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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轻重的小事：有的在说如何在伊拉基度周末，抓鲜鱼（在西班牙人们不说“钓鳟鱼”而是说抓鳟鱼）有的在谈论托莱多城外芬娜·卡尔德隆城堡之行留下的印象（简宣令入吃惊的女人，魅力无穷），有的干脆说右脚上的鞋有些夹脚，要送到佩普那里去，他在街道拐角处干活，手艺不坏，收费也不高。
他们不是普普通的人，在街上游荡，去咖啡馆，种粮食，在剧院演唱，在诊所里治病——他们是特殊的人，一些被拉入政治家阶层的人一他们之中没有人感到担心、‘愁眉不展、神情沮丧，没有人——从他们的表情判断——似乎不理解昨天在富尔顿发生的事情。
“这是—些办事员。”当时施季里茨想，。他们见不到文件之外的东西，他们缺乏展望历史前景的才能。我无权以他们的表情来对全体美国人作出判断，尽管我眼下对那些决策人物更感兴趣，那些真正的宣传家的责备可真天真。”他在思付，他们为地球上唯一的民主制度——美国的民主感到狂热，而这多么软弱无力……但是在那里一切都要由进入白宫的人决定，幸运的是这个国家有了罗斯福。上帝决定惩罚这个国家，召回了罗斯福，让杜鲁门取而代之。此人无法理解罗斯福所做的一切……”
施季里茨皱丁皱眉头，因为在一瞬间里他产生了奇怪的视像，他见到的不是生机勃勃、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面孔，而是死尸，是透过灰色斗经依稀可见的骨架。人类大规模的死亡仍然取决于一个人的知识，他把自己的观念作为历史长河中急骤转变的里程碑一样的经典…“昨天在大洋遥远的彼岸，丘吉尔在学院的那座美丽安静的英式古老建筑里发表了讲话，在字里行间中有什么使施季里茨感到沮丧呢？
显然，他明白了，令他感到震惊的是丘吉尔谈到，为了对抗俄国，必助建立‘英语民族’的兄弟联盟。这种联盟可以视为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丘吉尔强调，兄弟联盟不仅要求相同社会体系之间的友谊不断增长，而且要求保持军事关系，共同利用所有的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由此增强了美国的实力，并且提高了英因的武装力量。
施季里茨首先抨击丘吉尔两次使用“帝国”这个字眼，以此证明从前的、也就是罗斯福实行的英国政策永远结束了。杜鲁门本可以表示独特的见解，他可以把美国的民主与英帝国的傲慢截然分开，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同众人一道为狂妄的温尼鼓掌，表示他字字句甸同意丘吉尔的讲话。
“作为一个天才的，深刻的政治家，”施季里茨认为，“丘吉尔谈到建立英语民族军事同盟来对抗俄国，这段话不仅是对克里姆林官的威胁，也是对法国和意大利的冷态警备罗马和巴黎面临着建立新的有效的同盟的事实。”在接下来的一段文字中丘吉尔公开强调： “共产党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大多数远离俄国疆界的——在整个世界———国家活动，这是对基督放文明的威胁。”
“也就是说，”施季里茨明白，“通过这段话丘吉尔明确要求意大利和法国政府立即将陶里亚蒂和多列士排除出内阁，并且无条件地与那些为反希特勒斗争作出巨大贡献的人刘清界线。1945年5月9日之后，谁也无法对欧洲的主权国家如此发号施令，从前经常有这样的事情．但却是丘吉尔敌人的做法，人类难道竞如此健忘吗？”
施季里茨明白，过去的结束了，他不间断地慢慢地、逐字逐句读完丘吉尔的讲话。
斤吉尔煽动：“我们不能容忍实力上的微弱优势。从我与俄国人的接触来看，我相信，他们首先对实力感到高兴，与俄国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所有英语国家以及所有的关系。”
他明白，莫斯科不会沉默。显然，答复将是激烈的，丘吉尔知道该怎么办，他已模适了斯大林的性格。看起来，采取行动之前，他已仔细估计丁可能受到的异议。仅仅一年以前，他还同这个人平起平坐，他曾经是大三角的一员，在雅尔塔同坐—iK基因吐开过当时在克里米亚他们身边还有一个人——罗斯福。
就在1946年3月的这一天，刚刚扔掉双拐的施季里茨走在城里边。他明白，现在返回祖国成了一个他从前绝没想到的难题。
当时，在1946年春季多雨的日子，他萌生了走投无路的可怕感觉：他在假定，与他为之贡献了整个一生的理想相反，向苏联进攻的极右翼力量在表态，他明白，英国法西斯分子的头子莫里斯在搜捕时从家中逃走，莫里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重新在海德公园聚众集会。施季里茨明白，那些公开向希特勒屈膝的福特手下的人可能会露面，宣布这项俄国所不能接受的强大计划。此人曾被希特勒视为帝国可恨的敌人，并且为战胜纳粹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对施季里茨来说，这是十分羞辱和苦涩的。他从积攒下来的零钱中数出10个比塞塔①，走进离美国大使馆不远的一家咖啡馆，叫了一瓶葡萄酒，他一杯接一怀，一口气喝光了。他醉醺醺艰难地回到八个月前从奥德萨的人安排他住进去的寄宿旅馆。他觉得心里凉冰冰沧的，他一动不动，好像又感到5月1日子弹击中胸腹部时袭来的疼痛……
“走吗？”美国人问。
“当然。”
“我定得快吗7”美国人说：“我可以走一些。”
“好吧，”施季里茨说，“最好慢一些……”
第三章 缪勒
（1946年）
强烈的阳光透过保温的固定木质百叶窗，黄色的光线划破了房间内的昏暗，这光线有如镜子的内在本质，对真实作出的僵硬的反映总是冷冰冰的。
缪勒久久注视着光线在房间里缓慢地、几乎不易觉察但同时又不可阻止地移动。屋里摆着巨大的红木桌子，靠在灰色大理石壁炉附近，另外有摆满书籍的书架。
他不慌不忙从宽大低矮的沙发上站起来，无力地享受着寂静。听到巴伐利亚产闹钟上的布谷鸟的叫声，缪勒微微一笑（这原是地方行政长官赠送的，早在1987年他就把它带出德国国社党国外处派他来到这里，打入阿根廷。），布谷乌在畅快地宣布时光在流逝。
缪勒到了拉丁美洲，登上河岸，默默地与自己的同行者握手，然后坐上等着他的汽车。车子把他送到亨利克．特罗斯持赫默尔的“努埃瓦别墅。”起初，缪勒无法入睡；他迷迷糊糊睡了一两个小时。此后捡喝了一杯浓烈的科思洒。酒是大批地，这座三层楼的别墅的巨大地窖里放满了酒瓶。
他时常感到紧张，因为公路离住宅只有两公里远。在帝国内他巳习惯围墙和哨兵，可这里没有，一种毫无保护的感觉。缪勒经常在等一些穿制服的人赶来，问道：“战犯缪勒躲在什么地方？”尽管他持有瑞士公民里查尔多．布吕姆的护照，尽管特罗斯特赫默尔使他相信，这里毫无危险。贝隆是绝对友好的，尽管罗斯福的犹太人迫使他的国家向帝国宣战（1945年3月）。缪勒坐立不安。躺下睡觉时，他把巴拉贝伦枪和手榴弹藏在枕头下面，但还是无法入睡。他仔细倾听远处汽车驶过时的轰鸣。
“亨利克，”他最后说，“您把我送往内地时间拖得太久了。我明白，人们在尽可能详细地准备行动，您为什么不把我当作彻头彻尾抵什么也不能做的疯子送到汽车无法通行的地方。
“哎呀，里查尔多，”特罗斯特赫默尔微微一笑，“安静地休息吧（特罗斯待赫默尔从不提缪勒从前的名或姓，也不提他近些年来听惯的官职。
“分队长”的称谓已经不需要了。有时还觉得缺少些服装，要么没有领带；要么穿不上袜子），我们十分爱护您。”特罗斯特赫默尔接着说，“要避免去冒不可预测的风险，眼下正在进行这种情况下必不可少的侦察。我们将以这种方式把最尊敬的客人分散到各地，必须严格按比例分配领导人、中级人士和普通工作人员……在此之后我们认为必须请您时间去检查身体，在您要去的地方向没有良好的医疗设施，要是有必要作一下透视，进行仔细分析和医生出色的会诊呢？近几个月承受的重负不会马上产生影响的，可能会心脏病突然发作，我假设您的血压会急剧变化……所有这一切最好集中在这里，离中心不远的地方……熟悉一下自己的新名字，学习西班牙语。我向您推荐我的两个年轻朋友，他们完全听您支配，睡觉、游泳、散步……如果不是坚信您绝对安全，我绝不会斗胆说这种话……”
近些年来，缪勒已经习惯于别人绝对执行他的所有命令，学会了在周围人的眼暗中发现去满足他任何古怪念头的欲望，坚信只有他知道在不同的情况下应当如何采取行动。绍勒十分敏感地感到自己的新地位，他必须等待不知什么人下达的命令，严格按时间吃早饭、午饭和晚饭，就在挂在小院里棕搁树上的锣响亮地敲响的时候，同时他必须在桌旁同主人以及两个同时负贵警卫的“教师”交谈。他们专心致志，十分殷勤，沉默寡言，但没有缪勒心中喜欢的奴性，这种奴性表现在帝国内保证他的安全，为他做饭、收拾住宅和开车的人身上。人们对此习惯得很快，要忘掉却要很长时间。
“什么是另一块大陆，”缪勒打量着两个沉默的壮汉，心事重重地想，“什么叫别离故土？是的。德国人，当然是德国人，不是阿根廷籍的德国人，这里的环境已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痕迹。他们不听我讲完就张口说话，穿着短袖衬衣、难看的牛仔裤，好像一群放猪的人。他们在游泳池中追逐打闹，哈哈大笑，他们不明白这可能打断我的思路，甚至使我生气。不，在家绝不会有这种事，还是故乡有规矩，异乡他方就是散漫，在有钱人家，甚至在国外受教育的孩子也巳不再崇尚传统，这真是不幸！”
“不过，”不知为什么他想到，“这种看法与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