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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野听了两个人的回答后，觉得得不到更好的消息会有损他这个带路人的信誉，就带我继续走访，又打听了两家去过南洋的人，但只能得到与前边几家差不多的消息。离开富同时是早晨八点，现在已是下午三点了，时候不早了，该回去了。
阿崎婆曾说过，一般在南洋生活的日本人都愿意回日本，但阿邦却始终没这个打算。正因为如此。不打算死后在故乡造墓，早在生前在山打根就修建了自己的墓，她这种行为的原因是不是潜藏在故乡的村子里呢？如果想象一下的话，阿邦年轻时在二江村是不是有过改变她一生的事件，这件事也影响了她赴山打根后决定经营妓院？决定了她对妓女的态度与男老板不同？他们是那么苛刻薄情，而她则富于人情味。过去我曾想，如果访问二江村的话，或许能解开这个疑团——我内心是这么希冀的。可是不用说外来的我，连天草当地人的佐野尽全力询问，还是找不到阿邦亲属的下落，可能她的亲属没有人住在二江了。如果那样的话，正如我出门时所想的一样，看看阿邦的老家就不错了。
我把这想法告诉佐野，说我想回富冈了，佐野点了点头，说：“真遗憾，只能这么办了。”然后说在汽车没来之前，他想顺便去看一位老熟人，问我能否跟他一起去。我当然同意。为了抄近道，我们从海边沙滩上走，半路上遇见一个到海边倒垃圾的五十岁上下的主妇，她叫住了佐野：“您是老师吧？”
佐野一下子窘住了，注视了那妇女好半天，好像想起来她幼小时的样子，说：“你是当班长的公子吧？”那妇人高兴地说：“几十年了，老师您还记得我呀！”她好容易见到老师，邀请我们到她家喝口茶。佐野欣然接受了，我也随着去了。他们谈的话题全是佐野的学生，我一个也不认识，自然不感兴趣。
他们的交谈告一段落后，那女人问：“先生，您来二江干什么来啦？”佐野介绍了我的事，说我在找木下作和她女儿岭生，可是听说两人都死了，只好空手而归。她“噗哧”一声笑了出来。我们迷惑不解地盯着她看，她更觉可笑了，边笑边说：“谁说阿作和岭生死了，阿作八十多岁了，身体硬朗着呢！岭生身体也挺好的。”
我一下子没有马上理解她的话，过了一会儿待我明白过来不禁浑身发热。找富美那会儿认为富美活着是板上钉钉的事，结果却那么不好，这次正相反，那么多人都说阿作、岭生不在了，却又听说她们都活着。
佐野也像是不相信她的话，说：“问谁谁都说她们死了，无论你怎么说她们活着，我也不能马上相信。”他边说边瞧我，像是征求我同意似的。于是那女人又自信地笑了笑：“那我带你们去她家吧！阿作和岭生住的离这里很近，也就隔两条街。”。她穿上草鞋，给我们带路，一路走得飞快。
正像佐野先生的学生——那位主妇所言，木下阿作与她的女儿岭生均健在；她的家就在我们下车的公共汽车站附近，是个大农舍，这家人姓木村，是岭生的婆家，母亲阿作也跟着来这里生活。
在大门口的名牌上写着木村一郎的名字，佐野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呀，这是木村老师的家呀！”随着主妇的叫门声，从里边出来了一个六十岁的老人，他一眼看见佐野就大声地说：“欢迎欢迎，少见啊！”一郎从前在中学长期担任社会课的老师，与佐野老师是旧知，退休后务农。
我的访问变成了佐野和木村的叙旧，一会儿啤酒就端上了桌，对我来说这种相会让我更安心。佐野向他家人介绍了我，我对一郎的夫人岭生说，我是山川崎的亲戚，阿崎婆本人晕车来不了，我只能替她来了。这么一说，她就把住在另一处的阿作请过来了。
阿作只是腰有些弯，连拐杖都不用，一个人走过来的。她个头矮小，人也干练。岭生介绍说她已经八十六岁，几个月前耳朵忽然不好使了，其它都还好。她向我问候，遣词用句都很恰如其分，显得十分有教养，我感到她是一个小心谨慎、十分懂礼貌的人。
啊，这个老太太就是阿作吗？这个人的母亲就是在南洋善待妓女的木下邦，虽说是养女，她也是这个人世上木下邦的唯一亲人了。除了这位八十六岁的老妪外，世上再没有人了解木下邦的生平和为人了。我曾一度死了心，认为再也遇不见她了，然而却相逢了。对于佐野先生等引我们相见的天草人，我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
我想从阿作那里把阿邦的事打听得一清二楚，可是在一旁与佐野聊天的一郎是天草的知识分子，阿作本人也有一定教养，不好直截了当地问阿邦开妓院的事。于是，我对这一点问得很委婉，只是请阿作谈谈木下邦的生平。我把她谈的归纳如下。在读这段回忆文字之前，想提醒读者注意的是，阿作对阿邦在山打根经营的八号馆绝对不使用妓院这个称呼，而始终把它叫作“咖啡屋”。
听到阿崎这名字好让我怀念她啊！她对我母亲照顾得可真周到啊，都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啦。你来我家看我，真谢谢啦。我早就想有朝一日当面道谢，你这一来，了却了我一桩心事。从前听我母亲说她老家是崎津的，但是我知道得不确切，知道她名字叫阿崎，姓什么不知道。这件事一直作为一件没完成的事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你是她亲戚代替她来看我，我的心情就像是拨开乌云见太阳一般。
你知道我母亲？——不会吧？我妈在婆罗洲去世了，我知道你不会直接地见过她的面，你太年轻了。阿崎那儿可能有我母亲照片，你看见过。
你说阿崎二战结束返回祖国时什么东西都没带回来？她自己年轻时的照片、我母亲的照片全丢了？是吗？——那么，您就看看那门上挂的照片吧！是不是像个男人，那就是我母亲木下邦。
记不清拍这照片是哪年了，可能是明治末年吧！那是她六十大寿，日本人叫“还历”。妈妈说：“再不愿当女人了，我更年期也过了，今后做个男人吧！”她把头发一下子剪成男式，穿男装照了个纪念照以表决心。你看她穿着和服外褂和男式裙裤、白袜子、桌上放着丝帽子，怎么看怎么像个男人，我母亲就是这么一个决断的人。
我母亲的事阿崎知道得更清楚，阿崎和你讲过吧，我不是她亲生女儿，是养女，她晚年的时候我们分着过的。伺候她养老送终的是阿崎。——可是，我母亲去山打根之前的事我知道得倒不少。
我小时候听我妈说她是嘉永二年生人。她家住在二江村，离海很远，是一个贫穷农民家庭。我母亲出生前一年，天草的农民抵抗地方官发起了暴动，长崎港美国、英国的军舰首次进港，是动荡的年代。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母亲十几岁的时候一个人去了东京，那时还叫江户。出走到东京去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到了东京干什么活儿我也不知道。十五岁时回二江一次，以后又去东京了，这次去是受到住在横滨的英国人的照顾了。这个英国人是来日本教日本人浦铁路的，每月从政府领好几千日元的工资，生活可好呢。明治十七、八年结束工作离开日本回国。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
我母亲受这英国人的关照，不愁吃，不愁穿，有女佣人，有厨子，家务活儿有下人干。为了打发时光，开始学日本画，我父亲就是教她画画儿的老师。
我父亲叫宫田，原先是幕府的侍臣，明治维新以后武士阶层取消了俸禄，家里一大群孩子日子过不下去了，为养家糊口把当侍臣时学会的日本画技术拿出来，当个教画先生。不知是什么缘故，他的学生不是日本人而是租界的英美人。可是，教画需要铺开画布，我们家地方狭窄，孩子多，于是我父亲就上门去教。
我是明治十五年生的，虚岁四岁的时候是明治十八年吧，不知是阴历七月十五还是年根上，我养母带礼物访问了我家。不知是她看我宫田家穷、孩子多同情我们，还是她指靠的英国人回国了，她太孤单，或许因她三十五、六岁还没有孩子，总之她收我做了养女。宫田家我爸给我起的名字叫阿密，养母叫我阿作、阿作的。现在只有亲戚才知道我的本名。
我和养母一起在横滨生活到我九岁那年。小时候的生活我还记得。在横滨的时候生活可好了，浑身上下穿的都是丝绸和服，用茶色底子带白色斑点的友禅丝织品裁和服，她像打扮洋娃娃似地打扮我。英国人离开日本的时候给养母留下好多钱，我们才能过上那样的生活。
我九岁的时候，养母把我寄养在她二江的娘家，一个人上南洋去了。那是明治二十二年，我母亲已经过四十岁了。她为什么决心上南洋去，我不知道。后来我想想养母所做所为，推测因她长期与英国人生活在横滨有关。横滨是贸易港，她觉得和南洋人做买卖有意思吧。
母亲先购一批和服去了新加坡，那里已有不少日本人，他们开杂货铺，开技院。母亲没有立足之地。后来母亲听说山打根几乎还没去日本人，将来肯定会开发，就立即赶到山打根。
在去山打根的船上母亲认识了一个广东长大的中国人，他穷得光着膀子。母亲对他说：“我到了山打根把和服卖出去，用那钱经营咖啡屋。”母亲长期和英国人一起生活，英语很流利，那中国人也懂英语，这样才能交流。于是那个中国人说他在山打根有朋友，到时候让那朋友给我母亲批发些酒、咖啡什么的，到月底再付给那批发商钱。他给我母亲写了封介绍信，这样我母亲就开始经营咖啡屋了。
那时山打根好像一个日本人都没有，中国人倒有不少。现在看像说笑话似的，那时候我母亲进货也从中国人那里进，来回收旧瓶子的也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