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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来，人类拥有了越来越多的从前无法想像的治疗技术。作为一个科学家，托马斯对技 术的进步持充分肯定的态度。但是，同时他认为，代价是巨大的，这代价便是医疗方式的“ 非人化”，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一去不返了。譬如说，触摸和谈话曾是医生的两件法 宝，虽无真正的医疗作用，但病人却藉之得到了安慰和信心。现在，医生不再需要把自己的 手放到病人的身体上，也不再有兴趣和工夫与病人谈话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复杂的机器， 它们横在医生和病人之间，把两者的距离越拉越大。住院病人仿佛不再是人，而只成了一个 号码。在医院这个迷宫里，他们随时有迷失的危险，不知什么时候会被放在担架上推到一个 不该去的地方。托马斯懂得，技术再发达，病人仍然需要医生那种给人以希望的温柔的触摸 ，那种无所不包的从容的长谈，但他知道要保留这些是一件难事，在今天惟有“最好的医生 “才能做到。”最好的医生“——他正是这么说的。我敢断定，倘若他不是一个公认的医学 权威，他的同行一定会对他的标准哗然了。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制定这标准的那种神 圣感情在今天已经成了人们最陌生的东西。
托马斯还有别的怪论也会令他的同行蹙额。譬如说，他好像对医生自己不患重病感到遗憾。 从前，患重病是很普遍的事情，医生也不能幸免。现在，由于医学的进步，这种机会大为减 少了。问题在于，没有亲身经历，医生很难知道做病人的感觉。他不知道病人受疾病袭击时 的痛苦，面临生命危险时的悲伤，对于爱抚和同情的渴望。他很容易不把病人当作一个真实 的人，而只当作一个抽象的疾病标本，一个应用他从教科书上学来的知识的对象。生病是一 种特别的个人经历，有助于加深一个人对生命、苦难、死亡的体验。一个自己有过患重病经 历的医生，往往是更富有人性的。所以，托马斯半开玩笑地建议，既然现在最有机会使人体 会生病滋味的只有感冒了，在清除人类其他疾病的进程中，就把感冒保留下来吧，把它塞进 医学生的课程表里，让他们每年两次处在患流感并且受不到照顾的境地，这对他们今后做人 和做医生都有好处。
很显然，在托马斯看来，人生体悟和人道精神应是医生的必备品质，其重要性至少不在医术 之下。其实道理很简单，医生自己必须是一个人性丰满的人，他才可能把病人看作一个人而 不只是疾病的一个载体。
三
托马斯毕生从医，但他谈论起医学之外的事情来也充满智慧。我只举两个例子。
其一是关于电脑。他说，人脑与电脑的区别有二，一是容易遗忘，二是容易出错。这看起来 是缺点，其实是优点。遗忘是自动发生的，这使我们可以不费力气就把多余的信息清除出去 ，给不期而至的好思想腾出空间。倘若没有这样的空间，好思想就会因为找不到栖息地而又 飞向黑暗之中。让关系出错更是人脑的一个美妙天赋，靠了它我们往往会有意外的发现，在 没有关联之处邂逅崭新的思想。这两个区别说明了同一件事，便是电脑的本领仅到信息为止 ，人脑的本领却是要让信息导致思想。电脑的本领常常使人惊奇，这很可能使一般人得出电 脑胜于人脑的结论，但托马斯却从自己的惊奇中看到了人的优越，因为电脑没有惊奇的能力 。
第二个例子是他对女性的评价。他非常感谢女性在幼儿教育方面的贡献，认为这是她们给予 文明的厚礼，证明了她们才是记录和传递文化基础的功臣。由于女性对儿童的天然喜爱和理 解，她们是更善于开启年幼的头脑的。他还看到，女性虽然容易为生活中的小事和事物的外 表烦恼，但是面对极其重大的事情却十分沉着。形象地说，女性的头脑只是外部多变，其中 枢却相当稳定。相比之下，男性的那个深处中枢始终是不成熟的，需要不断地重新定向。因 此，托马斯相信，在涉及人类命运的大事上，女性是更值得信任的。
这两个例子都表明，托马斯对于人性有多么亲切的理解。人脑优于电脑、女性优于男性的地 方，不都是在于人性么？我们不妨说，与女性相比，男性的抽象头脑更像是一种电脑。写到 这里，我忍不住还要提一下托马斯的另一个感想，它也许能帮助我们猜测他的智慧的源头。 作为一个医生，他有许多机会通过仪器看见自己的体内。然而，他说，他并不因此感到与自 己更靠近了，相反觉得距离更远，更有了两重性。那个真正的”我“并不在这些松软的构件 中，其间并没有一个可以安顿”我“的中心，它们自己管理着自己，而”我“是一个局外人 。托马斯所谈到的这个与肉体判然有别的”我“，除了称之为灵魂，我们就无以名之。不难 想见，一个有这样强烈的灵魂感觉的人，当然会对人性的高贵和神秘怀着敬意，不可能陷入 技术的狂热之中。
四
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医生都具备托马斯这样的人文素养，这是不现实的，甚至也是不必要 的。但是，中国当今的医疗腐败已经到了令绝大多数人忍无可忍的地步，凡是不享有特权的 普通人，在这方面都一定有惨痛或沮丧的经验。人们之恐惧在医院里受到非人道的待遇，已 甚于对疾病本身的恐惧。这就使得医学的人文品格之话题有了极大的迫切性。
毫无疑问，医疗腐败仅是社会腐败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其整治有赖于整个社会状况的改善 。但是，由于它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死安危，医疗权利实质上就是生存权利，所以有理 由得到特别的关注。问题的解决无非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他律，包括医生资格的从严审定 ，有关医生责任和病人权利的立法，医疗事故的公正鉴定和制裁等等，另一是自律，即医生 的人文素养和道德水准的提高。
在我与医院打交道的经历中，有一个现象令我非常吃惊，便是一些很年轻的从医学院毕业不 久的医生，显得比年长的医生更加冷漠、无所谓和不负责任。有一回，我的怀孕的妻子发热 到四十度，住进我家附近的一所医院。因为青霉素皮试过敏，那个值班的年轻女医生便一筹 莫展，入院数小时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征得她的同意，我通过电话向一家大医院求援，试 图从那里得到某种批号的青霉素，我的妻子当天上午曾在那家医院注射过这种批号的青霉素 ，已被证明不会引起过敏。可是，我的联系很快被这个女医生制止了，理由竟是这会增加她 们科的电话费支出。面对高热不退的妻子和吉凶未卜的胎儿，我心急如焚，这理由如此荒唐 ，使我无法置信，以至于说不出话来。我只好要求出院而去那家离家较远的大医院，谁知这 个女医生听罢，白了我一眼，就不知去向了。剩下若干同样年轻的医生，皆作壁上观，对我 的焦急的请求一律不予理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说出类似情形使我失去一个女 儿的遭遇，这才得以办成出院手续。
记载我的丧女经历的《妞妞》一书拥有许多读者，而这些年轻的医生都不曾听说过，对此我 没有什么好指责的。我感到寒心的是，虽然他们名义上也是知识分子，我却觉得自己是面对 着一群野蛮人。直觉告诉我，他们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读书生活的，因而我无法用我熟悉的 语言对他们说话。托马斯谈到，他上大学时在一家医院实习，看见一位年轻医生为一个病人 的死亡而哭泣，死亡的原因不是医疗事故而只是医学的无能，于是对这家医院肃然起敬。爱 心和医德不是孤立之物，而是在深厚的人文土壤上培育出来的。在这方面，我们的医学院肯 定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我只能期望，有一天，在我们的医学院培养出的医生中，多一些有良 知和教养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少一些穿白大褂的蒙昧人。
199811
安静的位置
安静的位置
前些时候，有一阵听说我的书卖得挺好。一个人写书当然希望爱读的人越多越好 ，我也不例外，所以心里是高兴的。但是，接踵而来的热闹，诸如记者采访、电视亮相、大 学讲座之类，我就非常不习惯了。我尽量推辞，有时盛情难却答应了，结果多半是后悔。人 各有志，我不反对别人追求和享受所谓文化的社会效应，只是觉得这种热闹与我的天性太不 合。我的性格决定我不能做一个公众人物。做公众人物一要自信，相信自己真是一个人物， 二要有表演欲，一到台上就来情绪。我偏偏既自卑又怯场，面对摄像机和麦克风没有一次不
感到是在受难。因此我想，万事不可勉强，就让我顺应天性过我的安静日子吧。如果确实有 人喜欢我的书，他们喜欢的也一定不是这种表面的热闹，就让我们的心灵在各自的安静中相 遇吧。
世上从来不缺少热闹，因为一旦缺少，便必定会有不甘心的人去把它制造出来。不过，大约 只是到了今日的商业时代，文化似乎才必须成为一种热闹，不热闹就不成其为文化。譬如说 ，从前，一个人不爱读书就老老实实不读，如果爱读，必是自己来选择要读的书籍，在选择 中贯彻了他的个性乃至怪癖。现在，媒体担起了指导公众读书的职责，畅销书推出一轮又一 轮，书目不断在变，不变的是全国热心读者同一时期仿佛全在读相同的书。与此相映成趣的 是，这些年来，学界总有一两个当红的热门话题，话题不断在变，不变的是不同学科的学者 同一时期仿佛全在研究相同的课题。我不怀疑仍有认真的研究者，但更多的却只是凭着新闻 记者式的嗅觉和喉咙，用以代替学者的眼光和头脑，正是他们的起哄把任何学术问题都变成 了热门话题，亦即变成了过眼烟云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