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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都笑，看着林洋洋。林洋洋的脸红了，说：“都看着我干什么？”
潘文海酸酸地说：“现在你可以充分发挥你男朋友的作用了！”
林洋洋腾地站起来，脸蛋绯红，愤怒地指着潘文海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老是阴不阴，阳不阳的，你象不象个男人？！徐杰是一个很优秀又光明磊落的男人，不比你差！”
潘文海毫不示弱，继续讽刺：“我怎么啦？我没有说他是一个草包，一个书呆子呀！你动什么气？”林洋洋进一步提高嗓门道：“只有你才是一个草包一个孬种呢，不象个男人！没有真本事，天天混日子，还瞧不起别人……”
“好啦好啦，算了算了，少说两句，都是为了工作嘛。”秦长江拉着林洋洋出去，低声说：“我看徐杰这人不阿权贵，不势力，真才实学，确实是一个优秀的小伙子，你选他没有选错，不过，他很愿意支持我们的工作，你私下里向他打听这方面情况，也未尝不可。”
林洋洋仍愤愤不平地说：“本来我想立即打电话问他，没想到潘文海老是讥讽我！他有什么了不起，我看他未必能强过别人！”她边说边拿出手机，打给徐杰。
几分钟后，林洋洋进来，关好门，开始叙说：“我首先强调一点，我以下所说的，是从红山监狱许多干警那里随便听来的，不一定很准确，任何人不能作笔记，也不能对外传，谁传出去谁负责。”蒋伟平点头强调：“我完全同意林洋洋同志的要求，请在座的各位坚守保密纪律，不要向外传，更不能对红山监狱的任何干警提起这事。”
林洋洋继续说：“红山监狱的党组书记监狱长汪振东，以前曾是另一监狱抓改造的副监狱长，在红山监狱担任过一把手已有三年，口碑还可以；党组副书记政委聂建森，以前曾是红山监狱监狱长，一把手，口碑和汪振东的差不多，另一党组副书记胡友亮，也就是纪委书记，以前也当过四年的监狱长，在红山监狱的口碑还算不错，但在其他监狱怎么样不太清楚。纪检部门公布的一些监狱腐败案里，被查处的监狱领导往往都有上百万的赃款或不明财产，所以，如果红山监狱这三个正处级领导利用手中的权力假公济私，聚敛财富，都有可能拿出一百万。”
“三个副监狱长和政治部主任都没有担任过一把手，其中鲁再国除了离过婚爱喝酒的缺点外，他的口碑最好，其余的不突出，一般认为他们都不太可能存有一百万。在红山监狱七个党委的成员里，主要是汪振东聂建森鲁再国和政治部主任的人事权大一些，其余四人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另外，生卫科、财务科、狱政科、刑罚执行科以及部分生产科的科长很有实权，但他们都是科级，很难提拔已是副科的刘黄光。”
秦长江问：“从作案的能力方面来看，他们七人中有哪几个具备这样的条件？”
“汪振东曾是一名优秀的侦察兵，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聂建森也是部队转业，干了十八年的刑警，业务能力很不错；鲁再国毕业于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是刑侦科班出身，其余四个监狱领导都毕业于司法警校，也具备一定的刑侦知识。”
这样的分析，只是稍稍缩了一点范围，收获不算很大。会议室里又出现短暂的沉默。
蒋伟平又打破沉默：“在刘黄光被杀和左光辉遇袭的当晚，尤其是案发时候，他们七个人究竟在哪里，调查过了没有？”
潘文海说：“我们做了初步的调查。在刘黄光被杀的当晚，他们七人中有三人在家里睡觉，一人值班，三人出差，均有人证明他们没有作案时间；在左光辉遇袭的时候，有四人在家里，一人值班，两人出差，也都有人证明他们没有作案时间。”
“这就怪了，难道这七人中没有一个有嫌疑？那些所谓的证人里，有没有他们的家人？”
林洋洋说：“住在家里的，当然都是他们的家人证明，证言的证明力自然小一些。”
秦长江问：“有没有人两次都是由家人证明的？”
袁世民说：“汪振东聂建森鲁再国三人都是由他们的家人证明的。”
蒋伟平若有所思地说：“又是这三个人。”
潘文海大胆地说：“依我看，聂建森的可能性最大。”蒋伟平心中一喜：终于有人捅破一层纸了！他不动声色地问：“为什么？你分析看一看。”
潘文海说：“从钱和权来看，聂建森和汪振东的可能性最大；从作案的能力来看，他们都具备；从证人来看，他们也符合。但他们两人中，只有聂建森在我们的侦查活动中，有时明显地说出一些话或做出一些表情，不欢迎我们，或做一些令人怀疑其动机的分析。”
林洋洋立即反驳：“那也不一定。汪振东虽然从表面看起来，很支持我们的工作，分析也不反着我们的思路，但本案中的凶手是一个非常狡猾的高手，在我们面前做一些表面文章才更吻合。”
潘文海的脸上露出不屑的神情，想立即反驳，嘴唇动几下，一时又找不到充分的理由，只好做罢。大家小声地议论着，各有倾向，但绝大部分都集中于汪振东聂建森鲁再国三人。
蒋伟平开始做总结：“我们今天暂时确定了三个重大的嫌疑人，进展很大，会议暂且就开到这里。下一步，还和以前一样，分三组，由曾处长协助我们调查欧海洋一伙，老秦负责搜查一下刘黄光的家里和他与其情妇原来的住处，袁世民再仔细地搜查左光辉的家里；范围再扩大一些，力争再次取得突破。”
第四卷 第二十章 第三节
然而，这一次出击，三路人马取得的收获都不是很大。秦长江这一组算好一点，在刘黄光的煤房里，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窃听器，但经过鉴定，发现其功能已严重损坏，无法正常使用。
把一个无用的窃听器放在自己的煤房里，令人费解，很可能是另外有人故意放在这里，栽赃刘黄光。不久，袁世民和林洋洋在监狱的调查，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秦长江他们的推测。
据六监区的内勤李琴反映，在刘黄光出事前的第三天，他收到了一封发自红山市本地的信，没有寄信人地址，信封上的字全是打印的。刘黄光看到那信后，有些紧张，对李琴的玩笑置之不理。后来刘黄光出来时，则变得很兴奋，迅速离开了监狱。这一情况恰好与周敏提供的相互印证，可信度高。
从这一情况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信封内的东西，很可能就是刘黄光所说的那个“宝物”，而李琴又回忆说，那个信封很大，比较薄，用手摸能感觉到里面有一个圆圆的薄片，大小和光碟差不多。
据此判断，信封内极有可能是一张光碟。这一情况说明，那个致使他丧命的“宝物”，应该不是他自己制造的，而是别人寄给他，以陷害他。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左光辉。
进一步推断，左光辉为了把这个假象做得更完整，在刘黄光的煤房里丢了一个窃听器的可能性非常大。
而在刘黄光的家里及他与周敏原来的住处，都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左光辉的家里和办公桌里也无一所获。曾光兴四处找欧海洋一伙，但几天都不见他们的踪影。
侦查工作第一次陷入了僵局。
几天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
袁世民和林洋洋来到中心医院左光辉的病房里，询问左光辉的病情。
十几天不见，比较胖的左光辉瘦了许多，也黑了很多。
林洋洋看到他，自然想起她可怜的妹妹，不禁泪水盈眶。她妹妹刚刚去世的时候，她对左光辉恨之入骨，可当他遇袭昏迷之后，这种痛恨慢慢消失，代之以日渐强烈的同情和怜悯。
或许，是林丽丽太恨他或舍不得他，在阴间催他快去吧，但他如果这样糊里糊涂地走了，本案一个最关键的知情人当事人便永远地消失了。假如专案组在别的地方无法找到突破口，这一系列重大疑难案件也许都将成为悬案。
他太重要了，专案组所有的人都迫切地希望他快点苏醒过来，开口说话，尤其是当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市局加强了警戒力量，不但在前门有两名全副武警的干警值班，病房后面的草坪上也有两人，不准任何人靠近。同时，又请了省城的两个专家，为左光辉做了会诊，结论是他的新陈代谢在慢慢地加快，苏醒的可能性很大，并为他配了更好的营养品，全由静脉注射。
“医生，你看他要过多久才能苏醒过来？”林洋洋泪眼婆娑，问一个查房的中年男医生。
医生说：“这个很难说，过几天就苏醒过来，有这个可能，一年甚至几年之后才苏醒，也有可能。不过，自从给他配了新的营养品后，他这几天的脸色比以前好多了，似乎还胖了一些。这是一个好现象，说不定他不用多久便可以醒过来。”
袁世民问：“你们进来的时候，门口的值班干警要查你们的身份吗？”
医生笑道：“查，都查，很严的！我们必须戴胸卡，进门的时候必须取下面罩，如果警卫发现面孔陌生，就不让进，立即报告我们的主任医生，确定身份后才准进去。进去的时候也有一名干警全程陪同，仔细地检查我们使用的食品和药物，密切地观察我们每一个动作。到了晚上，检查更为严格，我们有点受不了，好象我们都是敌人派来的特务。”
林洋洋说：“真不好意思，这个人对我们太重要了！根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我市这一次涉及四条甚至五条人命的一系列疑难案件，他可能是唯一的知情人。如果他醒过来，所有的迷团会烟消云散，如果他不能醒过来，也许会成为千古之迷，所以我们务必要让他醒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