴盒中所剩不多的火柴，我发现门口写着这个号码的总共只有十二、三家。房主的姓名有用墨汁写在木板上的，也有用图钉把名片钉在上面的，还有把家庭成员的名字都写在纸片上的，以及用万能笔直接写到柱子上的。真是五花八门。可是，无论怎么找，也不见小川芙美的名字。
也许我应该敲开每一扇写有这个号码的房门，挨门逐户地去问：“您家里有没有叫小川芙美的人？”然而，在虽说是夏天却带有微微寒意的夜雨中，我凝视着眼前这些破旧的二层陋室，不知怎的我忽然觉得——不该再找芙美了。
在旧传道女子学校毕业生名簿上写着昭和三十九年死亡，户籍上却没有记载，而据以前的同事讲，直到昭和四十一、二年还有过来往，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还有，在工作的饭店里遇见过去的熟人时她恳请对方为她的经历保密，而我来大阪找她，却发现其住址在破落的贫民区的正中。
将这些事情联系起来考虑，我不能不认为芙美她是在想方设法地逃离自己的过去。从本是“南洋姐”之一种的艺妓到基督教的传教士，一其前半生命途多舛又可歌可泣。然而，从她不仅躲避艺妓时代的熟人而且也疏远传教士时代的朋友，听说她结了婚，却完全过着单身生活这些情况看，她后来的生活决不能说是幸福的。如果允许我做进一步想象的话，虽说无法得知具体的原因，但我想她心里肯定充满了不仅对人而且包括对她曾经相信过的神的绝望，因此才有意选择了一个没人认识她的贫民区作为自己藏身之地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她现在一定还在那个陋巷的某间屋子里，那么，即使找到她——一心要与自己的“过去”绝缘的芙美，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她眼里，这只能是“过去”向她伸来的触手，也许只能在她虽然孤独潦倒但还算平静的内心掀起巨大的波澜。招致这样的结果，既不是我的本意，我也没那种权利。不去找她，才是合乎她心愿的做法——站在淅沥的雨中，我渐渐地坚信了这一点。
当天夜里我像落汤鸡似地回到了新大阪饭店，第二天便乘东海道新干线列车返回了东京，雨过天晴。天空中闪烁着耀眼的阳光，也许是心理作用，从车窗向外望去，我仿佛看到了新加坡的夏日景色。我虽然是个无神论者，但我真想对着什么去祈祷。——啊，小川芙美，尽管在一部分人的心里你已属于另一个世界，但我仍旧祝愿你在这阳光灿烂的天空下健康地活着，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啊，芙美，虽然你并不知道，但在这广袤的世界上却依然有一个人在真诚地祈念着你内心的平静，即使是为了她，也请你千万坚强地活下去。
不知不觉地为寻找小川芙美的旅行费了不少笔墨。然而将其半生叙述至此，我内心充满了一种撕心裂肺般的痛苦。我是为了与依靠个人而以失败告终的平田雪女作对比来写芙美的，我在前面曾经说过，将芙美从花街救出的废娼运动对“南洋姐”们来说标志着“历史”又向前迈了一步。——然而，孤身独影甚至生死不明的芙美的半生，对于在历史的进程中迈出新的一步的她来说，只能意味着她终究没能得到幸福。
雪女是依靠一个男人“个人”的力量，其结果成了那个男性自私的牺牲品，英美虽靠“组织”的力量逃出了“南洋姐”的苦海，但最终却为世人好奇的视线缠绕而无法得到常人的幸福。那么，这些不顾一切地要想获得新生的人们究竟该怎么做呢？难道说，这些一旦成为“南洋姐”这种性奴隶的女性，果真就如同古代社会的奴隶一样，只是会“说话的牲畜”而不是“人”了，追求人的幸福就是非分之想了吗？
写到这里，我胸中撕心裂肺般的痛苦终于化作白炽光式的愤怒。众所周知，白炽光是金属被加热到摄氏一千度以上时发出的光，虽然温度很高但由于它玲珑剔透颜色青白，不仅不使人感觉热反而给人一种冷的印象。由于我的愤怒正像白炽光一样，所以社会上有许多人——尤其是男性，或许并没感觉到有多么强烈。
然而，即使没有“南洋姐”那样悲惨的经历，尽管方式与程度有所不同，但在这个处处以男人为中心的男权社会里，所有女性的存在，与男性的性奴隶之间又有什么不同呢？我想，基于这种亲身体验，也包括我在内的广大女同胞们对我这种白炽光般的强烈愤怒一定能够理解。不，为了被抛入殖民地新加坡花街的人肉市场、于污泥中却保持着美好的心灵、在勇敢地冲向新生活的途中倒下的雪女和芙美两位，也为了她们身后的无数位雪女和芙美，我不能不这样坚信。
吉隆坡的老妪
访问花街回来后的第二天，我去了太田的办公室，我对他说：“过几天我想到吉隆坡看一看，我想请个导游，有没有适当的人选？”
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首都，地处马来半岛的南部，在新加坡西北，距新加坡约四百公里。据说吉隆坡的异国情调不亚于新加坡，那里既有中世纪中近东风格的建筑又有最新式的城市建筑。然而我去那里还有一些别的理由。
我过去遇到过的“南洋姐”全都是从南洋回到了日本的人，她们当中归国后既有不愁衣食的，也有极度贫穷，混得不成样子的。不论如何她们还总是踏上了故国的土地。可是总数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