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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艺术家，他们和我曾是一个营的士兵。”
“你要对谁讲这件事？”
“对许多人。”
“召集群众集会？”
“有报纸和广播。”
“一份好报纸值多少钱，波尔？你有那么多钱买报纸或者支付CBS电台一小时的费用？不要太唯心主义了，实话实说吧。”
“你要我成个什么人？难道是唯物主义者？”
“这叫做实用主义，我不和你争论。”
“你很早就知道艾斯列尔的名字？她告诉你什么来着？”
“伦敦电台提到她的名字时你的反应告诉我的东西最多。我看到，当你看过关于反美活动委员会的电传时，你有什么变化。”
罗门坚决地重复说：
“在此之前艾斯列尔的名字你熟悉吗？”
“答案早已知道，为什么还要再问？”
“我就是要听听这个我早已知道的答案。”
“不管你想怎样，我只按自己的方式回答。我的回答是，从国家把最有才能的人物称作敌人的时候起，现实法西斯主义就开始了。”
罗门又斜了施季里茨一眼，满意地点点头，
“我也想过这一点。我还想过，和我同居的女人在艾斯列尔事件开始前不久出现。我给斯拍克写信说我怎样爱汉斯•；艾斯列尔和她的朋友贝托尔德。布列赫特，怎样感激他们在我空投到纳粹后方前帮助我，已有7个月之久。”
“完全合乎逻辑”，施季里茨微笑说：“在德国，谁胆敢不热爱希特勒，评论枪毙他们时就用这种擦亮言词。你个人的事打算继续多久？”
“直到结束。”
“你想说，形势进退两难。”
“那该怎么办呢？”
“应该寻找第二种力量，在你们美国力量范围内，你们的情报要对它有利。它出于自私的目的也会帮助。我不懂总统竞选战，竞选斗争，你自己去想吧，你生活在那里，而不是我。”
“你听着，你说说，你啥时候变成这个样子？”
“我一直是这个样子。”
“不，我指的是别的。请你说说，反对希特勒的人是什么样？”
“如果我就反对希特勒呢？”
“这里，”罗门拍拍自己上衣口袋，“我有这样一些文件，为它们你得忙乎半辈子。所以我再次问你：为什么他们不绞死你。”
“那是侥幸。”
“谁能证明这一点？”
“什拉格牧师可以证明，”施季里茨想了想，“只要他还活着。但是，证明这点时，他必然要说，我曾为俄国人工作。”
第四十二章 里克特（二）
（1946年）
大街上遇到古季耶雷斯上校（他是胡安。庇窿的公务职员）后的头几周充满令人难以忍耐的等待。
不知有多少次里克特记起和古季耶雷斯的谈话，试图回忆整个建议，从中寻找某种特别的、隐蔽的含义。有些词他反复查找辞典，看自己对上校理解得是否正确。他像真正的德国人一样学会了语法，弄懂所有规则。但是，有时候，当谈话人使用民间特殊语言，吞掉词尾或说话用标准的西班牙速度，就像打机关枪，他则显得无所适从。
他觉得，谈话非常开该布公。古季耶雷斯对他听得很认真，提的问题很具体，在科学，矿物学和工业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显得很内行。没有发生里克特最害伯的情形。如果古季耶雷斯从一开始就用冷峻的长宫声调问他的过去，要求他写个声明，问他在哪里以及怎样取得居留证，是否难备到法庭受审，不管他怎样准备坚决反抗，他也会被击溃并白白交出原子计划的全部文件，尽管这些文件保了险并藏在可靠的地方。纳粹主义的可怕还在于，个人在国家面前完全是软弱无力的，被国家压制，无人负责并失去任何自卫的权利。如果法学家不以侦察员，鉴定人，法官和检察官的资格为政局服务，他的职业就纯粹是虚设。律师拒绝在政治诉讼案中作辩护，他们非常明白，在法庭士说得越是雄辩有理，自己作为“纳粹的敌人”坐上被告席就越快。国社党任何官员的指示对他们那是终审的真理。在希特勒13年统治期间，德国人习惯地想，应该沉默地生活。落入纳粹制度的飞轮，你注定灭亡。就是真地反对最高领导人，也绝对不能得逞。因为其一，你接近不了他；其二，即使发生奇迹，你到了纳粹德国伟大的元首面前，也吓得不敢吭声，由于撕心裂胆的恐惧，你一句违逆的话也说不出来，说的不是批评，而是赞扬刚才你还仇恨的，践踏你和贬低你的那个制度。
有这么一个里克特，他不知道自己是老几，是老大、老二还是老三，经常暗中怂恿“你还想干什么大事？？要知道自己的地位！你把这些可恶的文件卖两万五千，好好开一个德国啤酒馆；顾客们多多的。娶个老婆，生几个娃娃。死不可怕，而在老死之前幻想一阵将来，时间还来得及！”真是任何地方都没有宗教裁判所和国家集权主义条件下那么多幻想主义者。没有行动的权利，思想受到限制，没有说话的自由——为自己幻想吧，建立一个天地，成为一名斗士，自封为新的耶稣——当然，只是心里默想。
但是，当古季耶雷斯沉着而又十分善意地和他打招呼，感谢他的假说这封信使他很感兴趣，原子计划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东西，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尽管舌头仍很租糙，喉咙咽不下一块东西，声音也哑了。
古季耶雷斯已不是第一次和向庇隆提建议的德国人会晤。
早在1945年，当第一批流亡者到来时，古季耶雷斯就曾以一些信为借口向路德维希·弗赖德请教。后者很早就是柏林和庇隆之间的财政业务经纪人。但是，不久他就深信不应该这样作。因为，三十年代初按希持勒的旨意来这里的弗赖德，不让庇窿倾听任何人的建议，当然他这个“南美大陆的帝国委员”除外。
万宾罗德教授，是一个强干的能源建设备因为有党卫队和博士的头衔才逃离德国，曾领导过俄国俘虏进行工作。
弗赖德说：“他是个狂人，恐伯还是个疯子，他的所有计划，都是病态幻想的产物，应该给他治病，而不是使用他工作。”
克利韦尔工程师在道路建设中有过建树，他在信的附件中说，就是他主持了柏林至奥得河法兰克福公路干线的全部工作。弗赖德认为他是个骗子。不仅拒不给他们两人帮助，甚至不许会见在阿根廷各部里主管这类问题的行政宫员。当万宾罗德被巴西商行录用，克利韦尔与智利公路建设事务所签订合同后，古季耶雷斯就不再请教弗莱德。庇隆让自己的两个秘书看阅秘书处收到的一篇通讯，他二人就通过马德里查问最有意义的信件作者的消息。上校的弟弟霍塞以记者和《号角报》特约记者为掩护在马德里与一批德国人保持联系，并通过投降前夕德国前外交官奥思罗德所在的里斯本以4万美元的价格把自己整个联系网买给古季耶雷斯的人。从那里把触手伸向瑞士，土耳共和瑞典。有一份未经查实的情报说，马德里侨民中心与德国占领的美洲地区有联系。但是，这个消息封锁极严，正处在严密调查阶段。与伦敦情报机构建立业务联系的企图暂时以失败告终。尽管伦敦曾给庇隆转交过—些情报。特别是谈到美国人时，由于他答应把主要的美国商行收归国有，他们对他颇有怀疑，目前尚未能建立经常的、认真的合作关系。英国人就是英国人，要想好几年才能采取决定，到现在还认为自己是地球的中心，认为不是他们服从于时代，而是时代服从他们，因此丧失了自己的阵地。
正是这件事促使古季耶雷斯与里克特会面。不管怎样，德国人写到了原子弹，人们对广岛和长崎记忆犹新。联合国辩论登在各国报纸的第一版。美国人耍了个手腕，取得了任何人任何时候作梦也想不到的强大地位。要是在这里，在阿根廷真的得到这种武器，完全可以设想在西班牙语世界宣告庇隆时代的开始，不仅使巴拉圭，而且使所有国家直至墨西哥都臣服于自己，把他们变成反对布尔什维克和美国财政资本的五角堡垒。
他已经和5月份从德国逃出的两个德国人（一个提出了化学肥料托拉斯计划，另一个写了一篇怎样取得汽车制造专利的论文）见了面。古季耶雷斯这个聪明而又特别敏感的谈话者立即使自己形成一种概念，即逃出的德国人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获准来到这里，在阿根廷条件下工作了许多年，多少已经习惯这里民主交往风格，另—种是最近十年未获领导批准，首次从德国逃出，因而这些人总是显得担惊受怕。实际上也是这样。谈话结束后立即监视德国人的部门也证实了
这一点。当然，可以彻底击败这些德国人，抓住他们的思想，不给他们任何交换条件，反正他们吓坏了，不敢说个不字。但古季耶雷斯清楚地认识到，德国人恰恰要实现自己的计划。这是个特殊的民族，很少有人能像他们那样工作，像他
们那样善于向内行学习。归根到底，他们将为阿根廷工作，而不是为自己，全部行为都受到监视，没有任何权利。
因此，古李耶雷斯和里克特谈话时十分友好，谈得很认真。他认为，只有这种谈话方式才能使对方放松，防止他变成一个吓呆的木鸡，不能自由而坦率地阐述主要思想，只说些表明自己专门知识的细微末节。
里克特明白，他的命运不能决定得像期望的那样快，因为他没有国家思维的才能。他不懂这种思维是什么，他也不可能值得，他接受的是德国奴隶般没有思维的教育，从而导致了希特勒帝国的灾难。人们不能自我表现，这种表现是国家强大的首要保证。当人们只完成中学尚未毕业的“天才元首”规定的事情，当工程师、工入和研究人员不经常看国社党官员，党卫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