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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就依次来讲，首先我应和受我咨询的人认识，为此至少要读完40部有关战争、侦察、爱情、外交、诈骗（冒险事业）、舍己忘身和变节行为的电影脚本。或者我是一个外行，或者我读完的一切那是十分平常的事件。情节简单，内容贫乏，还是按照三十年代的模式构思创作的人物的性格，公式化，没有典型的艺术形象，像
结孩子们生产的钟表一样，没有一粒钻石，用上三个月后就可以扔进垃圾箱而无法修理。
我对电影制片广厂长斯连塞尔谈过这点他注意地听了我的话后答复说：“斯帕克，我理解您，可您也要理解我们，我们是为几千万观众而工作。人们是在工作之余才看电影，他们累了，他们整天在自己的机床旁和建筑工地上劳动，他们在办公室忙碌，神经过度紧张，等待晚报，不知道他们的美元会升值或贬值？因此他们去到电影院不会去想什么东西，而是沉浸在一种习惯了的享受之中。如果我们给观众显示自己的精神优势，那末我们就失去了观众。正如大家都知道的，谁也不喜欢比自己聪明，有独立见解，因而是比较有才干的入。每一个观众都可能成为他们在电影里想要看到的那些人，明白吗？您是一个忠诚的，勇敢的人，但您不要过早地毁掉自己，对于您这不是战略情报局，在电影界，如果有人觉察这个人是仇人，会有人用牙齿咬断他的静脉。
你如何理解，静脉对我是宝贵的，我怕，有人咬断它，因此，我不随便表露自己，开始左顾右盼，留心听我周围的人说些什么。
那时，我开初真有点儿毛骨惊然，我从来也没想过，在我们美国，尤其是在首都，有这么一个居心匝测的人员繁多的塔兰托夫黑势力集团正在不断活动和积蓄力量。
杜勒斯的遗教是万世长存的：“要善于逢场作戏；去融合，去附合，去听，去说，去意味深长地微笑；要记住的不仅是言词，而是停顿，不仅是简单地一句回答，而是对回答的反映，去接触各种各样的意见，去挑起争吵，这只能给你收集接近真实情况的可能性。”
我开始融合进去并挑起了争论，说实话，最好别这样作。
已经查明，这里像在各地一样，发生了同样典型的事，一个有才干的人在自己家里写一部真实的，有人准备购买但末上演的本；一个精明的导演正在拍摄一部影片，但没结他签订必要的租赁合同，然而，一些平庸之辈，利用有才干的人对社会的消极态度，顺着行政管理的阶梯间上爬。须知不是卓别林，不是波尔加特，不是特列西，不是特累西成为了演员公会的主席，而是—个无人知晓的里根坐上了这个宝座。他善于用地道的美国人吝啬的眼泪哭一个在和印第安人对抗中遭到枪杀的朋友的尸体。不是海明威，辛克莱，布列赫特或雷马克来确定演出人选，而是一大群平庸之辈在塑造登场人物。总之布列赫特和雷马克在此地难以处下去在这里的演员公会衣人坦率地说，这些人无权为美国观众写作，他们不了解我们的性格，让他们去为犹太人的剧院，或者最坏的，是为德国人编剧；美国人有自己的传统，也不允许外国人来破坏这种传统，这会使民族的文化像铁生绣一样受到腐蚀。
我忍不住，反驳着：“塞万提斯，歌德和但丁没在好菜坞工作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契诃夫并没诞生在俄亥俄州！左拉，莫泊柔和法朗士也没在布隆克斯贩卖过果汁饮料！”有人回答我，说我歪曲了事实，但讲话并末涉及古典作品，感谢这些作品，我们从小受到启迪。现在是复兴我们传统的时候了，能做到这点的只有美国人，除此而外，没有任何人能做到。我当时问什么人才是真正的“美国人”？可以把阿姆斯特朗、芬哲拉尔德或罗伯逊列为美国人吗？我得到的答复说，我在搞鬼，因为谈话涉及的不是有关爵士音乐，而是有关电影和文学。当时我问．那么雷诺阿和爱森斯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些人呢？争论停正了，我获得了胜利，毕竟可以用知识来制服愚昧无知，所有这一切都不会被遗忘。又过了两天我才得知，和我争论的那些人开始到处打听，我是否是俄国人，犹太人或波多黎各人，我的家族中有无乌克兰或德国血统、总之，我是不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就是这样，的确，如果上帝要惩罚一个人，他是会失去理智的。须知谈话涉及的不是有关一个人，而是整个美国人。
我给一个崭露头角的明星科埃尔建议，从新闻界转到电影界来，虽然他没在欧洲作过战，但他仇视希特勒主义，——他制作了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如何给德国人“洗脑”，怎样用刨子刨去人类的精英，把最有才干的，有独立见解和鉴别能力的人枪杀和关进集中营的片子。
“在这里有准来看这个？”科埃尔问。
“我们相报喜欢看电影的是具有七年级文化水平的人，所以应放映历史题材豹东西，像一个不识字的靴匠女人，一个纯朴的妇女成为一个舞台明星一样。看这种片于的会有二干万人，成就和利润都会有保障！或者说把我们的小伙子派往纳粹或日本人后方去，而他们将会俘虏敌人的一个师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应在背囊里拖来他们在爱娃·布劳恩那儿偷来的十公斤白金，当她在阿尔卑斯山麓顺从他的性要求后向他表取
“阿道夫，原谅我，我没有想到这点，他用力抱住了我。谁会去看一个国家怎样被别人打败，向匪帮拱手投降的影片呢？何况这种情况暂时也没对我们，对美国人构成威胁，为此，每一个美国人会说谢天谢地的。我曾想留意一下，在德国，人们在说什么，想什么，然而只能见到人们在低声耳语，又不允许他们记录和宣扬对人民群众的思想征服是表面的，而不是相反——当然，在那种场合，善于思索的入会觉察出群众的情绪的。
我带着这种想法去见布列赫特，他只是耸了耸肩，“你知道，”他对我说“我学会了凭感觉去预测未来，在欧洲有人一辈子部在教我这个，让这种科学见鬼去吧。我就是这样预感到在这里有什么东西即将临近，希特勒完蛋后才过去几个月，不是几年，但你听，这里有人说什么来着？数数看，在当地墨守成规窍的沙龙里，一个晚上会几次听见有人说‘有外人’这个词（这是指埃斯列尔、语卓别林和我），那个最有天才的得米特鲁克，算什么外人。是的，一个老头儿，——句乌克兰话都不懂，他写东西都是用传统英……人们开始说‘红色’，一词是什么语调？人们已开始忘记把‘红色‘当作战胜希特勒的标记，人们正在遗忘，乔治，你别争辩，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在让人们快一点忘掉这个事。而当迫使一个民族忘掉真理，那末等待它的将是艰难困苦的时期，首先这些困难将落在我们头上，落在那些不是纯碎的美国人头上。通向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次歇斯底里的有关真正的阿利安人传说的谈判——希特勒打这以后就起事了。”
马上我要抄写对话和情况，对一部有关我们派柱冲绳附近一个小岛上的侦察员的影片进行咨询，此刻我马上想到了国务院来的那个白发的恶棍，他才该在这部影片中工作，而不是我，他会删掉侦察的全部“浪漫色彩”的，他还会给他们解释，应当怎样拍摄有关战争的真实情况，我们和你，政治家们，该往何处，坐着，不要探出身子！
感到快慰的是我的孩子们可以经常下海去，海滨浴场离家不远，令人十分高兴，这里的夜色也是这样优美，波尔，是这样的惊人美妙！我和爱莉扎维塔坐在这幢我们租下的有三个小房间的小院子里，（这里的房租比首都的要昂贵），唱着咖啡，听看一种什么奇怪的鸟在我们头顶上空盘旋和歌唱，很快它们消失在高大的棕榈林中去了……”
顺便说说，麦克来了，找到了我，带来了威士忌、水果和饼干，我们坐着谈了半夜，他一切都正常，仍在国务院工作，他要求向您转达他的问候，他要给你写信。写了吗？他。。。。。。顺便询问了你在1942年飞往德国前，布列赫特给过你剧本《措施》没有。我回答，不知道此事。他着迷似的醉心于布列赫特的戏剧，我曾介绍他们相识。麦克很高兴，你知道，他是一个多么专心致志的人。真的，他以前醉心于棒球，然而，看来，将近老年他开始把所有的人吸引到一种永恒的事业上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思想更永恒的呢？
我读了你的信想了很多，我还没准备去争辩。也可能不去争辩，甚至相反，表示赞同，首先，我觉得，在这场让人愤怒的内幕中，拉伊扎的痛苦只不过使你受到一点刺激。我重复一下，忘掉她，越快越好。我知道，我说了什么话，然而，我越是潜心阅读你的信，从信的字里行间就越多地了解到，问题并不在于你受到刺激，而在于你看问题的角度。你仍旧在运转，与我不同。
考虑考虑，给我写写有关我告诉你的事，处在我的地位会怎样行动呢？
你的乔治·斯帕克
又及，你关于纳粹分子的请求：在里斯本武官处有个叫肯普的人是一个最有趣的魔鬼，好像这是他的化名，其现在的姓名时而是维克斯，时而是威克斯，他和往来拉丁美洲的轮船公司的业主和港口工作人员都有很深约交情。
他以拥有一大批漂亮的少女提供给外交官而著名，他不仅有欧洲女人，而且备有训练有素的亚洲女人，基本上是战争开始以后从巴黎来此的日本女人和泰国女人。
以后他出过什么事，我不知道。如果我又想起了什么——我会给你写信的。
你的乔·斯
第二十章 施季里茨（十）
（布尔戈斯，1946年l0月）
施季里获睁开眼睛，感到自己年轻了十岁，他轻易地从高高的木床上站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