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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伟平说：“这么说或许夸张了一些，但毫无疑问，涉及的官员应该比较多，其中一部分也可能已被敲诈，只是暂时还没有捅出来而已。刚才胡检察长给我来了电话，他担心如果处理不慎，这个隐私库有可能会被不加控制地公之于众，引起一片混乱，给曹清河的案子带来巨大的压力，但如果处理得好，也可以抓获一大批贪官，所以他希望我们一定小心行事，只把查找那个窃听者作为寻找隐私资料库的手段来对待，不要把他逼得太急。”
袁世民问：“检察院的通报里，有没有关于那个敲诈者的一点线索？曹清河是不是也没有找到窃听者的半点影子？”蒋伟平说：“对，聂建森具有丰富的侦查经验，临死前也没有完全弄清究竟是谁敲诈了他，曹清河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当然会更加找不着北了。我要求我们直接审问曹清河，但胡检察长说他的案子牵涉面广，还有许多事要去查，并且他已被关押到外省某个秘密的地方，暂时不能让我们直接审问。不过，胡检察长说我们可以直接去找市财政局的黎亚娟，因为曹清河的隐私就是与她的偷情过程，且交钱时都是黎亚娟一手操办的，找她比找曹更合适。”
袁世民兴奋地说：“黎亚娟？是不是市财政局的计划科副科长黎亚娟？她还是我的老同学呢！哦，我想起来了，张清禾的案子刚刚曝光后，黎亚娟曾向我打听这桩案子，电话里反反复复地问，口气比较急。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没什么，支支吾吾的。当时我以为是她的哪个领导托她来打听的，没想到，她也竟被拍了个洋镜头！”
经过反复劝说邀请，黎亚娟终于答应在雅声娱乐场与袁世民和林洋洋见面。此时的黎亚娟，可谓是四面楚歌，一方面她也被怀疑有经济问题，已经停职接受调查，好在曹清河念及旧情，没有举报她，她暂时还自由着，另一方面，她丈夫坚决要求与她离婚，双方的亲朋好友也对她多加指责，弄得她无地自容，憔悴不堪。
几句寒暄后，袁世民单刀直入地问：“你收到了光碟吗？”黎亚娟说：“我和曹市长同时收到了一张，都是从邮局寄来的。里面有一短信，留了一个神州行号码，说如果我们要那母带，打那个电话就是。我打过去要么是关机，要么是听不到人讲话，只好将此事告诉当时的曹局长，才知道他也收到了一张。后来那人给曹市长发来信息，要我们在三天之内准备四十万现金等待他的通知……”
林洋洋问：“你们的信和光碟还在不在？”黎亚娟脸红着说：“这些东西羞死人了，我怎么好意思保藏呢？当天晚上我们把光碟和其他东西都烧毁了，以免夜长梦多。”
袁世民问：“你还记得信是从哪里寄来的吗？信里没有留银行帐号吗？”
“就是本地寄来的，地址记不清了，但可以肯定是一个假的。信里没有帐号，我们曾提议从银行或邮局寄给他们，遭到了拒绝。”
林洋洋惊疑地与袁世民对视一眼，兴奋地问：“那你们是不是直接交给他？看到他本人了吗？”
“那些人——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几个人——非常狡猾，要我们将钱和足够多的泡沫捆好，用塑料纸包好，外面再系一块红布，在自来水厂上游约三百米处放到东凌河里，其他的事不用我们管；只要那钱不是假的，一分不少，他们保证就地销毁母带，再也不来打扰。我们对张清禾的案子非常了解，知道他们得手后可能会再来第二次第三次，但曹局长当时正在竞选副市长的节骨眼上，我老公也有些怀疑我，且他们的口气非常强硬，把价格、交钱的时间地点和最后期限讲完后，再也不开机，也不回信息，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只好老老实实地交钱，一分也没有少。”
第九卷 第四十五章 第二节
袁世民问：“你们两个应该都去了吧？”
“他说他很忙，没时间去，是我一个人送过去的，但钱都是他出的。他很不心甘，说等忙过了那一阵，一定要找那个人算帐。我也是又气又急，暗地里叫我表弟喊了二三十个人，在一个宾馆里借了二三十个对讲机，每人一台，把那个水库围了一圈，又租了几艘快艇藏在山沟里，只要发现那个取钱的人，就把他抓住打个半死。下午六点整，我单独一人来到河边，按他们的要求准时把钱放到水里后，躲在一个山头上用望远镜观察，希望能看到那个取钱的人。那个水库的水几乎是静止的，红包飘得很慢，我蹲在草丛里看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发现有人游过来或划船过来取钱，而水库坝上经常有人，在那里取钱容易被人发现，高智商罪犯应该不会那么傻，因此我担心这一次是他们虚晃的一枪，是在象捉弄张清禾一样地捉弄她们。”
“天快黑时，我估计那个人不可能来取钱，为了避免丢失那个钱包，叫那些开快艇的把钱捡回来，以后再做打算。正在这时，那个钱包倏地沉了下去，只留下一个小水涡，几秒钟后又浮起来，象一个浮标被鱼咬了一下。我感到很纳闷，一条鱼怎么会咬这个包呢？我又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发现钱包由长方形变成了正方形，颜色似乎也有了微妙的变化，顿时恍然大悟，知道那些人是从水下取走了钱包，急忙叫他们赶快开船过去抓人。他们没有发现这一细微变化，开头有些不信，后来开过去捞起钱包一看，果然发现已被掉包了，立即由水性好的人下水追赶，其他人在水面观察。水库的水很宽，那个钱包又是在水库中央，我相信水性再好的人也不可能一口气潜游到岸边，总要出来换口气，他们这么多人肯定能抓住他。可是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无论在水下还是水面上，都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影。据我所知，世界上潜水时间最长的，也不过是十几分钟，那人过了半个多小时还没有出来换气，肯定是淹死了，便在水库的坝上等那个人的尸体，结果守到到八九点钟，既没有发现那个钱包，也没有发现任何尸体。我们都感到不可思议，也不心甘被别人这么捉弄了，分成三批人，一批继续守在坝上，另两批坐快艇沿着水库边缘往上搜索。结果上溯几百米，在一个狭长的河弯里，发现了那个钱包的包装物，旁边还留了一封信……”
林洋洋惊问：“一封信？是手写还是打印的？还在不在？信里的内容你还记得吗？”
“你们不用问也应该能猜到，这些人不可能留下什么笔迹，当然是打印的了。当时人多口杂，我怕走漏了消息对曹局长不利，看完后便烧掉了，不过信的大概意思我还记得，行文略带了点古文韵味……”
袁世民惊问：“古文韵味？！”
“对，那个人应该有较好的古文根底，文采相当不错。信很简短，说我们不必瞎忙了，不可能抓到他的，并代表他们全家感谢我们借了一笔钱给他，日后他有钱了，会以我们的名义捐给慈善机构，为我们多积点阴德，曹局长到了阴间会少受点折磨。当时夜已深了，周围全是茂密的山林，我知道不可能再抓到那个人，只好悻悻地回去，白白地送了四十万，又请他们几十个人大吃了一顿。不过那人还比较讲信用，后来一直没再找我们要钱，也没把我们的事抖出来，曹局长顺利地当上了副市长。如果曹清河自己不说出来，这件事永远也不会暴露……我真的想不清，他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呀？！自己已经有了一千多万，四十万只是个零头，如果他不说来，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想报复那个敲诈者和我老公，也要为我想想呀！”说完，她掩面而泣。
林洋洋低声自言自语：“代表他们全家？！”袁世民问她说什么，她惊慌地转过脸，连声说没什么，起身说去一趟洗手间，背过身后表情便复杂恍惚起来。几分钟后，她恢复了常态，进门就问黎亚娟，他们事后估计那个人是怎么搞到那个钱包的。黎亚娟说他们后来估计那个人应该是穿了潜水衣，否则不可能安全地逆水潜游几百米。袁世民问那些钱是不是从银行里取出的新钞票，有没有连号。黎亚娟说她当时确有这个想法，但曹清河说，即使全用连号的新钞票，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们不敢报案，不可能象刑警那样，动用强大的侦查力量去查谁使用了这些钱，也不敢去查，而且到银行一次性取四十万，可能会让单位的人知道，不如把平时积攒的钱凑起来送过去。她问他哪有这么钱，他说不用她管，她只管送钱就是了。
两个刑警都沉默了。他们付钱的方式，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原始，但如果送钱的人没有事先想到穿潜水衣从水下偷偷地调包这一奇招，比通过银行支付更为安全，也更为快捷，一次就可把钱全部弄到手。可以想象，即使她们报了警，专案组也不一定能想到这一奇招，只会派一些人事先在河边埋伏，他们假如看到了有人从水底换包，也不一定能抓到那个人。当然，如果开枪，也许能将他当场击毙，但对方在水里，你在岸上，你看不到他，他却能轻易地看到你的藏身之地，想让他中弹，决非易事。
看到黎亚娟失意的背影渐行渐远后，袁世民问林洋洋：“你估计敲诈曹清河的与敲诈聂建森的是不是同一伙人所为？”
“很难说，两者在传递光碟和发信息通知这些手法上，是相同的，但在取钱的方式上，却有极大的区别，不过，我个人倾向于是同一人所为。这些高智商罪犯，完全有可能为了干扰我们的视线，故意更换方式。最重要的是，曹清河和聂建森是在同一时期同一地点被偷拍的，而我们在那个套间里只发现了两伙使用间谍器材的痕迹，且欧海洋的只能窃听不能偷拍，因此敲诈曹清河的也应该是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