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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河见了立即说：“对，就是这种外套。”
袁世民问：“老鲁，你们监狱里有这种外套的人多吗？”
“前年，这种衣服刚流行，我们监狱给每个处级干部都买了一件，七个党委成员和六个助理调研员都发了。”
“六个助理调研员？这么多！除了这13个人之处，还有没有别的人自己买了这种外套？”
“可能有几件，但颜色不尽相同。”
潘文海问：“那么，在有这种外套的人里面，谁喜欢戴毡帽？”
“只有两个人。”
林洋洋兴奋地问：“谁？”
“助理调研员陆康和辞了职的邓拓；他们两人都有些秃顶，经常带这种帽子。”
潘文海问：“他们会不会开车？有面包车吗？以前是干什么的？”
“他们都是老公安，会开车；陆康有一辆五菱面包车，颜色好象也是蓝色的。他们以前都是监狱级领导，陆康由于年龄和其他的原因，已退居二线，担任助理调研员；邓拓则辞了职，现在不是监狱警察了。”
林洋洋问：“他到哪里去了？”
“他辞职后在香港呆了一段时间，现在又回来了，经常到这里找一些老干警搓麻将。”
袁世民两眼放光，急问：“在香港？！干什么？”
“他具体干什么我不太清楚，可能是做生意，也可能是帮他在香港工作的儿子带孩子吧。”
林洋洋问：“他们退了，有什么怨言吗？邓拓已经是处级了，为什么还要下海？”
鲁再国吐了一口浓烟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时半会说不清。
潘文海问：“他们当副监狱长的时候，各自分管什么？”
“邓拓分管改造这一块，陆康分管基建后勤。”
袁世民隐约感觉到了其中的奥妙之处，茬开话题问：“陈科长今天在上班吗？”
鲁再国立即轻松了许多：“他已经退居二线了，应该没有来，我先打个电话问一问。”他将电话拔通后没说几句，将手机递给袁世民。
陈科长在电话里进一步印证了张小河的话：在那辆没有牌照的淡蓝色面包车里，确有一个穿外套戴毡帽的男子，神秘兮兮地躲在车里，看到他来了后，立即把头埋下去。他当时以为是有人在里面偷情，没有盘问，看一下就走了。警报器响了之后，他认为那辆面包车有可能是接应逃犯的，为此狱侦科曾经花了一定的力气去寻找，直到后来发现叶马死在下水道里，他们才放弃了这种努力。
徐杰兴奋地跑进来，责怪他们不找他这个向导。袁世民说正想找他，但在办公室找不到他的踪影，是不是美女到了手，就没有热情了。
徐杰连说冤枉，他一般是在监房内上班，不知不为过。他看到办公桌上的外套，奇怪地问鲁再国，大热天拿这件外套出来干什么。林洋洋示意他不要多问。
第八卷 第三十六章 第二节
一行人出了武警营房，袁世民谢绝了鲁再国的陪同，特意要徐杰陪他们进监房，做进一步的了解。
“邓拓和陆康当副监狱长时是不是很有实权？”袁世民等鲁再国一走，即问徐杰。
“那当然，邓拓在公安局里当过什么长，在这里则当了好几年的一把手，据说很有权威的。”
“他是不是很独裁，权力欲望很强？”
“我对他不是很了解，应该是这样吧。”
潘文海问：“那个陆康呢？他好不好揽权？”
“对他我也不太清楚，和邓拓应该差不多吧。”袁世民问：“他们住哪里？是不是在监狱的家属区？”
“可能是他们觉得没面子吧，把家属区的集资房都卖了，住在市内；具体在哪个地方，我也搞不清。”
他们来到六监区三楼的值班室。让他们惊喜的是，办公桌还是以前的，下面的电胶布粘痕依然很明显。
经过测量，发现这个窃听器相对而言，确实庞大无比，长为10。6厘米，宽为6。3厘米，另外在距方形粘痕15厘米远的地方，还有一个令人费解的粘痕。这里曾经杀了两个人，刑警支队勘察过，但没有发现这个如此异常的痕迹，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遗憾的纰漏，当时参与了勘察的袁世民和林洋洋连连自责。
潘文海打断他们两人自责的话，说：“这么大的东西算什么窃听器！可能是一个采访机吧，看尺寸，正好差不多，这个小粘痕应该是粘合外置小话筒留下的。”
袁世民说：“采访机的录音时间最长不过两小时，一盒录音带走完后，录音键一般会自动跳起来，容易被发现，且采访机都有灵敏度较高的内置话筒，另装一个外置话筒纯是多此一举，我看不象。”
林洋洋说：“我估计，很可能是一个无线话筒的发射器，较远处的粘痕，应该是一个外置小话筒。”
“对，我看就是一个无线话筒！这个地方距离大墙外那辆面包车的停靠点不到三十米，且间隔只有一堵砖墙，功率大的话筒完全可以将信号发射出去。”
潘文海也同意了他们的观点，进一步分析这个无线话筒的安装者，是不是在总统套间的烟雾探头内安装窃听窃照器材的人。
根据两种窃听器材的体积来看，应该不是同一个人或同一伙人，但也不能排除那些敲诈刘黄光的人得了15万元之后，不惜本钱购买高档间谍器材到宾馆里作大案的可能性。于是他们又提到了左光辉和欧海洋，可经过反复辩析，也得不出一个令三人都满意的结论。
袁世民转头问徐杰，刘黄光与邓拓、陆康、汪振东和聂建森的关系怎么样。
徐杰说刘黄光这个人很聪明，上上下下的关系都处理得不错，但既然邓拓和陆康都已退了，他应该不会和他们有太多亲密的来往，而与汪振东和聂建森的关系看起来相当不错。
潘文海说：“袁队，你是不是怀疑某个退位的狱警对一把手二把手不满，想抓住他们的把柄，便针对他们都赏识的刘黄光采取了窃听措施，企图录到一些对他们三人都不利的东西？”
林洋洋说：“有这个可能。我们应该申请查验一下六监区当时的值班表和当晚的值班登记本。如果值班本上应值班的人员，与当晚实际的值班人员都是刘黄光，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这个话筒应该是征对刘黄光的，因为无线话筒的功率都比较大，用九伏的干电池做电源，工作时间一般只有几个小时，只能有征对性地窃听。”徐杰与其他两个男人都点头称是。
通过查阅六监区当时的值班表和值班登记本，发现值班表和值班本上所表明的值班干警都是刘黄光，说明那个窃听者确实是想窃听刘黄光的隐私。
再通过进一步的调查，他们非常惊讶地发现邓拓竟住在市检察院内他女儿的住房内，且这套房子与欧海洋原来租住的那套房间处在同一单元，邓住三楼，欧海洋在六楼。
这一意外的发现令他们都惊喜不已振奋不已，仿佛经过漫漫长夜后，终于看到了黎明前第一丝耀眼的曙光，这一系列疑难案件的脉络或明或暗地全都凸显出来：邓拓的作案动机、衣着、刑侦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以及给欧海洋送碟的便利条件，完全符合那个神秘的窃听者的大部分特征！
接下来的深入调查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邓拓的嫌疑进一步增加。
首先，在作案时间方面，邓拓完全具备条件。他女儿是市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女婿做生意，经常出门在外。他们在城边缘买了宽敞的新房后，由邓拓老两口住在市检的老房子里，照顾在附近读小学的外甥。当他女婿没在家时，经常由他老伴陪他女儿在新房里过夜，邓拓则独自一人守着旧房子，经常有单独行动的机会。
其次，在大笔经济开支和获得间谍器材等方面来看，邓拓也完全符合。他的儿子是电子工程硕士，早几年移民香港，据说过去没多久便在香港买了房子，大部分的钱应该是邓拓出的，且他在香港呆过一段时间，对该地比较熟悉，现在又经常往返于香港，完全有条件从那里悄悄地带回正宗的间谍器材。
第三，在面包车方面，有两个疑点直接指向邓拓。一是据曾在红山宾馆后面开杂货店的一个中年老板反映，去年的年底，他老婆发现有一辆可疑的蓝色面包车经常停在他们店旁边的树下，很少有人下来，即使有人下来，不久也会见他上去，呆上几个小时，然后又莫门其妙地开走。他老婆把这些情况向他讲了后，为了防止打劫，他稍稍留了点神，发现从车上下来的人经常戴一个毡帽，比较胖，没有其他人与他相伴。那辆面包车是五菱牌的，牌照被取了下来，只留下一块白色的底板。侦查员给他看了看邓拓和陆康的全身相片，他说以前从未看清那个司机的脸，无法确认，但从体形来看，邓拓比较象。二是据陆康的反映，他曾有一辆旧五菱牌面包车，邓拓经常借他的车去钓鱼，对那辆车的车况非常了解。就在已经死亡的罪犯叶马企图越狱的那天晚上，他发现那辆面包车的车门有被撬动的迹象，方向盘下面的打火线路有被剥刮的痕迹，估计被人偷偷地开过；他不能完全否定是邓拓偷了车的可能。
第四，通过对邓拓的历史做深入的调查，侦查员们又惊讶地发现他曾在公安局里干过一段时期的反特专干，在档案馆一些反特的案卷里，后面大多有邓拓的签名。
第八卷 第三十六章 第三节
综合这几个方面的情况来分析，红山市这一系列重案的轮廓非常明显地露了出来。
潘文海在气氛活跃的案情分析会上神采飞扬地对这个轮廓做了较详细的描述。
曾经辉煌一时的邓拓被迫辞职后，愤愤不平，伺机报复。他首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