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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简直替自己害羞。这个敏感而脆弱的孩子是我吗？谁还能在我的身上辨认出他来呢？现在我 的母亲已是八旬老人，远在家乡。我想起我们不多的几次相聚，她也只是默默地看着我忙碌 。面对已经长大的儿子，她是否还会记起那张深情仰望着她的小脸蛋，而我又怎样向她叙说 我后来的坎坷和坚忍呢？不，我多半只是说些眼前的琐事，仿佛它们是我们之间最重要的事 情，而离别和死亡好像完全不存在似的。原本非常亲近的人后来天各一方，时间使他们可悲 地疏远，一旦相见，语言便迫不及待地丈量这疏远的距离。人们对此似乎已经习以为常，生 活的无情莫过于此了。
六
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世纪末”这个词。编年和日历不过是人类自造的计算工具，我看不出 其中某个数字比其余数字更具特别意义。所以，对于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世纪末”，我没 有任何感想。
当然，即将结束的二十世纪对于我是重要的，其理由不说自明。我是在这个世纪出生的，并 且迄今为止一直在其中生活。没有二十世纪，就没有我。不过，这纯粹是一句废话。世上每 一个人都出生在某一个世纪，他也许长寿，也许短命，也许幸福，也许不幸，这取决于别的 因素，与他是否亲眼看见世纪之交完全无关。
我知道一些负有大使命感的人是很重视“世纪末”的，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在旧的世纪有不可 忽略的影响，对新的世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总之新旧世纪都不能缺少他们，因此他们理应 在世纪之交高瞻远瞩，点拨苍生。可是，我深知自己的渺小，对任何一个世纪都是可有可无 的。所以，当别人站在世纪的高峰俯视历史之时，我只能对自己的平凡生涯做些琐碎的回忆 。而且，这回忆绝非由“世纪末”触发。天道无情，人生易老，世纪的尺度对于个人未免大 而无当了罢。
19967
人不只属于历史
那个时代似乎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了。当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欧洲和全世界， 人文知识分子大多充满着政治激情，它的更庄严的名称叫做历史使命感。那是在五十年代初 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世界刚刚分裂为两大阵营。就在那个时候，曾经积极参加抵 抗运动的加缪发表了他的第二部散文风格的哲学著作《反抗者》，对历史使命感进行了清算 。此举激怒了欧洲知识分子中的左派，直接导致了萨特与加缪的决裂，同时又招来了右派的 喝彩，被视为加缪在政治上转向的铁证。两派的态度鲜明对立，却对加缪的立场发生了完全
相同的误解。
当然，这毫不奇怪。两派都只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而加缪恰恰是要为生命争得一种远比政治 宽阔的视野。
加缪从对“反抗”概念作哲学分析开始。“反抗”在本质上是肯定的，反抗者总是为了捍卫 某种价值才说“不”的。他要捍卫的这种价值并不属个人，而是被视为人性的普遍价值。因 此，反抗使个人摆脱孤独。“我反抗，故我们存在。”这是反抗的意义所在。但其中也隐含 着危险，便是把所要捍卫的价值绝对化。其表现之一，就是以历史的名义进行的反抗，即革 命。
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批判是《反抗者》中的精彩篇章。加缪一针见血地指出，卢梭的 这部为法国革命奠基的著作是新福音书，新宗教，新神学。革命的特点是要在历史中实现某 种绝对价值，并且声称这种价值的实现就是人类的最终统一和历史的最终完成。这一现代革 命概念肇始于法国革命。革命所要实现的那个绝对价值必定是抽象的，至高无上的，在卢梭 那里，它就是与每个人的意志相分离的“总体意志”。“总体意志”被宣布为神圣的普遍理 性的体现，因而作为这“总体意志”之载体的抽象的“人民”也就成了新的上帝。圣·鞠斯 特进而赋予“总体意志”以道德含义，并据此把“任何在细节上反对共和国”亦即触犯“总 体意志”的行为都宣判为罪恶，从而大开杀戒，用断头台来担保品德的纯洁。浓烈的道德化 色彩也正是现代革命的特点之一，正如加缪所说：“法国革命要把历史建立在绝对纯洁的原 则上，开创了形式道德的新纪元。”而形式道德是要吃人的，它导致了无限镇压原则。它对 心理的威慑力量甚至使无辜的受害者自觉有罪。我们由此而可明白，圣·鞠斯特本人后来从 被捕到处死为何始终保持着沉默，斯大林时期冤案中的那些被告又为何几乎是满怀热情地给 判处他们死刑的法庭以配合。在这里起作用的已经不是法律，而是神学。既然是神圣的“人 民”在审判，受审者已被置于与“人民”相对立的位置上，因而在总体上是有罪的，细节就 完全不重要了。
加缪并不怀疑诸如圣·鞠斯特这样的革命者的动机的真诚，问题也许恰恰出在这种可悲的真 诚上，亦即对于原则的迷醉上。“醉心于原则，就是为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爱去死。”革命者 自命对于历史负有使命，要献身于历史的终极目标。可是，他们是从哪里获知这个终极目标 的呢？雅斯贝尔斯指出：人处在历史中，所以不可能把握作为整体的历史。加缪引证了这一 见解，进一步指出：因此，任何历史举动都是冒险，无权为任何绝对立场辩护。绝对的理性 主义就如同绝对的虚无主义一样，也会把人类引向荒漠。
放弃了以某种绝对理念为依据的历史使命感，生活的天地就会变得狭窄了吗？当然不。恰好 相反，从此以后，我们不再企图作为历史规定方向的神，而是在人的水平上行动和思想。历 史不再是信仰的对象，而只是一种机会。人们不是献身于抽象的历史，而是献身于大地上活 生生的生活。“谁献身于每个人自己的生命时间，献身于他保卫着的家园，活着的人的尊严 ，那他就是献身于大地并且从大地取得收获。”加缪一再说：“人不只属于历史，他还在自 然秩序中发现了一种存在的理由。”“人们可能拒绝整个历史，而又与繁星和大海的世界相 协调。”总之，历史不是一切，在历史之外，阳光下还绵亘着存在的广阔领域，有着人生简 朴的幸福。
我领会加缪的意思是，一个人未必要充当某种历史角色才活得有意义，最好的生活方式是古 希腊人那样的贴近自然和生命本身的生活。我猜想那些至今仍渴望进入历史否则便会感到失 落的知识分子是不满意这种见解的，不过，我承认我自己是加缪的一个拥护者。
19968
给成人读的童话
最近又重读了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还重读了安徒生的一些童话。和小时候 不一样，现在读童话的兴奋点不在故事，甚至也不在故事背后的寓意，而是更多地感受到童 话作者的心境，于是读出了一种悲凉。
据说童话分为民间童话和作家童话两类，而民间童话作为童话之源是更有价值的。但是，我 自己偏爱作家童话，在作家童话中，最读不厌的又是这一篇《小王子》。我发现，好的
童话 作家一定是极有真性情的人，因而在俗世又是极孤独的人，他们之所以要给孩子们讲故事决 不是为了劝喻，而是为了寻求在成人世界中不易得到的理解和共鸣。也正因为此，他们的童 话同时又是写给与他们性情相通的成人看的，或者用圣埃克苏佩里的话说，是献给还记得自 己曾是孩子的少数成人的。
莫洛亚在谈到《小王子》时便称它为一本“给成人看的儿童书籍”，并说“在它富有诗意的 淡淡的哀愁中蕴含着一整套哲学思想”。不过，他声明，他不会试图去解释《小王子》中的 哲学思想，就像人们不对一座大教堂或布满星斗的天穹进行解释一样。我承认他说得有理。 对于一切真正的杰作，就如同对于奇妙的自然现象一样，我们只能亲自用心去领悟，而不能 凭借抽象的概括加以了解。因此，我无意在此转述这篇童话的梗概，只想略微介绍一下作者 在字里行间透露的对成人的精辟看法。
童话的主人公是一个小王子，他住在只比他大一点儿的一颗星球上。这颗星球的编号是b612 。圣埃克苏佩里写道，他之所以谈到编号，是因为成人们的缘故——
“大人们喜欢数目字。当你对他们说起一个新朋友的时候，他们从不问你最本质的东西。他 们从不会对你说：‘他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他爱玩什么游戏？他搜集蝴蝶吗？’他们问你的是 ：‘他几岁啦？他有几个兄弟？他的父亲挣多少钱呀？’这样，他们就以为了解他了。假如你 对大人说：‘我看见了一所美丽的粉红色砖墙的小房子，窗上爬着天竺葵，屋顶上还有鸽子 ……’他们是想像不出这所房子的模样的。然而，要是对他们说：‘我看到一所值十万法郎 的房子。’他们就会高呼：‘那多好看呀！’”
圣埃克苏佩里告诉孩子们：“大人就是这样的，不能强求他们是别种样子。孩子们应当对大 人非常宽容大度。”他自己也这样对待大人。遇到缺乏想像力的大人，“我对他既不谈蟒蛇 ，也不谈原始森林，更不谈星星了。我就使自己回到他的水平上来。我与他谈桥牌、高尔夫 球、政治和领带什么的。那个大人便很高兴他结识了这样正经的一个人。”
在这巧妙的讽刺中浸透着怎样的辛酸啊。我敢断定，正是为了摆脱在成人中感到的异乎寻常 的孤独，圣埃克苏佩里才孕育出小王子这个形象的。他通过小王子的眼睛来看成人世界，发 现大人们全在无事空忙，为占有、权力、虚荣、学问之类莫名其妙的东西活着。他得出结论 ：大人们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相反，孩子们是知道的，就像小王子所说的：“只有孩子 们知道他们在寻找些什么，他们会为了一个破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