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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一阵蛐蛐的叫声，传到罗瑞卿的耳鼓，打断了他的沉思。他向周围望了望，其他人此时也笼罩在一片悲观、低沉、惶惶无主的情绪中。
罗瑞卿又一次陷入了沉思之中，心想：这样下去，就是坐以待毙。不，不能这样，只有反抗才有出路，一定要想办法走出去！
想到这里，罗瑞卿再也躺不住了。我一定要见陈毅和叶剑英同志，听听他们的高见。
此时的陈毅已接替了李鸣珂负责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政治工作，实际上是负责军校共产党组织的工作。
罗瑞卿绕过哨兵，悄悄地离开了草地，朝医院那边走去。
“罗瑞卿！”一个十分低沉、有力的声音传来。
罗瑞卿马上站柱了，非常机警地朝四下看了看。因为天太黑，他并未看到说话的人。
“罗瑞卿，快过来！”
罗瑞卿终于辨出了声音传来的方向，在他的西南方向不远处，有一个高大个子的人在走动。他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
“陈毅同志，是您！”
陈毅一把将罗瑞卿拉到自己身边，焦急而悄声地说：“这里不能久留，要千方百计离开！马上行动！记住，要化装！”
罗瑞卿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担心道：“那您和其他人呢？”
“这你不要管。路上一定要见机行事，千万不可莽撞！”
两人连一声道别的话也没有说，就朝两个方向走去了。
九江码头，一只趸船。
旭日东升。
一个高个子青年身着一件白色的粗布衣服、对襟圆领褂子，中式裤子，一双黑色的半旧尖口鞋。看上去，完全是一派乡下人的打扮。
虽说是土里土气的打扮，但是从他那机警的神态中，仍能看得出这个人很不平常。
他就是昨晚和陈毅告别后、从医院里“逃”出来的罗瑞卿。
此时，他和其他人一样，正在等待开往武昌的班船。
“哎，你这位兄弟也要出门呀？”一个年龄二十五六岁的小市民模样的人站在了罗瑞卿面前，“西上呢？还是东下？”
“开——，”罗瑞卿惊讶地只喊了一半，但是，他立即回过神来；马上装出乡下人的憨厚、无知的样子，嘿嘿一笑，“唉，大哥，您也是出门吧，这么大热的天出门真是受罪呀！”
原来，罗瑞卿要喊的人是冯开踪，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是呀，是呀，现在还不开船，我们到那里去喝碗水吧！”冯开琮一语双关地说。
“行！行！”罗瑞卿心神领会。两个人朝着无人的地方走去了。
长江依旧滚滚东流。码头上人群熙来攘往，车水马龙。忙忙碌碌的人们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两个穿戴普通的青年人。
两个人站在岸边，默默地望着远方。
冯开琮慢慢地转过脸来，看着罗瑞卿黯然的神态，焦急地问：“瑞卿，你打算怎么办？”
这时，罗瑞卿收回目光回过头来，望着冯开琮：“开琮，现在我们看清了张发奎的真面目，看来，南昌是去不成了，留在这里更不行。昨晚，我在医院见到了陈毅同志，他要我赶快离开这里！”
“那你今天准备去哪里？”
“我想回到四川去，任煜、王义林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找到他们我们就有希望了。开琮，你呢？”
“事到如今，我还能去哪里？我们结伴同行吧！”
“好吧！”
“呜——”一声汽笛长鸣，一艘客轮缓缓地离开了码头，逆流而上。灯火通明的九江随着客轮的行驶，渐渐远去，几点桔黄色的灯光被浓浓的江雾吞没了，消失在茫茫黑夜中。
罗瑞卿两手扶着船栏，凝望着黑蒙蒙的夜空，思绪万千。。
汉口码头。
岗哨林立，行人稀少。一片恐怖和凄凉。
罗瑞卿和冯开琮在这里上了岸。
“我们从重庆来到武汉时，这里是怎样一派红火热闹的景象啊！”冯开琮感慨万千，“如今却梦幻般地消失了！”
“是啊，革命真不容易！”罗瑞卿很有同感地说，“‘胜败乃兵家常事’。
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失去信仰、信念和信心。自古以来，每一次改朝换代，哪一次不是经过艰难、曲折的反复斗争呢？哪一件事情的成功，不是付出艰辛的努力，乃至生命的代价呢？常言道，好事多磨嘛！”
罗瑞卿、冯开琮边谈边走，没有走多远，就碰上了过去在南充中学学习时的老师任梓勋。
“任老师！”罗瑞卿就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快步迎上去。
看到罗瑞卿，任梓勋也大吃一惊：“瑞卿，听说你们的教导团在九江被缴了械？”
“嗯！”
“你是什么时候到这儿的？”任梓勋说着，看看冯开琮，继而又望着罗瑞卿，“这位是——”
“噢，他是我的四川同乡冯开琮。”罗瑞卿赶紧解释，“也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今天早上我们俩个一块到这里的！”
“现在武汉三镇是反动派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的重点，我自己也和组织失去了联系。这不，我也正想离开。此地不可久留！”说完任梓勋又给了罗瑞卿一些衣物和钱，转身离去了。
罗瑞卿此时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失去妈妈的孩子。他茫茫四顾，举目无亲，一种从未有过的孤寂感顿时袭上心来。
武昌。海马巷，辅仁旅馆。
人们进进出出，气氛异常。
一个高个子青年正躺在床上，急促地喘息着，脸色通红。
“不好！”不知谁叫了声，“这个人在发烧！”
有一个人用手在病人脸上一摸，慌忙说道：“烫得很哟，赶快把他送往医院吧！”
这时，店主人走到罗瑞卿跟前一看：“这个青年人病得不轻，再不医治恐有危险。离这儿不远处有个‘仁济’医院，是家慈善医院！”
于是，大家找来了一辆黄包车，七手八脚地把罗瑞卿抬到车上，拉着他朝医院跑去。
。会诊室门外。
冯开琮和几个年龄不相上下的青年人，焦虑地走来走去，不时地向会诊室里面张望。
门“吱”地一声开了，一个医生走出来。
冯开琮他们一齐围了上去：“大夫，他得的是啥子病？”
“肠热病，也就是伤寒！”
“那怎么办？”
“不仅要住院，而且还要隔离。这是一种传染病！”大夫毫不掩饰地说。
几个人赶忙去办理住院手续。
谁知，院方要他们交两个月的住院费和伙食费。
这时，一个四川同乡说：“救人要紧，大伙凑凑吧！”
“对！”冯开琮说，“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于是，大家都倾囊相助。你两元，我五元，他一元凑了些钱。可是院方因住院费用不够，不同意住院。
这下可难坏了这群青年人。不住院，眼看病人就会有生命危险。住院吧，钱又不够。他们有的抓耳挠腮，有的叹气，也有的蹲在那里默不作声。
到底是冯开琮年长几岁，他想了一个办法：“我们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
依我看，我们去跟院方说说，先让病人住下再说！”
“好吧！”
几个青年人一起找到了住院处的负责人。。
罗瑞卿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我们把仅剩下的钱全部给了他，又说了许多好话，说我们是四川人，家里兑来了钱就交上。这样，才勉强把我收下了。
在医院大约住了一个月。开始时冯开琮还去看我，因交不出费，稍后他也不敢来了。
当时我的眼也模糊了，耳朵也听不清了。热未退，神志还不清醒，医院就把我硬赶出来。
我走不得路。医院叫了一辆黄包车把我拖回那家小旅馆。旅馆老板看到我快死的样子，无论如何也不肯收，黄包车又把我拖回医院。那个医院的院长就要车夫把我拖到四川会馆，放在一间又黑又潮湿的小房内，连床也没有，只在地上放一块板子。头下枕着我从军校带出一条棉被。1927 年9 月。武昌四川会馆。
一间阴暗潮湿的房间里。瘦骨鳞峋的罗瑞卿躺在一块木板上。他终于从昏迷中醒过来了，努力地睁了睁眼睛。一束阳光从窗棂间照射进来。借助阳光，罗瑞卿才看清了这个小屋：斑驳的屋顶，萧然的墙壁，有几只苍蝇不时地落在他的脸上和身上。
罗瑞卿费力地朝右边侧过脸，发现头下枕着的还是学校发的那床破棉被。枕边还放着一碗清水。
罗瑞卿想：自己在这里呆了多久？他努力在记忆中寻找，始终未能找到。
因为那时他对时间这个概念已经模糊了。
这时，他感到口渴得很。慢慢地抬起手臂想去端那碗水，却看见自己的手臂，简直就是一根细长的木棍。他想坐起来，可是全身软得像棉絮一样。
他不禁悲从中来。这是什么地方？现在大病缠身，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我躺在这小黑房子里？我举目无亲，又无朋友，囊空如洗。。想着，想着，罗瑞卿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泪水从他的眼角慢慢地淌出来。
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传来。门慢慢地被推开了。走进屋的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者。只见他悄悄地来到罗瑞卿的跟前蹲下，把自己的手掌放在罗瑞卿鼻孔下面。稍停了一会儿，他自言自语：“还活着，还活着！”
“老——伯——”罗瑞卿吃力地喊了一声。
这位老者叫熊师傅。他以为外面有人喊他，朝门外望了望，发现没有来人。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