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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帮您在诉讼中起诉自己？”
“不，是起诉那些将和您一起坐在被告席上的人。我准备让您处于一个思想领袖的地位，一个把日常事物委托给参谋部——凯特尔·绍克尔、卡尔登布龙纳、罗森堡、弗兰克、施特莱歇尔……的人。他们辜负了您的信任，滥用职权，违犯法规——甚至你们纳粹主义的法规。而当您发指示反对这些极残忍的人时，我估计，您并没和卡尔登布龙纳、绍克尔和施特莱歇尔——这些不折不扣的暴徒进行过争论。当进行辩护时，我答应给您自由行事的权力……您可以发表一个提纲性的声明，分清良莠，在生活中在思想和化身之间划一界限。”
“但要知道，让我在扩音器前进行辩护的那天，我会生黑死病或慢性肾炎的，将军。”
“我准备让您以一个士兵的身分讲话，您用自己的话发言，不会限制您时间，允许您所有的证人，无一例外全部出庭……”
戈林沉默良久，然后微微一笑，“甚至也传鲍曼？”
杜诺万也回之一笑：“我们竭尽全力找到他。”
“但是您得明白，我不会作告密者？您会意识到我没有权脸？”
“谁也没迫使您当告密考。如果我给您看了我们对弗兰克、施特莱歇尔、罗森堡、卡尔登布龙纳、凯特尔的起诉文献，您会颤抖的……您并不知道全部细节，不是吗？”
“当然，我不可能知道细节”，戈林回答，感觉到，他打算接受杜诺万的建议，完全相信他，“您等着吧，”他迫使自己向椅背靠了靠，“要是我的关于反对那些以犯罪行为玷污了自己的人的供词招致他们走向反面呢。他们将会往我头上泼污泥……”
“应当把‘污泥’收集到档案里。他们在囚室会失去这种可能性的，他们只能凭记忆说，凭诉诸感觉这在法庭上足会导致灭亡的，有份量的只有文献、签字、冷静的目击者提供的证据。”
“我应当想一想，”戈林说， “我将仔细斟酌您的建议。”
就在那一天杜诺万会见了美国的主要，起诉人杰克逊，对他说：“我还是深信，如果唯一留在人间的匪帮头子承认其它的匪徒犯有罪行，这就会使德国人擦亮眼睛。我担心最多的是一个民族的普遍的，平静的顺从。”
“您认为．他会这么简单地就承认自己犯有罪？” ．
“不，他绝对不会，这么简单地就承认自己的罪行。但是如果我们让他觉得自己就是领袖，尽管是在被告席上，如果他，终于获得他为之理想的东西，仍然是二号纳粹。如果我们恰恰是这样在法庭上第一个审讯他，那时就可以对其它的被告和他就有关行动的方式达成协议。他将帮助我们证实罗森堡、施特莱歇尔、卡尔登布龙纳犯有罪行。”
杰克逊朝杜诺万慢慢拾起双眼，惊奇地打量着他问：“您怎么，建议和戈林串通一气？”
“我可没用这个词来称呼这个建议。我们有可能采用灵活的策略，而我们为什么不实施这种机动的策略，勿需对此视而不见。如果他要去作这样的协议，这将是一件严肃的事。”
“他——有可能。但我不去作，比尔，如果您要去作，那我要尽一切努力打破这种协议。”
“这是眼光近视。”
“至少，这是正当的。这里不是演出，比尔，而是人类期待的法庭。耍手腕是不行的，串通一一被这个肥大的恶棍害死的人在人们的记亿中更是骇人听闻。”
杜诺万耸了耸肩：“他变瘦了……”
“等着吧，您怎么，已和他进行这样的谈话？”
“我审讯过他，是例行的审讯，并且讨论了总方针的可能性……”
“您怎么，发疯了？总方针？！和谁！？比尔，我禁止您今后和这个恶魔交往！”
“您无权禁止我干什么，”杜诺万答。
“我又不是小孩，您也不是老奶奶，我对事物有自己的观点，您也有——自己的。让我们瞧着吧，看谁的观点胜利。”
……可是，胜利者是杰克逊。他愤怒至极；他向报界暗示，将会出现丑闻；杜诺万被召回美国，行前他仍然再次去见了戈林。
是的，戈林在睡前的短短几分钟，没有从事文件的研究，他想，保护自己的唯一正确方针——就是保护纯洁的思想和指控那些偏离它的人。当然，杜诺万是正确的：汉斯·弗兰克和恩斯特·卡尔登布龙纳是一些不正常的人。他们的心理被搅乱了，他们把全部精神寄托在梦幻上。他们幼稚到如此程度，甚至于不容自己去考虑可能发生的灾难，完全丧失了保卫的本能。当不得不对为来自你的办公厅的每一份文件负责时，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去考虑将来。我接近元首，我从不会忘记，他是怎样在来到帝国办公厅后的第三天，用惊奇的限光望了望官员们给他送去的要他阅读初签字的厚厚的公文夹。我记得，他是这样说的：“如果我阅读和签署你们的材料，我就不能思考和在纳粹面前发言。我任命部长，您就和他们决定日常的一切事务，除了向和我同级的领袖致贺电或深切哀悼的电文外，我不签署任何一份文件。”他还是像在常一样，邀请施佩尔和两个在梅得堡大学工作过的老战士去自己喜欢的幕尼黑饭店吃晚餐，而可怜的施特莱歇尔每天都在自己的报上发表有关要求消灭犹太人的文章！他，一个幼稚的思想家，他在签署每一行字时，他没产生过元首充当了我们整个事业悲剧结局的代表，因此他早早地远在1933年就预先考虑了自我保护 ……也罢，他，戈林，不得不在这里，在纽伦堡，在那些事件后经过十二年，用这种方式自卫，我的天，总共才12年，好像过了漫长的、幸福而美好的一生……
是的，他想，我承认自已的领袖地位，我坚持我们公理的合理性，是的，我们想拯救欧洲免受马克思主义的危害，能够做这件事的只有强大的德国，而不是魏玛共和国；是的，这需要付出；我鄙弃我一点儿也不知道的不必要的残酷，但我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一个目的一一拯救德国人民、拯救欧洲文化和抵抗布尔什维克主义。
第十八章 施季里茨（九）
（布尔戈斯，1946年10月）
他不知道昏睡持续了多长时间，他刚一倒床就软弱无力地陷入了昏睡。
他醒来了，他觉得好像有人动了一下他的肩膀，然而，房间里没有任何人。寂静，习惯了的孤独。只有在这里才自由自在，不像在马德里的公寓，两扇窗户，一个壁龛，一个大浴盆，一个人很快就习惯了小的空间。这里，在一个大的房间里，施季里获感到没有信心。
睡吧，他对自已说，你脱身了，明天你就会出现在国界上，因此应当好好地休息。一切都过去了，你会回到祖国去的，此刻只有养精蓄锐，明天将是艰难的一天，但是你要做完打定主意要做的一切，只有信心十足的愿望才能带来胜利，你会胜利的。像小时爸爸敦的那样，向右侧翻身，开始数数到一百，立刻就入睡了。如果我不能入睡，这可很不好，的确不好，这样我会完全筋疲力尽的。当我打算去做一件主要的事情时，应该使自己感到精力充沛，而大脑已得到休息，准备神速而又能仔细检查作出的决定。
他看了看表——两点半；可我想在七点起床，办不到了。可能，在公共汽车上去睡个够；不，在汽车上睡不好．无论什么地方都汉有像西班牙这样有许多爱喧哗的人、愉快的人；是的，当我面临乘车经过我九年前曾经呆过的那些地方，好像回到青年时代一如果认为三十七岁也算青年时代的话——太刺激神经了，我不能不想念珍妮。帕尔码，瓦辛卡，也就是巴兹莱，想念美丽的克劳乌嘉，我不能不忆起，是怎样安排我越过战线到我们的人，到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一奥弗辛科和米哈依尔·科尔佐夫那里去。
施季里茨从床上起来，没打开灯，他陷入一种臆想，仍旧伯有人跟踪，虽然认为此刻不可能有，找到他实际上也不可能，何况星期六警察局是有人上班，但他们也有权休息；请好好地休息吧，可爱的宪兵们，喝吧；和女人一起溜达吧，睡吧，只要不坐在普埃尔培一得耳一索利自己办公室的电话机旁就行；后天一当我已离开你们的国家后你们再去上班吧。
他走近桌子，桌上高高地摆着一架大收音机；施季里茨自从来到西班牙就没听见过外国广播，只有旅馆的门厅有一个只转播马德里一个台的扬声器，而他没有—个熟人——未经党卫队秘密组织的批准，他无力购置收音机，否则会丧失补贴，那时靠什么过活——所以除佛朗哥分子提供的情报外．他并没有掌握关于现实的一些情况的情报，猜到比了解的更快，而他属于只相信事实这一类人，是无论如何不相信臆测的，何况臆测有什么用处？只会使头脑陷入毫无生气的不着边际毫无出路的空想……
大概，这个古老的班杜拉琴没有鸣响，施季里茨想，他打开收音机，他错了，班杜拉琴在响，而且响得极好。他久久地试图拨找莫斯科，毫无结果。德国——无论是东区还是西区都在广播狐步舞曲；巴黎在奏华尔兹，还走运，拨到英国的——他找到了从纽伦堡实况转播的节目；评论员在评述法律辩护人的讲话；比较详细地评述了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辩护律师的发言，他正援引发言中的一些片断：
“1942年7月鲍曼写信给罗森堡。信的原稿已不存在，鲍曼的信的基本内容是，斯拉夫人应该为我们干活，那些不能干活的人，应当让他们死去，关心他们的健康是多余的。不能容许斯拉夫人继续繁衍和继续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只需他们能计算到一百就足够了，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都是我们将来的敌人。宗教信仰，只是作为转移他们注意力的一种手段。涉及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