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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少收到请帖，相信这张卡片也不是。取下来一看，才发现这张卡片上有许多用铅笔写成的潦草名字，而我只认识其中的第一个：雷诺法官（弗朗索瓦。雷诺是里昂的一名预审法官，同时也是法官工会的创始人之一。1975年7月2日深夜，刚刚参加完朋友聚会的他被三名不明身份的人刺杀身亡。有关此案的调查一直没有结果。）。第二个就是我。晚些时候我才知道，其余这些都是二战结束以来被暗杀的法官的名字。
除了我的以外，其他的名字被划掉了。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根本没有办法全身心投入工作，我的思绪早已飞到了法院的高墙之外。纷乱繁杂之余，我还感到恶心和愤怒：如果有人相信可以用这种挑衅的方式来阻止我，那他就大错而特错了。
第一部分第6节 威胁（3）
在我家周围1996年5月。在连续18个月的高强度调查之后，埃尔夫案件进入了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埃尔夫前总裁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逐渐浮出水面。局势已经变得非常敏感，因为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在6个月前刚刚被任命为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的总裁。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曾在1995年12月遭遇了罢工风潮，现在它依然没能从那次打击中恢复过来。从司法角度来看，对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的这次任命毫无疑问是一种保护措施，它让所有针对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和它的总裁的强制措施都变得非常敏感，尽管这些措施有时候是非常必要的。然而，我不能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案件变得越来越复杂，我的身体都能够感觉到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每天晚上我都很难入睡，而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又感觉昏昏沉沉。那是一段非常黯淡的日子，同事们提醒我要小心，证人们告诫我要谨慎。在进行了一些令人担心的调查取证之后，我甚至觉得整个经济警队都笼罩在了一种紧张的气氛当中。
是不是这个案子的敏感性让我觉得不堪重负，而身体的劳累又加深了这种感觉？我觉得自己被人监视，有时甚至被人跟踪。当我乘坐地区快速列车回家的时候，尤其是在晚上，我越来越感到害怕。走在街上的时候，我的身边经常会开过一些小汽车，车里的人看上去根本就不像是坐办公室的文职人员。
在一个非常炎热的晚上，一个男人从火车站的站台就开始跟着我。在这种郊区列车里经常会有一些可怜的乞讨者，他们往往会靠近你的身边要钱，但这个人不是。他的肩很宽，看上去像一个高水平运动员。他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第一次真的感到害怕了。到站后，我下了车，他也下了车；我加快了脚步，他也加快了脚步。随后，他突然消失了，留下我一个人在那里惊恐地四处张望。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镇里的人经常看到几辆奇怪的小车在附近开来开去。有人经常往我家里打电话，但我一接起来那边马上就挂掉了。我把这一切都看作是偶然事件。不过，我的神经越来越紧张，戒备心也越来越强。
警惕心理肯定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我甚至担心有人会在我的汽车上动手脚。火车站的附近有一家咖啡馆，我将自己的汽车停在咖啡馆的窗台下，并拜托那里的一位店员帮我照看。几天之后这名店员告诉我，这几天有几个陌生人经常在附近转来转去。气氛愈发紧张了。
6月5日，邻居们（我们住在一个有十多栋房子的小村庄里）提醒我：三辆汽车在我的房子面前停了几个小时，车上的人好像在等什么。我告诉邻居们，我没有权利不准别人在我的房子周围溜达，我也不能这么做。一个邻居主妇记下了其中一辆浅色汽车的车牌号。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对这个牌照进行了核实。
6月11日早上，另外一辆汽车又公然在我的住所周围游荡。它很有规律地时慢时快，就这样开了几个小时。一位邻居记下了这辆车的车牌号和样式（那是一辆深色的雪铁龙AX型轿车。），我马上将它们传给宪兵队进行核实，结果发现：这辆车和6月5日那辆车虽然颜色不同，但它们使用的居然是同一个牌照！当然，这个牌照肯定是假的。
显示力量当天，法院的副检察长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虽然他同往常一样风度翩翩并且态度和蔼，但我发现他的黑眼睛比平时更明亮，而且他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
“前些日子我见了一位老朋友。我非常信任他。他提醒我说，您现在正身处危险当中。这是一种真正的危险，很紧迫的危险。”
“那您能告诉我这位朋友是谁吗？”
“除非你发誓不再重复这个名字。”
“我发誓。”
当我听到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我明白事情果然非常严重。在法国的国家机器中有这样一些政客：他们的部分身份是对外公开的，但其从事的大部分工作却对外保密。这些人不仅了解国防机密，还善于到处散布谣言。我不喜欢他们。副检察长的这位朋友就是其中之一。
副检察长建议我申请警方的保护（对于警方来说，保护程序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因为它需要多组警察轮流值班。负责反恐事务的法官中已经有人得到了警方的保护，但负责经济案件的法官还从未享受过此等“殊荣”。），但我还是有些犹豫不决。证人们受到了威胁，我住所的周围出现了幽灵般的汽车，朋友的劝诫令人毛骨悚然……不管怎么说，对这些预警信号视而不见肯定是不明智的。
毫无疑问，如果这股隐秘而强大的力量真的决定要除掉我，那么它现有的力量已经足够了。许多和黑手党作斗争的意大利法官虽然得到了警方的保护，但最后往往还是难逃一死。不过，法国警方却常常向我保证，得到他们保护的人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最后我还是决定申请保护。
我马上写了一封申请信。在信中我谈到了那两辆挂假牌照的汽车，但没有提到和副检察长的这番谈话。信是这样结尾的：“鉴于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出现了一些离奇事件，而且我手上又有一些重要的案子要办，我认为，向你们申请为期几周的一般性保护应该是一种慎重的选择。”（见《致院长女士的一封信》，1996年6月12日。）
我的身边不断有事发生，但我对此却无能为力。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就好似一道晴天霹雳。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保护到夏天差不多就可以结束了。不管怎么说，我做出的这个选择对那些妄图动摇我信心的人还是有一定威慑。
谁知道，这一保护就是六年。
第一部分第7节 威胁（4）
从那以后，我就没有了任何私人空间。无论在什么地方，我的身边都至少有一辆汽车和两名贴身保镖，在局势紧张的时候还会更多。在短短几周之内，警方就控制了我所有的社会交往，我再也不能到咖啡馆和朋友聚会，不能随便逛街，没有了任何私人空间的我甚至连呼吸都觉得困难。我不得不在别人的眼睛下生活。
在开始那段时间，我享受的完全是“超级贴身式”的24小时全天候保护。警官们就在我卧室旁边的房间里执勤，他们的枪就放在客厅的桌子上。他们不仅要检查所有的信件和所有我要进入的房间，甚至还叫我穿上防弹背心。走在我两旁的时候，警官们还会随身携带一个凯夫拉尔纤维制成的垫子，这个垫子被做成公文包的样子，目的是预防可能出现的枪击。警官们这样做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这可能是做给那些想伤害我的人看的，也有可能是做给我看的，目的是让我知道事态已经变得多么的敏感。
6月份，我的一位证人又受到了威胁，他也不得不接受警方的保护。这些威胁到底来自何方？这我永远不可能知道，但我有这样一种预感：针对我的敌视目光正在不断聚集，但它们又没有完全融合在一起。怀疑的目标很自然地指向了那些我们正在调查的人，因为调查不仅打扰了他们的安宁生活，甚至正在“威胁”他们逍遥法外的特权。但调查对象实在太多了：公司领导、外国政府、埃尔夫的竞争对手、情报部门……它们都有可能牵涉其中。
还有人妄图通过动摇我的私人生活来阻挠调查。成为一名经济法官后，我就对丈夫提出了一条带有强迫色彩的要求：家里所有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他的诊所不能偷税漏税，就是无意的也不行。我知道，有人肯定会对我的私人生活感兴趣，他们将审查所有和我有过来往的人，仔细研究所有有关我个人生活的资料，甚至连一张发票也不会放过。但他们是不会抓到任何把柄的，对此我感到非常自豪。有人曾经用同样的手法打败了法官埃里克。阿尔方和我的意大利同行安东尼奥。迪彼得罗（1994年11月，米兰检察院助理检察长、“肃贪”行动的主要负责人安东尼奥。迪彼得罗由于不堪忍受别人对他私生活的攻击而提出辞呈。）。不过，这些伎俩在我这里能得到的只有蔑视。
7月初，整个司法系统都保持着高度警惕。传唤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的日子逐渐临近了。有关政界将出面干涉的谣言已经传得满城风雨，不过它们都是经不起核实的，也不会对我的工作造成什么影响。除此之外，一些荒谬之极的谣言也开始出现。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在饭桌上听见一名记者说，一个秘密中间人曾给了我30万法郎（合45735欧元）的现金，并要求我停止调查工作。这些东西简直是太可笑了，我对它们完全不屑一顾（在整个案件的调查进程中，这样的谣言是无法避免的。一名嫌疑人的律师曾在两次听证会上表情神秘地向证人们暗示，他的手中掌握着我腐败的证据，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