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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谈判（如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谈判），还参与过大部分国际条约的起草工作。这种传统由来已久，早在第一部国际条约《乌德勒之条约》（这部条约规范了后来的海上贸易）诞生前几十年，挪威就曾主持编撰过多部预防海盗袭击的双边条约。挪威的民族英雄南森也是一战时期一名非常出色的外交官，他曾为难民的身份问题奔走呼告，也曾和前苏联的饥荒政策以及亚美尼亚的种族灭绝政策做过不懈的斗争。总之，他将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人类的福祉。
奥斯陆是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地。不管怎么说，挪威人已经认定，自己应该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贡献力量。挪威和大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几近神奇的联盟关系，因此它在内心深处敌视一切形式的“混乱”：战争、贫困、污染和腐败。事实上，挪威已经凭借其高超的外交艺术在大大小小的国际决策机构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在将这个任务分配给我的同时，挪威政府还希望通过我的工作在国际社会中制造一定影响，我也因此而进入了外交界。不过，要想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号召力，我们首先要搞好自己国内的反腐工作。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那又凭什么去指导别人呢？所以，我更希望在司法部的领导下工作。
第四部分第39节 另一个世界（2）
换个环境我工作的这幢大楼是50年代风起云涌的劳工主义浪潮的经典之作，站在它的面前，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回忆起那个冷峻而信仰力量的时代。我们的办公室都安装了特别的安全装置——偷拍和电话监听在这里都是不可能的，整个大楼也因此而显得更加威严。我的工作环境是完全保密的，因为我必须能够在绝对安全的条件下接待来访者。命运真是一个会开玩笑的家伙，它只用手中的小棒轻轻一点，我就来到了奥斯陆——在它的保护之下，我可以以完全透明的方式处理一些公开的事情。但就在不久之前，我还在重重威胁之下追踪数十亿法郎的去向，我在巴黎的办公室从来就没有安全过……
某一天早上，我突然之间就拥有了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里面有三支铅笔、一艘模型潜水艇和一台崭新的电脑。不过，要做的事情却是一大堆：从数十名高级公务员中挑选出几个人来组建自己的团队，为政府起草建议，探索相关的工作方式……在58岁的时候开始一段新的人生，这样的机会是独一无二的。我在过去的岁月中从事过多种职业：小保姆、秘书、精神病院的法律顾问、代理检察长、财政部的观察员、预审法官……现在，我又成为了挪威的政府顾问。从一个世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丰富自我的过程，就好比往名表Arlequin的表链上再添加一枚斑斓的钻石。
我已经屏着呼吸生活了整整七年：每天早上，我进入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堆积如山的“紧急案件”，同时还要不停地左顾右盼，生怕敌人就在暗处盯着我；一遇到棘手的案子，我的所有注意力就会全部集中到它的身上。如今这种突如其来的轻松非常宝贵，我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工作了。
我必须对自己的心态进行一次重大调整：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必须专注细节的法官，而是一名政策顾问，我必须更加注重对事物的整体把握。由于曾多次改换职业并经常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中间来回穿梭，我开创了一种很特别的工作方法。我可以在几周之内由一个一无所知的新手变成一个无所不知的专家，因为我会在同别人的交谈中不断学习，就像海绵那样。
2002年春天，我在巴黎的一次非正式聚会上碰到了一些在法国经济界身居要职的人，他们有的驰骋于银行界和金融界，有的在国有企业的董事会甚至税务部门当中担任掌舵人。借这个机会，我和一些研究洗钱的专家进行了一番长谈。我以一种随便但又有些隐秘的方式向各位专家提出了两个问题：您认为这个世界已经腐败到了什么程度？您希望用什么方式来解决腐败问题？看起来，这个问题对于这些专家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不过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专业的腐败分子，他们一般都有另外的职业。腐败是一种复杂的游戏，而参加游戏的人却少之又少。能够看透事物的表象而触及本质的人很少，同样，能够在看透本质后全身而退的人也很少。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精英们在心智上也感到无能为力。
从专家们的谈话中，我收集了许多有用的观点和论据。几周之后，我离开了法国。
在挪威，对一切都感到好奇的我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我必须理解挪威式的“心照不宣”，因为任何社会首先都是由一些隐秘规则构成的。文化积淀颇深的法国有着自己的特色，她美丽、好奇、优雅而善辩，还带着一点矫揉。不过，这一切都已经离我远去了。在挪威，我看到的是对平等的笃信、对自我奋斗的崇尚、对严谨态度近乎极端的追求、对大自然发自肺腑的热爱以及在恶劣环境中（挪威一年中有8个月都是天寒地冻）生存的勇气。
我的内心也在不断适应新的环境。在国外生活了35年之后，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挪威，这样的经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我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但又没有完全地脱胎换骨。在刚回来的那段日子里，过去和现在常常在我的眼前晕成一片，就好像两张轻轻叠在一起的灯影纸。我重新见到了童年的伙伴，好多尘封的记忆也慢慢在脑海里浮现。这里的语言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我说的挪威语已经有些过时了。我常常将挪威语逐字逐句地翻译成法语说给朋友们听——对他们来说，这已经成了一种乐趣。
第四部分第40节 另一个世界（3）
茅塞顿开心态的调整是在一种几近惬意的氛围中进行的，我甚至专门花了几周的时间来适应这种宽松的环境。对于我的任命，挪威媒体表示了热烈欢迎，根据出版商为我的书起的名字，它们将我称为“腐败杀手”（像英语一样，挪威语也喜欢把两个词拼在一起组成一个新词。）。无论走到哪里，迎接我的都是友善的眼神和微笑。从事反经济犯罪的警察和法官们常常来拜访我，向我咨询意见。由于我为人热心而且拥有和经济犯罪打交道的丰富经验，遇到敏感案件的时候，我的办公室就成了他们的“帮助中心”。
在法国，我的名字会激起众多的怨恨，但在我的家乡挪威，它却被众人视为一个永不低头的承诺。这个承诺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以至许多挪威人都相信自己的国家不会出现经济犯罪。在西班牙的巴尔塔萨。加佐、意大利的安东尼奥。迪彼得罗和瑞士的贝尔纳。贝尔托萨等许多前辈级法官身上，我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从事反腐工作的法官在国外颇受欢迎，但在自己的国家却常常饱受攻击（在三年之内（1995年到1998年），米兰检察院的代理检察长安东尼奥。德彼得罗共受到了27项指控，最后他不得不发动反击，以诽谤罪将那些曾攻击过他的记者和政界人士告上了法庭，前后共起诉353次（见1999年秋天出版的《国际政治》丛书85册第14页）。）。当一个法官对国家权力进行调查的时候，他往往会扰乱某些既定的游戏进程。由于拥有双重国籍，我在奥斯陆并没有像在巴黎那样受到口诛笔伐（2003年春天，我的这种优越地位也受到了轻微地动摇：当时的一桩经济案件牵涉到了挪威最有权势的经济界人物，而我则公开对该案件的调查者们表示了支持。随后，经济界的报纸连续发表了多篇令人感到恐惧的文章。在北欧，人们可以更加容易地对经济犯罪进行批判，但有一种现象在任何地方（不管是巴黎、奥斯陆、米兰还是马德里）都是一样的：当司法调查触及国家权力的时候，后者就会马上祭出自己的两大法宝——强权和影响力——进行反扑。）。
几个星期之后的2002年9月，我到纽约参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腐委员会组织的一次会议。说实话，由于时差问题和轻微的支气管炎，我那天的精神状态并不是特别好。出人意料的是，我在会议之后居然收到了大量热情洋溢的电子邮件，来信者们告诉我，我的出席“让他们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又有了工作的动力，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次会面”。不过，听众们——其中不乏大学者和知名国际专家——并没有被我的发言所震撼，我讲的东西他们并不陌生。读完这些邮件后我才明白：他们的热情并不是冲着我本人来的，真正让他们燃起希望的是挪威政府的新政策。
一年以来，我已经多次碰到类似的情况，在某些场合，我受到的欢迎甚至超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我的礼遇。在墨西哥，议会和司法部都请我去做客；在联合国总部的走廊里，一些非洲外交官用跳舞的方式来祝贺我取得的成绩，并给我以鼓励；在比利时，前来听我演讲的听众挤满了整个大厅；在印度，我和瑞士前总检察官贝尔纳。贝尔托萨一起为从印度各地慕名而来的法官们提供培训——他们在当今的反腐工作中遇到的障碍正是我们在过去十年中遭遇过的……我的办公室每天都会收到新的采访申请和公共活动请帖，它们来自全世界。
在巴黎法院的时候，我曾受到众人的敌视，但现在时来运转了。就我个人来讲，我可以细细地品尝这份安逸。在三年的任期内，我完全可以就在这种安逸之中昏昏度日，任凭时间在一个又一个的演讲中流逝。我的虚荣心将会得到很大满足，我甚至会觉得自己确实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当我面对挪威政府和全世界信仰法律的公民时，我会觉得自己背叛了他们。
与此相反，我的工作应该是利用人民所寄予我们的期望和腐败作斗争。我并不害怕这种期望，因为它是支持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