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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塔什科夫留了个心眼。他已经几乎有十足的把握相信，他知道谁是阿亚克斯。在戈尔杰耶夫上校办公室的会议上，他的同事卡敏斯卡娅将各种事实分析得严谨合理，令人信服。但是此时他另有想法。他想到了即将奉派进山去攻打保育院的那些年轻的特种作战队员们。如果那里确实戒备森严，那么伤亡肯定不会小。为了什么？为什么这些年轻人应该牺牲自己？亚历山大很早就开始从事作战工作，十分清楚，说特种部队的人谁都不吝惜生命，这全是些漂亮话。一旦有事，把他们拉起来就派出去执行任务，不容进行事先准备，甚至自己也不动脑子想一想，怎么样能够不动用他们而解决问题。这些孩子们被视为行尸走肉，不用可怜他们。实际上，有什么必要可怜他们？这是他们的工作。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是他们当仁不让的义务，他们挣的就是这份薪金。仅仅最近两年，塔什科夫就为在特种部队服役的五个朋友送过葬。因此今天他认为，如果能够为保全哪怕一条性命做点事情，他就应该尽力做到。没有谁关心这些孩子们，没有谁珍爱他们的生命，也没有谁保护他们。
“你有什么主意？”里沃夫局的局长问他，“你有方案了？”
“我应该考虑考虑。”
“只是别太久，”同他一起从莫斯科来的费季索夫中校警告他说，“时间勉强够用。你亲口说过，有一个姑娘在他们的手里。但愿她不会有三长两短。”
“不至于。如果沃洛霍夫说的是真的，他们需要姑娘是为了研究，还为了某种目的。我现在仍然不明白，还为了什么，但是这个‘某种’又实实在在确有其事。他们不会平白无故地派人到莫斯科，先是为了病历卡，后来又为了一套书。他们需要娜塔莎活着，至少暂时需要。如果已经把她除掉的话，就不会为了一部稀有书而兴师动众费这么大的周折了。”
“也许你说得对，”当地的局长沉思着说，“反正最好还是快一点。”
剩下的半天，塔什科夫在市里转悠。他不时在街心花园的阅报橱窗前停下来，想看看报纸。亚历山大不通乌克兰语，但是多多少少还是能懂一点。透过半懂不懂的字里行间，吃力地连猜测带琢磨，他发觉弄懂大概意思是完全可以的。于是开始更加用心地研究起当地的报纸来。终于，他找到了他想要找的东西：一篇有关慈善基金会的文章《CACTлиBEдиTиHcTBO》，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幸福的童年》。在这篇文章里有基金会的地址和它的结算账号。
基金会位于伊万·弗朗哥街一幢舒适的小别墅里。塔什科夫做好了苦口婆心持久耐心地说服基金会董事长的准备，但是，令他惊讶的是，事情轻而易举速战速决地办成了。在基金会里他没有碰到一个男性，简直是进入了女儿国，她们一般不具备特有的“坚持不松口”的保护心理。她们全都说乌克兰语，但塔什科夫听得懂她们的意思。
基金会董事长也是一位女性，她的脸让塔什科夫觉得似曾相识。他分明清楚地记得，以前见过这两条描在略微上吊的猫眼上面的眉毛，这梳得平整光洁的头发，涂得很好看的丰满的嘴唇。莫非碰见熟人了？这样可就喜出望外顺风顺水了。
“我觉得好像同您在哪里见过面，”他尽可能笑着套近乎说，“您不记得我了？”
“您弄错了。”基金会董事长严肃地回答。
“但是您让我觉得面熟。”
“一点也不奇怪，”她淡淡地笑着说，“不过我很高兴人们仍然还能认出我，虽然我已经很长时间不拍戏了。”
不拍戏了。真要命，原来她就是让娜·多罗申科，一位著名演员，曾在一部历史题材的电视系列片中大放异彩。
“没想到在这里看见您，”塔什科夫承认，“如果有人告诉我，说让娜·多罗申科在从事慈善活动，我会马上想到您创立了基金会赞助演员、剧院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
“可是我赞助的不是演员也不是剧院，而是些无依无靠的孩子。您不应该对此大惊小怪。许多人从电视上知道我是一个演员，然而要知道我一辈子都是在儿童剧院工作，就在这里，在里沃夫。我们经常为孤儿、为保育院和寄宿学校的孩子、为残疾儿童义务演出。所以对于这些不幸儿童的孤苦，”她凄苦地笑了一下，“我非常熟悉。然而这类义演变得越来越少，邀请我们去医院或者保育院演出的也越来越少。我扪心自问：难道在我们的社会上，无依无靠的孩子在减少吗？难道没有需要我们的艺术却又买不起戏票的孩子了？答案您自己可以想见。实际上，这种孩子依旧很多，只不过突然没有人关心他们罢了。国家拿不出钱来管他们，这就是根源。不过这也是多愁善感。请问，您有何见教？”
“我想找您谈一谈喀尔巴阡山区科索夫附近的那所保育院。”
“我知道，”多罗申科点点头，“有这么一所保育院，确切地说是有过。孩子们都分别安置到别的地方去了。要知道保育院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当地的村民、教员、医生、炊事员、清洁工以及其他勤杂人员等等。我不知道他们现在都靠什么生活，那里没有任何生产，没有地方挣钱。他们出售自己园子里的水果，还进行走私，好在紧靠边界，关于保育院您想说什么？”
“我完全赞同您的担忧，”塔什科夫十分认真地说，“我想做点事情让保育院恢复起来。”
“您怎么会提出这个建议来？”多罗申科好看的眉毛向上挑起来，“仅仅是一片热心？”
“不完全是。让我来解释，校舍出租三年，三年租期只过去了一年。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赎回校舍。”
“什么叫赎回？您自己说的，它的租期是三年。这就是说，签订了契约，在三年期满之前契约不可以解除。”
“可以的，让娜·彼得罗芙娜，任何契约都可以解除。另一件事情是，提出前解约需要支付一大笔赔偿金。但这是钱的问题，而不是可能性的问题。”
“基金会拿不出这样一笔钱来，”多罗申科叹了一口气，“很遗憾，我们很穷，当然，尽管想要有所作为。所以，唉，您的想法不现实。”
“钱有，足够支付赔偿金。不仅如此，甚至还够投资兴办赢利企业，挣回可观的收入，保证孩子们的生活费并支付工作人员的工资。”
“哪来这么多钱？来路正当吗？”
“这是我私人的钱。”
“您是后台老板？地下百万富翁？”
“怎么会呢，让娜·彼得罗芙娜，我根本不是黑道人物，我是个最平常的俄罗斯百万富翁。我的钱绝对是清白的，我可以向您报告我的每一个卢布的来历。假如您对此感兴趣，请听我解释：这是我很早以前得到的一笔遗产，这些年来我坚守不花它一个戈比的信条，一次也没有动用过。不过我一直在使它增值。您大概听说过一位叫米哈伊尔·鲍加托夫的作家吧？”
“当然，”多罗申科耸耸肩，“他是苏联文学的经典作家，我们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学过他的作品。几乎所有这些作品都被拍成了电影。顺便说说，我甚至还在乌克兰电视台播放的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两部电影中演过角色。为什么您回想起鲍加托夫？他早就去世了。好像是死于意外事故，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
“因为我就是他的继承人。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去世时是我母亲的丈夫，也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富翁。他去世以后，所有的钱都转到了我的名下。后来，他的作品在国内外大量出版，稿费也就源源而来。所以，您可以想象这笔钱有多少。这么多的钱应该够恢复保育院并且扶持它所需的用度，如果您能妥善支配这些钱的话。”
“很诱人。您想拿什么做交换？”
“交换？没有交换。没有对等条件。您就当是收到一笔慈善捐赠好了。”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我和您都是成年人，我们都了解，没有平白无故的慈善事业。不论时间还是人手都是这样。您在这件事情中有什么利益可图？您要考虑到，在我没有弄清楚您的动机之前，我是不会接受您的建议的。您是俄罗斯公民，为什么偏偏要向乌克兰的孩子们显示您博爱的胸怀呢？怎么，在你们俄罗斯就找不到一个无依无靠的孩子了？”
“我有个印象，您在寻找拒绝的托辞？我没有听错吧？”
“您误会了，”多罗申科严肃地说，“我不愿意拒绝您的捐赠，有什么好隐瞒的，我们很需要这笔钱。各个保育院的窘况的确不正常。但是我不能拿基金会的声誉冒险。万一您设下圈套欺诈……”
“让娜·彼得罗芙娜，请相信我，我的建议没有丝毫违法犯罪的成分。我捐赠给您的钱是纯洁清白的。我希望，基金会和外喀尔巴阡州行政机关的正式代表一起尽快到保育院来，解决提前废止租约的问题。的确，您没有错，我有一定的条件，基于这些条件我才慷慨解囊，但是这只是条件，而不是贪财图利。”
“有哪些条件？说来听听。”
“应该让租房人尽快把校舍腾出来。您说得非常正确，我和您都是成年人，我们不可能不明白，为了从这所保育院遣散孩子和签订租约，在基辅、里沃夫和外喀尔巴阡，都花了很多钱。收受这些贿赂的人将会拼命死守，不允许废止租约，而月租房人也会向他们施加压力。局面非常严峻，让娜·彼得罗芙娜，我也不喜欢这样。我不喜欢这些强盗匪帮和贪官污吏利用沦为孤儿的孩子们来做交易。您认为我的行为荒唐古怪。作家鲍加托夫的遗产，我连一个戈比都没有花过，因为我希望这些钱用得不至于让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丢面子。您读过他的书，甚至出演过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您应该十分清楚，鲍加托夫本人也会这么做。他有强烈的正义感，对孩子们怀有深厚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