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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对海外妓女的研究没有涉及接客人数和性交次数，所以，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从日本内地的数据来看，不用引用明治、大正时期的数据，而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情况为例，有专门研究卖淫问题的专家中村三郎写的《白线之女》。这本书专门搜集了昭和三十一、二年东京都内十七处特别饮食街妓女的营业状况。据此可知，妓女一个月接客人数，住夜二十九人，不住夜六十七人，性交次数住夜客二点二次，不住夜为一点二次。依此算出平均值，她们每晚接待的嫖客把住夜的一人与不住夜的二点二人加在一起约三点五人，性交次为四至八次。此外，社会学家有渡边洋三于昭和二十五年出版的《街娼的社会学研究》，是以冷静的态度和科学方法写成的唯一研究书籍。该书调查街娼一日平均接客人数最低为一点一人，最高四点一人，平均为二点一至二点二人。作为特例，也有街娼一日接客十人的最高记录。
可是，阿崎婆一夜接客人数平常为四至五人，多的时候达到三十人。反正都是卖身，讨论这些可能很无聊。如果嫖客为二至三人的话，互相之间还可能说上一两句话，虽说是交易，也可能卖笑，至少还能反映出人类的心理活动。如果在有限的时间接待三十人，从感情上没有任何交流，她们只被男人当作“物件”，她们本身也彻底打算成为“物体”了。可是她们毕竟不能完全压抑住人类的感情吧。
度过地狱般的一夜，天明之际，所有的客人都离开了自己的房间，只剩孤独一人，她仰望南国碧空，不是也背着别人恸哭了吗！这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国家，许多人都有自己的福份幸福地生活着，为什么唯独自己要离开故乡在遥远的异乡流浪，忍受这种悲惨的命运呢？她们不是捶打着洒着椰子树影子的大地在那里哭诉吗？
我通过查阅文献，得知了许多海外日本妓女的悲惨生涯，心情很沉重。可是现在与我住在同一屋顶之下的阿崎婆的生涯，使我的心情更沉重。阿崎婆告诉我的往事，全都在她矮小的身体上留下了痕迹，都是她亲历的事实，每当我想起这些，我就不由得心酸，想放声大哭。但如果真的哭出来，心地善良的阿崎婆一定不会再讲令我难过的话，避开山打根的话头。明白了这一点，我好容易忍住了呜咽，而内心深处却想抱住她那瘦小的身体尽情地大哭。
我尽力克制自己想大哭一场的愿望，是很痛苦的。这种痛苦我应在哪里发泄呢？答案是清楚的。我是为了倾听过去海外的日本妓女们埋没了的声音来天草的，又住进了阿崎婆的家。最好的回报方式是尽可能地搞清她的生平的各个细节，而且在听完她自己讲述的半生曲折之后，从与她直接相关的人那里取得旁证，这样才能更加深入地了解她海外妓女时代的生活。
于是，我开始把采访阿崎婆多次提到过的几个人提到日程上来了。据阿崎婆说，在山打根的妓院里一起生活过后来成为好朋友的富美现在生活在大江，富美的朋友阿霜逝世了，但阿霜养大的富美之子松男还活着。如果阿崎婆的话属实，她崇拜的妈妈木下邦的故乡是二江，买阿崎婆的人贩子由中太郎造的出身地为高滨，去这些地方可能找到他们的儿孙能打听出些东西来。
这么一考虑，我决心访问这些人了。首先，想访问一下离阿崎婆家最近的住在大江的富美，可是要访问富美必须要知道富美住在大江镇的什么地点，还必须寻找拜访她的适当的理由。于是，我翻来覆去想了几天之后，一天晚上，我向阿崎婆讲明了我的想法。
惨死——富美的生涯
那天晚上，我们吃完这几天常吃的很简单的晚饭后，我很随意地对阿崎婆说我去大江有点事要办，又加了一句：“妈妈您若要给富美带口信儿的话，我可以去她家一趟的。”于是阿崎婆照例不问我去大江有什么事，只说：“我和富美已经很久没见了……”又追问：“你去过大江吗？”
我含糊地回答说我没去过，但是我朋友的朋友在那里住。阿崎婆考虑了一会儿说：“一个人去很难找的，如果你去大江的话，我也去瞧瞧吧。”她又像自言自语似地嘟囔说：“富美可不是能把去过外国的事对人讲的人。”我感到我的内心世界被她看穿了，不由得心怦怦跳起来。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如果您去大江的话，富美不知该有多高兴啊，然后迅速地变了话题。
很快，天就黑了，我躺在那个婆罗洲棉的褥子上，再不能像从前那样很快入睡。阿崎婆对我说她也想与我同行这倒没什么，可她为什么说“富美可不是能把去过外国的事对人讲的人”呢？我心中感到不安，阿崎婆是把我当做背景复杂的风俗女，出于对同类的怜悯收容了我，或许，她觉察我有不对劲的地方了？我多少也是一个能读书的女人，她是不是知道我是来调查像她那样的在外国卖身挣钱的女人历史的呢？
后来我知道了，她从直觉上早已悟到我来访问她的隐蔽目的，而且打算帮助我。可那时候阿崎婆的这一句话让我紧张了好一阵子。
关于这件事下边还要提到。总之，第二天从早晨起就晴空万里。早晨十时我们出了家门，过了河，到下游的杂货店——店主洋子也曾是海外日本妓女——买了一袋点心做礼品，向着大江方向出发了。我们从阿崎婆的村子走到崎津镇。崎津虽有公共汽车通往大江，但阿崎婆晕车，所以只好继续步行了。
阿崎婆走惯了路，她个子小，一个劲儿地迈着小碎步疾步前进。我这个大个子走起路来反而累得够呛。“好容易离开了崎津镇，接着要沿着海走了。”我刚这样一寻思，阿崎婆在一条小路的岔路口招手叫我：“朋子要不要走这边山路，这边要近得多。”我们选了右边小道。这山只三、四百米高，是天草特有的小山，在到达山顶要下山时我可来了神儿，登山时不曾望见的天草的海，在秋日湛蓝的天空下出现了，纵目远眺，一片蔚蓝。
我被这美丽的风景迷住了，不由得高声欢呼起来，阿崎婆像是守护幼儿园的孩子一样，目光慈爱地看着我。我们继续走，她突然停下脚步指着山脚下的某处说：“你看，那边不是有瓦房和红、白两色的旗子吗？那就是军浦大师的庙。”我按着她手指的方向找到那杆充满乡村风味的粗鄙的旗帜之时，她已把双手合在胸前，没忘记做一次短暂的祷告。
祷告结束、阿崎婆对我说：“重要的事，比如关于勇治、我的孙儿们的事我都向大师祈祷。每次来参拜时，我也替富美祷告。”她就顺着这个话头儿断断续续地谈起了富美。关于吉本富美《阿崎》那一节谈到过，下面尽量避免重复，将阿崎婆在路上对我讲的话记录如下——
……富美是我最最要好的朋友。人呀，住同村一天到晚在一起也有不对缘的。可是住得很远，三五年见一面的人彼此还是息息相通。富美和我就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啦。
富美的确姓吉本，是大江人，她父母是干什么的，我不晓得，过去好像听说过，叫我给忘记了。她九岁的时候，被由中太郎造卖到山打根，当时与岛原出身的八重乘的是同一条船。我到三号馆的时候，富美与八重每晚都擦上白粉、抹上口红去接客。因为都是天草人，富美老护着我们。从那时认识她算起，已经是六十年的朋友啦。我在做妓女的人里头算多福的人啦，富美年轻的时候长得可标致啦，真想让你亲眼见见。接客时她挑肥拣瘦的，接洋人、日本人、华人的客，很少接士人客。太郎造得了气喘病死了以后，老板妹妹登代来把三号馆卖了。那时已经还清债务的富美与八重一起转到邻近的四号馆。我被卖到斗湖。后来我们逃了回来，我央告着进了木下邦的八号馆。四号馆与八号馆在一条街上，早早晚晚都能遇到富美。
富美与安谷喜代治相好也就在那个时候，富美生了两个孩子，男孩松男确实是安谷的儿子。我认为女孩也是安谷的，是不是真的呢？我也说不准。安谷有很大的一座椰子园，有妻子也有孩子，所以他不能让富美到他家去。即使没有妻子，安谷是那么大的椰子园的主人，娶富美也是不可能的，他怕人家戳他后脊梁说他娶了个妓女当老婆。
富美不得不带着还是婴儿的松男。但是带孩子影响接客，她白天把孩子放在自己屋里，给点奶吃，傍晚动不动托给老板娘，孩子就哭起来，富美老担心孩子的事，不能静下心来，嫖客们就抱怨了，弄得很败兴。于是，富美就每月花钱把还在吃奶的松男托在阿霜处。下田出身的阿霜在我认识富美之前就是富美的好朋友，和我一起在八号馆呆过。不久被马来人船长娶为妾搬到克扎特克，那时已不出来应客了。——你问是哪年？大正天皇驾崩明治天皇即位那年吧。
又过了不久，富美生下了第二个孩子，这次不是男孩是女孩。富美这回可真着急了。还想托出去，可又支付不起两个孩子的托儿费。那孩子叫什么来着？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想不起来了。——于是，富美就把孩子给了八重。那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八重已嫁给洋人。洋人都很有钱，八重生活优越。但她因不能生孩子所以很寂寞。富美想八重是自己从日本出发时的同伴，彼此脾气秉性也了解，现在她家生活条件也好，与其让孩子在妓院长大，不如养在弥惠那里更有前途，所以她才把孩子给了八重。
那个女孩是活着，还是在南洋死了，谁也说不清。八重是岛原人，去岛原问八重说不定会知道下落，可是，八重的老家是岛原的什么地方呢？四年前见到富美时还提起这件事，富美说：“那个女孩一点儿消息也没有。已经给了人啦，再没想重逢，也许成了西洋人的老婆，生下两、三个孩子了呢。”富美的脸很平静，但是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