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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时候盖伦特别仔细地考虑过自己和施季里茨合作的事，因为他掌握的情报远比他的人提供给美国人的情报要多。
他的合作的涵义是以一系列成为十分引入注目的提纲的基本点为根据的。
第一，指使威廉·霍持尔，一个党卫军中校、1944年底被杜勒斯的情报部门吸收过来的卡尔登布龙纳的助手，不仅应当在纽伦堡提供反对卡尔登布龙纳的证词，而且还要让“施季里茨”的名字，最好还是和“盖伦”的名字一样，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不要以任何方式提及他们。施季里茨不在贝利，那里也没有他给杜勒斯的密码信件，请求安排好他施季里茨相反希特勒的间谍机关在根据地的接触。当需要时，他，雷特尔会得到指示去回忆起这一事实的，可暂时还没柯指示，就这样。
第二，仔细地研究施季里茨和缪勒可能联系的说法。
第三，要造成一种对施季里茨有利的形势，委托肯普研究全部细节，行动计划在原地修改），如果他确实在和莫斯科合作，则必须更好地和俄国秘密部门接触。
第四，既然美国在马德里的谍报机关的代理人波尔·罗门不隐瞒他对于在德国的那些共产党员一地下工作者的好感，所以当时艾．杜勒斯曾派他去和他们取得联系，这并不妨碍公认的合理的行动，而相反，要促成他和施季里茨接触，从研究资料的结果和查问美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的文献都非常明白，接触是华盛顿批准的。
第五，促成施季里茨——缪勒——罗门——莫斯科四方面的合作的形成。
第六，如果合作允许在这一方面建立进一步的进程，要尽最大努力使行动计划具有完全切合实际，同时审查罗门在美国和德国的全部联系点，而对施季里茨——则审查他在西班牙的全部联系点。
第七，要组织接近有间谍活动经验的罗门以便每日获得可靠的情报，
第八，肯普和施季里茨在一起时，必须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正，以便在那个人心中造成一种映象，除美国对他有兴趣外，还要使同胞们表现出对他的兴趣。然而，施季里茨表示愿意将来在那个范围表现自己，而不是在行动计划的必要性产生之前说出。
后来梅尔克详细拟定的这个计划，在1946年9月10日，即在罗门打算和施季里茨接触前的第32天，给肯普发去了。
……在途中截住施季里茨对肯普并没有多大困难，当罗门在道旁的小饭馆喝咖啡，等待领导“一个联络小组”的约翰逊的情报时，一个不引人注目的、灰尘扑扑的人扎穿了他的汽车的左后轮。
当电话铃响起时，酒吧间侍者请罗门接电话，他细听了约翰逊关于布鲁恩准备和他谈话，并在公路旁等他的通知后，罗门立即奔向汽车，才驶出一百公尺，他明白轮子漏气了，他愤怒地在短短的15分钟内，改变了他的计划（千斤顶又有毛病，不管用了），当他来到约定地点时，很明显，没有见着施季里茨——一切都办得那样停当，一句话——是老手。
第二十五章 施季里茨（十一）
（1946年10月）
当机遇正在转变为合法性的前奏，或者相反，许多事件的合乎规律的过程被机遇的支配力中止时，人类命运的交叉点，像那些难以猜测的，甚至在某些事件中的神秘因素一样，都是不可知的。
的确，必须解释历史的这种转变，例如，像亚历山大．马其顿之死是出现埃拉达覆灭的先兆？这种死亡是合理的吗？或者这一切都是发瑞于机遇呢？然而为什么那时这局部的机会一个人的死，——会引起世界政治的和道德的如此重要的突变？
那种局势会陷入逻辑错误吗？正是在那种形势下被各种矛盾弄得四分五裂的东罗马帝国，由于倾轧，经济上的因循守旧和新生事物的产生而要退出历史舞台宣告自己的灭亡，从而把庄重的东正教传结了年轻的、正在成长中的基辅露西的斯拉夫人？为什么不是梵蒂冈和它的枯竭的，其核心是实用主义的学说占上风，而是东罗马帝国？罗马教皇的使者来迟了些7那为什么他们会迟了些7马的饲料不够——是由于那些人的愚蠢，在从梵蒂冈到基辅的途中，他们把每个释站设置的距离拉得太远，这种田间小道对旅行者来说也是很危险？在这点的背后或是隐藏着某种别的意义？
可以在电子计算机上计算一下彼得大帝之死的有因果关系的因素？俄罗斯的历史随着他的消逝而倒退，并且开始了骚乱！过去一直发臭的东西复苏了，尽管结古老的观实浓浓的施上一层脂粉，帝国从彼得和那些为他的国家摆脱落后贫困而建立伟大功绩的追随者的分界上离开了。这是什么——是机遇？或者是规律？
为什么像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这样一个英明的政治家会挑选哈里．杜鲁门当他的副总统？要明白，管理国家的艺术必须以领袖具有均衡感为前提；既然内阁存在着意见的细微差异，那么，思想的对立可保证方针的稳定性，使之不可能有太大的偏离。然而为什么在数百名如此古乎美国右翼势力的畏惧新生事物和墨守旧习的政治家中，他单单挑选了哈里·杜鲁门？
显然，在这个具体情况中罗斯福的参谋部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但在政治家中是十分普通的）错误，提出那个根据自己的数据无论如何对他来说都是不合适的竞争者——所受教育十分有限。顺腆，人民群众完全不熟悉的人。这是什么样的竞争者？
按自己的标准物色合适的人选。在参谋部里让有天才的人在总统周围，显然，忘记了人类历史中常有的这种情况，当资本家为自己选择不学无术的领袖时，要比那些闪耀光芒的人物合适得多，因为他完全可以被控制，让他成为那些保守思想倾向的喉舌，让他不去干扰，让他为自己捞取民族荣誉的全部桂冠，倾向不是由虚幻来决定的，激发它的首先是人们那些共同性的私利，倾向反映了思想。
所以这就是一—机遇或者说是规律——当替代罗斯福准备通过使国家不安的决议的时候，出现的不足坚持继续和克里姆林官进行友好对话的自由派的亨利“华莱士，而是小心谨慎的保守分子杜鲁门，他让合众国倒退了33年的时间，当孤立主义主宰这个国家的时候，左的观念的代表被认为是敌人，全联邦被认为是不稳定的，甚至是患了传染病，对苏联根本不予承认，认为它是属于“地理现实”的范畴？
为什么列宁革命的胜利所引起的一切不文明的反共产主义音的浪潮，只有奥地利的狂热者希特勒能够成为德国的内阁总理，成为曾经为人类产生过巴赫、丢勒、路德、马克思等伟人的，但同时又是血腥的，拥有无限权力的那个国家的元首？
这个荒谬绝伦的混乱逻辑或者说是机遇，是合理的吗？
显然，不能简单地回答这一问题，因为那时的德国并不存在克虏伯和休·斯季尼恩斯，没有形成收受贿赂的政府的官僚制度，冯·巴本，一个具有慈善心肠的人，也没表达出它的利益，在西方世界文化素质不高，对俄国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完全缺乏应有认识的人是不能掌权的，合理的情结也没有占过优势，——希特勒也不是像刀子切黄油那样，轻易地就进入了总理官邵，是的，当然德国人曾是凡尔赛条约的受辱者，那条约不是别的，而是只考虑保障发展自己的民族资本，不顾及世界的未来的胜利者的华筵；是的，显然德国人原来是没有准备的——在棍棒纪律笼罩凯撒王朝的一百年以后——随着如此迎合村妇和愚蠢市侩的君主制度的垮台，而引起民主运动的爆发，那些庸人只习惯于依赖上边的命令，而不是指望自己对真理与谎言，利益和亏损，真正的和假想的敌人的思考。
但怎么可以相信——并且这个观点已成了民族的，普遍的观点——只有布尔什维克、斯拉夫人和犹太人才对国家遭遇的灾难有罪？为什么看不到正是那些私人资本的大亨们原来才没有能力把国家领出危机？要知道，正是他们手中握有政权，权也就是钱，刊物、铁路、工厂、警察、”对外政策，军队？怎么可以唆使一些人去攻击那些无辜的人们——这完全是当权害的诡计？！这明明白白的事实。没有什么比愚昧者执政时更可怕的了。这在政权内部会萌芽法西斯主义，流氓和小铺老板的思想体系，这个执行愚蠢方针的王国，不过只是一个民族的共性，这种共性在过去，而且在本世纪和今后超速时代都是可能存在的，当世界变成微不足道的和统一世界的时候，这类学说的产生能引起的只有一个结果一人类的消亡。
显然，当这些论断根据“从公有到私有”的原则确立起来时，这类问题的提出迫使人们仔细去研究不仅是一个领袖的命运——在偶然性和合理性的看不见的联合中——而且是最平凡的一个人的命运，因为在某一时刻正是他，一个平凡的人，一个不引入注目的人，原来在这类神秘的进行洗礼的地方参与了有世界意义的共同事件。
这样——很明白，就在罗伯特·哈里斯来布尔戈斯的那一天，施季里茨也是出于去看看那座城市的强烈愿望而纯属偶然来到这里，从1936年起到1938年初他作为伦敦《邮报》驻佛朗哥将军司令部的记者曾在这里工作过。
总之他来西班牙的目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应当和那些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有联系的人见面，既然哈里斯家族在《贝尔公司》有直接的利益，而它，这家英国公司还是从本上校与纳粹分子结盟时起就和仙进行了为时已久的和艰难的争夺。就这样，本上校就把岛上居民从传统上属于他们的欧洲大陆的区域挤了出去。
在布尔戈斯，哈里斯利用休息的星期日，去接见新参加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总您到他美好年华进去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