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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人1917年就在法国做过间谍工作，钻过德国人的铁丝网，至今还历历在目。这一切都是为了刺探德国人的部署。”我发现，他大概并没读过《钟在谁的身后鸣响》，而只是所过一些不喜欢艾尔尼的人的意见。事实上，许多人不喜欢艾尔尼是因为他太有名气了。我认为，他根本投把约旦理想化，甚至于还相反。
“喏，愿上帝保佑他，保佑这个海明威吧！还是回到我们的话题上吧？”他接着说，“你对什么工作成兴趣？领事工作、政治分析或者研究你有可能去的那些国家的经济结构？”
我说：“最好是能发挥社诺万和杜勒斯在我们和纳粹分子作战交给结我们的专长来使用我。”
“好吧、我会把你的愿望转告给上级的。最好是在星期一，你给欧洲司打个电话。”
谈话是在星期四。我和爱莉扎维塔把孩子们留结她姥姥，就动身去了纽约。
那个周末过得很惬意，我们拜访了罗伯特和杰克。我们在一起回亿往事，还看了一出喜剧。
在杰克处我们还遇见了贝托德·布列赫特和汉斯·埃斯列尔。他们正着手在好莱坞拍一部大型电影。
埃斯列尔请我向你转致敬意，而布列赫特却说，1942年，你被派到敌后去之前，给他提供了有关纳粹的情况，简直把他给怔住了。布列赫特说想结你写信，但他依旧是那样，对什么都无所谓。
你的地址先被他塞在裤袋里，后来又被夹到公文包里；再后来呢，又塞进了皮夹克；最后，肯定是弄丢了。
星期六我们一起去唐人街共用午餐，随店又去看了卓别林主演的《大独裁者》才心满意足地回了家。
星期一我按那老头给的号码给欧洲司去了电话，他们知道是我去的电话时，要我星期三再去一次电话。对此，我极为不满。一个有传统习惯的国家机构，离了当官的就不能对付派系，见鬼！
星期三我又打了一次电话，又叫我星期五再联系；可到了星期五，还是没有个所以然，我找到了自己的人，他们告诉我，麦克因紧急任务去了欧洲。
我真像在一个公司里，忍受看破产之苦。
星期一接待我的人又告诉我，他们不能派我去国务院工作。
我完全结窘住了：“为什么？”
“无可奉告。”
当时我和艾伦·杜勒斯通了一次电话，请他给我两、三分钟的机会。他细听了我的话后，对我说应当积极争取，并答应帮忙。
星期四我再次和他通话，他说，国务院不肯让步；说我和共产党人有联系使他们为难。“应当等待，乔治，”他说：“等一等吧，兴许像斯大林说过的，‘我们也会有希望的！”
你也许有体会，战争不允许我们过多地去考虑积蓄。当缴纳房租的日期临近时，我才感到事态的重要性。我又去找了自己人，想和杜诺万谈谈，但他到纽伦堡出差去了。他将作为原告代理人，去掏开纳粹猪锣的胸膛。那个专门寻找内部奸细，从事反间谍工作的司提门斯，也就是接受录用我的人，你一定记得起他。他说他想帮我，只是根难向国务院开口。官僚们，就怕自己的影子。
又过了五天．我开始心神不宁了。我顺便去了银行，看了一下我的帐日，显然，再过两周，支付保险金的日期临近时，我就不得不求人借钱了。
我不得不马上和报界联系，见到了施列辛杰尔和马尔库斯，还打电话向底持律方面求救。他们把我弄到新奥尔良的一家报社。那儿将给我提供一个去圣地亚哥的职位。可爱莉扎继塔说那儿热得受不了，不能撇下妈妈，老太大心脏受过两次刺激，带着她去那儿有危险。
司提门斯终于来了电话，还结我留了一个电话号码。这是星期五晚上，他建议我马上和《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联系。他说好莱坞要聘—个懂得政治、战争和一些侦被手段的顾问，周薪是200美元。报酬并不优厚，但有点也好。从没伯过失业，从没想过我会在生活中遇到达个难题。
我给布列赫特挂了电话，他很高兴我有可能去好莱坞。他说顾问编辑的工作很有趣，这与创作接近，但不是什么官职，但你越编得离奇，越富有童心，越给人带来愉快，你也就越受到重视。
你无法想象我的那个该死的周末。我为自己在短短几周内的变化而震惊——我也会找不到工作闲呆着！鬼迷心窍，我选择了个历史学者的职业。你是一个经济学家，法学家，你什么也不怕。如果谁要赶你走，你可以去任何—个事务所，干自己想干的工作。一个善于在我们法典的条文上巧妙爬行的人，到处都需要他。我羡慕你有这样好的专业。谁要是给你脸色看，你就凭你的《日尔曼渗透欧洲》你就可以当三次博士。顺便说一句。我讨厌那个打蝴蝶结的魔鬼，他提过你的名字。虽然他也在敌军腹地的铁丝网下爬过，也为把马恩城下德军的军事部署的情报弄到手卖过力，但他显然是一个门外汉；就像是一部乌七八槽的广播剧中的私人侦探。要知道，一个真正的侦探即使和银行家、失业者、妓女、修女同聚一桌，也会找到共同语言。
星期一我竭力克制自己，9点钟拔电话。直到9点30分，我才拿起电话筒。
“是的，我们可以雇您，您来签合同吧。”
“机票我自己付吗？”
“当然，您又不是汉姆弗里·波加尔特。”
“那么，我对你们有用吗？”
“首都一些有影响的人都出面为您说情。昨天布列赫特谈了您的很多情况。和他站在一起的还有埃斯列尔以及一些有名望的剧作家和音乐家。”
洛杉矶真是个炎热的地方，而好菜坞又使我非常吃惊。宁静、挺拔的棕桐给人以安祥的感觉。无论哪一厂家的电影都不会像我们的电影那样富有生活气息。批评也罢，诽谤也罢，只有那些睁着眼说瞎话的人，才会贬低好莱坞。
几周来一种悯然若失的感觉萦绕着我的心，我喝了杯葡萄酒，然后就上床睡觉。爱莉扎维塔已发出了轻柔的鼾声，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我发现我身边的她依旧是那样的温柔、美丽。我们结婚9年了，但仍是那样情深意浓。我起身来到书房，给你写了这封长信。
给我回信时就窃到“使馆公寓”，我在那儿租了一套两居室的房间。在爱莉扎维塔末找到合适的房子前，我们暂时就住那儿。
当然，你如果能来此地度假，我们会热烈地欢迎的。常有许多年轻、可爱的姑娘到电影厂来碰碰运气。如果你和她们山盟海誓，无论什么时候，她们是不会毁约的。趁早忘掉拉伊扎旧，不要再想她了。我在纽约见过她，忘掉她吧！心里一有害就心烦意乱。这种扰人的思绪比十月里嗡嗡乱闯的蚊子还要可伯，好像由于寒冷的临近；它们更疯狂地蛰人。
我努力不让自己流露激动的感情。记得杜诺万是怎样地教我们克制住—切对我们职业不利的感情。我的理智时时提醒着我，但人不是一台历单的机器。没有什么比受到不公平的持遇更令人伤心的了，你说呢？让那个国务院见鬼去吧！杜勒斯是对的，应该等待，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的
乔治·斯帕克
2、
美国、好菜坞
使馆公寓
致乔治·布·斯帕克：
不知为什么，你的信使我有些忧郁。脱离历史的经济学是难以想象的。你所谓的我的“安定”的职业实在并不令人羡慕。我重读了你的信，我从中看到了西塞罗的古词，并得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我们尽力为之做出贡献的历史时代正在纪束；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既然杰出人物足历史的顶峰；既然人类并没被凯撒、斯巴达克、马其顿王朝、克娄巴特拉、伽利略、路德、克伦威尔、彼得大帝、拿破仑、华盛顿等这一类人所娇惯，既然每一种思想的飞跃将为一个新思想的世纪所代替，那么当我们获得像罗斯福这样的伟人所赐与的幸福时，我和弥留下的不过是对那个时代的甜蜜回忆。
我深信，罗斯福不会再回来了。有人要提出代替他的方针也就是这么回事。我现在还不太理解那些围在杜鲁门身边的人能为国家和世界创造出什么样的前景。他并不出色，根本不应成为我们的国家领袖。我想，杜鲁门将竭力消除罗斯福的影响。当大家都在谈论他的名字，谈论无名的先驱者和庞然大物时，才能使人们忘掉罗斯福。但要做到这点，需要明智和有分寸。看来，在这上，杜鲁门和他的同僚们已明确了自己的主要任务。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第一，必须使每一个美国公民都清楚构成威胁的敌人是谁；第二，必须找到战胜这个敌人的良策；第三，应当向人讲明，这场战争的胜利会使每一个公民都得到好处。纳粹主义巳被消灭，日本侵略者也投了降，那么，威胁美国的是什么呢？是经济衰退吗？假定是这样。是精神价值危机吗？这也有可能。因为代替战争理论的绝不单是和平思想的到来。你知道如何克服经济衰退吗？我反正不知道。我们这儿有人认为，经济嘛，这很简单，只要投资就行。这是外行人的话。你知道如何克服精神危机码7我还是不知道。看来这需要时间，需要在国家内部造成一种新的社会风气。可这太难了。作为一个政治家，如果不能使全国人民明白谁是威胁美国的敌人——无论是失业的幽灵也罢，《黑色的星期五》之害也罢——，那他就是一个学识肤浅的政治家。斯大林够得上是个强大的敌人，这不仅捐他个人的力旦有多强大，他充其量是个斗士，而是指他企图奴授世界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信徒。正因为如此，那位银发者头才那样详细地盘问你同法国共党分子接触的情况；决策的’制定者必须是一切着眼未来，而不是留连过去！那么你还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