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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与他人无干，就只会悔恨，不会内疚。
悔恨是一种事后的聪明。在悔恨者眼里，往事是一目了然的。他已经忘记了当初选择时错综 复杂的困境和另一种可能的选择的恶果。此时此刻，已实现的这种选择的恶果使他成了那种 未实现的选择的狂信者。他相信，如果允许他重新选择，他将不会有丝毫犹豫。
选择的困难在于，一个人永远不可能依靠自身的经验来对不同的选择作比较。无论当时，还 是事后，比较都是在想像中进行的。一旦作出一个选择，即意味着排除了其余一切可能的选 择，从而也排除了经验它们的可能性。在作出选择之后，选择的困境丝毫没有消除，迟早会 转化为反省的困境再度折磨我们。关于这一点，克尔凯郭尔说过一句很准确的话：“在反省 的海洋上，我们无法向任何人呼救，因为每一个救生圈都是辩证的。”所以，当一个人面临 不可逃脱的厄运时，无论他怎么选择，悔恨已是他的宿命。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这轻重怎 么衡量？只要你取了，受了，那身受之害永远是最重的！
尽管希望已经破灭，自欺的需要依然存在。希望仅是自欺的浪漫形态，自欺还有其不浪漫的 形态——习惯。当一个人不怀任何希望地延续着一个明知毫无意义的习惯时，他便如同强迫 症患者一样，仍是在以自欺的方式逃避现实。如果说希望的自欺是逃向未来，那么，习惯的 自欺就是逃向过去，试图躲藏在一个曾经含有希望的行为之中。
凡是在命运重大关头逃避选择的人，自欺是必有的心态。他既不能承认自己放弃了选择，因 为他的命运处在千钧一发之际，他必须相信他正在作出重大决定。他又不能承认自己已经作 了选择，因为他面临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险，他必须相信事情尚有回旋的余地。他在不同的 选择之间游移，甚至究竟是否作了选择也始终是模棱两可的，藉此保持一种自由的幻想，如 果这幻想破灭，则保留向决定论撤退的权利。
舆论和名声
舆论对于一个人的意义取决于这个人自身的素质。对于一个优秀者来说，舆论不 过是他所蔑视的那些人的意见，他对这些意见也同样持蔑视的态度。只要他站得足够高，舆 论便只是脚下很远的地方传来的轻微的噪音，决不会对他构成真正的困扰。惟有与舆论同质 的俗人才会被舆论所支配，因为作为俗人之见，舆论同时也是他们自己的意见，是他们不能 不看重的。
舆论是多数人的意见，并且仅对多数人具有支配的力量。当然，多数人也很想用舆论来支配 少数人，禁止少数人的不同意见。但是，如果不是辅之以强权，舆论便无此种力量。一个优 秀者面对强权也可能有所顾忌，这是可以理解的。撇开这种情形不谈，倘若他对舆论本身也 十分在乎，那么，我们就必须对他的优秀表示怀疑，因为他内心深处很可能是认同多数人的 意见而并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的。
常识的二重性：当常识单独行动时，往往包含正确的本能；一旦它们聚集为一种团体的力量 ，就会变成传统的偏见。
煊赫的名声是有威慑力的，甚至对才华横溢如海涅者也是如此。一旦走近名人身旁，他所必 有的普通人的外观就会使人松一口气。同时，如果这位名人确是伟人，晋见者将会发现，乍 见面就同他谈论伟大的事物该显得多么不自量力。于是海涅谈起了李子的味道。歌德含笑不 语，因为他明察海涅此举乃出于放松和紧张双重原因，这个老滑头！
做名人要有两种禀赋。一是自信，在任何场合都觉得自己是一个人物，是当然的焦点和中心 。二是表演的欲望和能力，渴望并且善于制造自己出场的效果。我恰好最缺少这两种禀赋， 所以我不宜做名人。
大自然的星空，群星灿烂。那最早闪现的，未必是最亮的星宿。有的星宿孤独地燃烧着，熄 灭了，很久很久以后，它的光才到达我们的眼睛。
文化和历史的星空何尝不是如此？
人在社会上生活，不免要担任各种角色。但是，倘若角色意识过于强烈，我敢断言一定出了 问题。一个人把他所担任的角色看得比他的本来面目更重要，无论如何暴露了一种内在的空 虚。我不喜欢和一切角色意识太强烈的人打交道，例如名人意识强烈的名流，权威意识强烈 的学者，长官意识强烈的上司等等，那会使我感到太累。我不相信他们自己不累，因为这类 人往往也摆脱不掉别的角色感，在儿女面前会端起父亲的架子，在自己的上司面前要表现下 属的谦恭，就像永不卸妆的演员一样。人之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也许是迫不得已的事，依我 的性情，能卸妆时且卸妆，要尽可能自然地生活。
论 教 育
在任何一种教育体制下，都存在着学生资质差异的问题。合理的教育体制应该向不 同资质的学生都提供相应的机会。
所谓“天才教育”的结果多半不是把一个普通资质的人培养成了天才，而是把他扭曲成了一 个高不成、低不就的畸形儿。
教育不可能制造天才，却可能扼杀天才。因此，天才对教育惟一可说的话是第欧根尼的那句 名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一切教育都可以归结为自我教育。学历和课堂知识均是暂时的，自我教育的能力却是一笔终 身财富。经验证明，一个人最终是否成材，往往不取决于学历的长短和课堂知识的多少，而 取决于是否善于自我教育。
在一定的意义上，人是教育的产物，因为所受教育的不同，人生的面貌也会不同。当然，这 里说的教育是广义的，不限于学校教育。衡量一种教育的优劣，不但要用社会的尺度，看它 能否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材，更要用人生的尺度，看它是拓展了还是缩减了受教育者的人生 可能性。
做父母做得怎样，最能表明一个人的人格、素质和教养。
被自己的孩子视为亲密的朋友，这是为人父母者所能获得的最大的成功。不过，为人父母者 所能遭到的最大的失败却并非被自己的孩子视为对手和敌人，而是被视为上司或者奴仆。
我对孩子的期望——
第一个愿望：平安。如果想到包围着她的环境中充满不测，这个愿望几乎算得上奢侈了。
第二个愿望：身心健康地成长。
至于她将来做什么，有无成就，我不想操心也不必操心，一切顺其自然。
东西方文化
一切关于东西方文化之优劣的谈论都是非文化、伪文化性质的。民族文化与其说 是一个文化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政治概念。在我眼里，只存在一个统一的世界文化宝库，凡 是进入这个宝库的文化财富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籍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化中最有价值的 东西必定是共通的，是属于全人类的。那些仅仅属于东方或者仅仅属于西方的东西，哪怕是 好东西，至多也只有次要的价值。
东方和西方的关系问题也是一个说不完的老话题了。我的直觉是，在这个问题上的一切极端 之论都是可疑的。需要的是一种平常心，一种不假思索就喜欢和接纳一切好东西的健康本能 。在此前提下，才能用一种开阔的人类眼光来看待东西方文化之异同。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 常识与智慧、矫情与狭隘心理相结合的具体例证。
人类基本的真理始终是相同的，变化的只是对它们的表达以及那些次要的真理。
我确信人性和人生基本境况是不变的，人类不分古今东西都面临着某些永恒的根本问题，对 这些问题的思考构成了一切精神文化的核心。当然，对于每个人来说，如何融汇贯通却是要 他独立完成的事情，并且必定显出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的差别。
常常听人叹息：“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思想家？什么时候我们才有自己的世界级大思想家？” 我答道：难道这很重要吗？凡是大思想家，例如康德、海德格尔等等，既然是世界级的，就 是属于全世界的，也是属于你的。思想无国别。按照国别选择思想家的人，真正看重的不是 思想，而是民族的虚荣。
作为英国人，毛姆生下来便是基督徒，而基督徒是把天主教视为异教的。有一天，他忽然想 到，他完全可能生在德国南方，成为一个天主教徒，那样他就要因为并非自己的过错而作为 异教徒受惩罚了。这未免太荒谬。这样一想，他从此不信教了。
我认为，在这个最简单的思路中，包含了国际主义的最深刻的理由。
中国要真正成为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大国，就必须改变文化的实用品格。
一切伟大的精神创造的前提是把精神价值本身看得至高无上。一个民族拥有一批以纯粹精神 创造为乐的人，并且以拥有这样一批人为荣，在这样的民族中最有希望产生出世界级的文化 伟人。
文化现象
这是我多年前写下的一则感想——
留在国内的人开始鼓吹纯学术了，似乎一切都可以被剥夺，惟有学术剥夺不了，于是学术就 变得纯而又纯了。据说跑到国外的人已经在鼓吹流亡文化，似乎一切都带不走，惟独带走了 文化，于是文化便和他们一起踏上了流亡之途。守着学术坚持，或者担着文化流浪，大约都 能使人体会到一种使命感。可惜的是，我的学术永远纯不了，你的文化永远有个家，谁本来 有什么就仍旧有什么。卧薪尝胆的纯学术和义愤填膺的流亡文化好像都很有悲剧色彩，但我 担心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观看两者吵架的闹剧。
在这片古老土地上进行的大规模政治实验的失败，迫使中国回到了一种比较自然的社会过程 。二十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含义已经逐渐分明，它真正解放的是人的本能以及由本能所驱 动的市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