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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第一，在任何情况下不使用核武器；第二，禁止生产和保存核能武器。第三，在三个月内销毁全部核武器成品和在制品……”
大使打开灯，黎明的曙光升起在沉睡而不安的纽约上空。
他想起在旧金山时，莫洛托夫走后他任代表团团长，胜利日那天，妻子利季娅从美国首都打来电话：“一批批的人来到大使馆，排成了长队，外面还有几千人，个个喜气洋洋地高呼‘胜利！’向我们祝贺，多好的节日，太幸福了”。
他想起伟大的指挥家利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精神高尚的面容，他是第一个打来电话祝贺的，由于激动，声音都有些断断续续。然后是尤德任·奥尔曼季。然而，他对杜鲁门节日演说的苍白无力感到吃惊。那种情绪和美国人的欢乐气氛形成鲜明对照。多么天才的人民！我们存多少共同点？他们如此残忍而荒谬地离间我们的关系，到底要于什么？
“最主要的是要在世人眼里表明立场”，大使站起来，心里想：“应该在演说前休息一会，疲劳过度，于事无益，特别是今天早晨要作的那件事。历史科学是尊重事实的，而流言诽语则完全不同，它能把小号铅字的评论说成原著文章。糟粕终究会被扬弃，表明我们立场的真理将会永存。让他们去责难吧。他想使美国人相信我们要打仗，简宣是愚蠢。政治上的愚蠢是一种犯罪。正当在我国缺少两千万壮年人和在白俄罗斯，乌克兰及我国欧洲大半地区的人栖身于土窑中的时候，居然有人指责俄国人想侵略，这要么是不讲道德，要么是无知。”
第五十章 罗门（四）
在飞机上，他买了一瓶扁瓶装威士忌，正好230克，打开金属瓶盖，咕嘟灌了—大口。没感到热，咳嗽不正，好像着了凉。他喝了一口又一口，漱漱口，之后牙床才开始发热，冰冷的感觉逐渐消失，身体渐渐变暖。
应该好好睡一觉，罗门对自己说，到马德里就顾不上睡觉了。现在就睡。不过要先拟个计划。只有把事情办妥了，才睡得着觉，否则，你心里苦恼，就合不上眼，即使闭上眼睛也睡不着，他想，因为你对克丽丝塔毫无办法。她经常在你面前，而你却为自己想出这些鬼计划，想避开折磨你的事情。但是，永远，永远，永远——上帝，多么可怕的词，像个坑，不，比坑更可怕，像弹坑——你永远也躲不开你知道的事。让我们追求真理的志向遭人诅咒去吧！让探索本质的愿望见鬼去吧！为什么是这样？如果把你看见，听见和知道的事都一笔勾销，何必苦苦去问个为什么呢？难道是叛变行为？叛变就意味着你的朋友，你爱的人，你信任的人已经死了。不，是你自己死了。你为之献出忠心和灵魂的那个人在你身上死了。这是你的悲哀和绝望。而出卖你的那个人还活着，活得很好。我心里的这些话多别扭！罗门想。这些话就像石头。他永远忘不了那两块黄白色针状的奇怪石头。那是从他的森贝拿尔狗萨利身上摘除下来的。那只狗是罗门的父母养在农场的，大眼睛，性情温和，面部漂亮而忧郁，名叫萨利。萨利有一天突然爬在草地上起不来了，有客人到时，只用尾巴拍打地面。罗门当时认为，它不过不想动罢了。它在你这儿变懒了，他对母亲说，你太娇惯它了。妈妈回答说，萨利不吃东西，鼻子发热。而他说，不是这回事，大概你昨天给它喂得太多，一定很香。客人走后剩下了好多好吃的东西，橄榄油炸土豆，骨头，表皮松脆的面包。妈妈当时说我没有怜悯心，但我不生她的气。我很早以前就不怪罪妈妈。她性格古怪，始终情绪低落。但她是妈妈呀，父母是不能选择的，也无法责难。当时把萨利送到医院，因为它开始哀嚎，睁不开睫毛黑长的圆眼。外科医生不在。那天是星期天，他去自己的牧业农庄。罗门相信，狗确实有病。
他开车去找到医生，把他拉回诊所时萨利已经死了。妈妈说，可怜的小狗停止了嚎叫，她把一只手放在它的头下，对着它的耳朵低声说些温情的话。
医生作了解剖，拿出两块黄白色的针状石头给罗门看。
“如果你早来一天，”他说，“你的狗就能活。你可以不相信人，但要相信狗，它永远不会装病。如果它哭了，说明它是真哭，因为它忍受不住疼痛。”
罗门喝完威土忌，抽口烟，问自己，现在怎么加生命只能在它应该结束的时候结束。任何打击迟早都会忘记，成为一种心灵的胼胝，就像骨头一样，那个地方断过一次，就不再断第二次。但是，对骨头是好像，对心灵是悲剧！我们常常混淆概念，通常所说的“忍耐”，实际上不就是残酷，或者更坏，是铁石心肠，冷淡无情，漠不关心！他一直看见克丽丝塔那双眼就在他面前，只大，又蓝。可是，有时她的这双眼变得非常晶莹。什么时候？为什么？
一天晚上，他第一次发现她的眼冷如冰霜，当时，他们坐在厨房里一张大橡木桌边（橡木能杀菌，不用桌布，不用漆，很卫生，这是父亲告诉他的）。他们谈到法国，说巴黎是个特殊城市，音乐之都。每个人身上都有音乐，甚至失聪的聋人还经常听到手风琴和吉他。旋律能穿透人心，旋律里有难忍的惆怅，有使童年用眼泪甜蜜净化甜蜜幻想的前奏。
“就在那里，我长大后第一次哭了，”罗门对她说：“那时我上完‘马诺莱斯科’，住在克希利一家廉价的旅馆，—时值秋天，下着小雨，墙上布满水印，街上空无一人，我站在窗前哭泣，像个孩子。”
“你可怜妓女吗？”克丽丝塔当时间，这话时，嫌恶地瘪一下嘴唇。正是那时候，觉得她的眼睛像冰一样晶莹冷峻。
“什么妓女？”他惊奇地说：“形势逼迫的不幸牺牲品。”
“男人，特别是天主教神甫把女人理想化，”克丽丝塔当时回答说，“实际她们是最普通最淫荡的母狗。”
“你这样刻毒地对待法国女人，是否有点过分？”
“不，我绝不刻毒”，克丽丝塔说着，站起身，走向炉灶，虽然茶壶托上什么也没有，既没有炒锅．也没有咖啡壶，但她仍然走向炉灶，罗门记得很清楚。
她太可怜了，他想，不让自己听那些黄白色针状石头一样颠来倒去在心里冒出来的话。可怜的女人，可怜的女人，可怜的女人，他重复着，以求不听到他不想听的话。因为他知道，除了无数次重复‘可怜的女人”，其他的话都会使他揪心疼痛。等等，他对自己说，想想她的眼睛第二次变化是什么时候？这很重要，你一定要想起来，他命令自己。他明白，他想压制一直存在他心中，使他一分钟也不能安静，甚至豪斯纳快速清晰，象金属一样铿锵回答他的问题时也折磨他的感情。
罗门向服务员又买了一瓶，同时心想，不应喝得大多，汽车停在巴拉哈斯机场，他离开车，没有完全开到停车场，刚好赶上飞机。虽然他有使馆用车的牌号、警察不挡外交官，但是现在一切都可能变化。
我们相处的第一天，她的眼睛又变了一次，他想起来了。那时，我说要娶她，这不是和瑞士外交官奥谢姆开玩笑。就在那时候，她的眼睛变得特别晶莹。好像里面有一汪春水。他们农场的排水管下面，在父母卧室及夏天喝茶吃晚饭的大凉亭之间，有一只大桶，那里的水就是这样。罗门经常看桶里云彩的倒影，他觉得，清水中的云彩更美丽，有点虚幻，洁净无比，着色十分特别，为画家的调色板上所没有。因为颜料是人为的，而云彩是自然界的一种创造。
“你为什么要这样？”他们回家时，已快黎明；克丽丝塔问他：“你为什么要结婚？”
“我一个人在床上太冷”，他回答，“我要节约用电，并且后来这些布制的加热器和插在里面的电线经常出毛病。”
“人家叫我什么的都有”，她那时说，“但还没有一次把我叫加热器。”
“习惯习惯”，他说，听了抛“人家叫我”这句话，他感到手指发冷，“人很容易习惯不可避免的事吗？” ”
“这倒是”；她回答，“啊，真是这样。”
在她关台灯前的一刹那，他发现，她的眼睛变了样，但未能认真看清，因为她眯缝着眼，蜷缩得像一块白面包，接着他问：“怎么样，暖和吗？”
她是个很坚强的人，罗门对自己说，我没有权利指责她。我能禁止她回家。当她从塞维利亚来的时候，我可以把她赶出去，甚至可以打她，但我无权指责她。因为与她有关的一切，是战争的结果。不是她自己想要战争，战争是强加给她的。什么东西也没有战争和法西斯主义到来那样可怕，那样不可避免。当时人们什么都明白，但毫无办法防止这一可怕的未来。就像—场梦，你躺在铁轨上，看见火车向你开来，听见它越来越近，你明白，应该动一动，这个可伯的怪物就合从旁边驶过。但你得了意志麻痹症，你只能闭上眼睛，缩成一团，尽量变小了以便呆在车轮之间。但是，大概最简单的，唯一能挽救你的动作你都作不到。
人家给她说，她只有这样才能救父亲，他重复着，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救他。她处在现实逼迫之下。现实不仅操纵她的贞洁，而且操纵着父母的生命，她怎能反抗这残酷的现实呢？现在，把她派给我的时候，对她说，只有这样才能帮她查明。谁是杀死爸爸的真正凶手。我理解她，我理解她，他说。但马上又听到自己的提问：“你能否从自己男性的记忆中排除从你了解全部情况那时起就一直缠着你的幻影？如果你爱她，他对自己说，你应该忘记一切，因为你爱抛，所以你能作到唯一可能的一切。你不是天真的男孩，你是男人，男人了解生活不是靠听说，而是面对生活，不装腔作势，不粉饰遮掩。
正因如此，所以我永远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