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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十多年，又看到大家，又看到了你们的戏，很高兴。毛主席、周总理对这个戏很关心，毛主席看了你们的演出，总理更是看了很多次，可是林彪、‘四人帮’很坏，给我强加了很多罪名。当时我让全军文工团演这个戏，他们就说我过问了军队的文艺工作，管得太多了，成了我的一条罪状。
我当时就告诉他们，是毛主席、党中央要我做军委秘书长的工作，我有责任关心部队的文艺工作，有责任把我们党的文艺工作搞得更好。。”
大家听着，点着头。
“现在你们演得不如以前了，但不要紧，慢慢会演好的。你们要努力。
‘四人帮’不让钻研业务，我说你们就是要刻苦钻研业务，精益求精，才能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
郝治平站在丈夫的身后，一边听着，一边用手帕不停地擦着泪水。。1977年夏的一个晚上，罗瑞卿驱车来到华楠家中。
华楠一听说他来了，忙迎出门外。罗瑞卿已经拄着双拐站在门前了。华楠趋步上前，扶住他说：
“你的腿不方便，有事我去，你怎么亲自来了？”
“唉，到你这儿聊聊天，摆‘龙门阵’嘛？”
罗瑞卿笑吟吟地说。
两人边谈边走进屋里坐下来。
让过茶后，两人便谈起来。谈着谈着，话题便谈到了林彪和对林彪的认识上。
华楠感慨地说：
“大家都说你坚持原则，敢于对林彪进行抵制和斗争。。”罗瑞卿挥挥手，止住他的话头，平静地说：
“唉，不能这样说嘛。对任何事物都要作具体分析才对。即使对林彪这个人也要具体分析。他不是一生下来就反革命，他在历史上有错误，也有过功绩，不能一概抹杀。如果那样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是逐步认识林彪的，一个人的认识有个发展过程，谁也不要说谁有那么高明。但是有的人认识，有的人不认识，还有的认识了明知不对他也跟。毛主席说，凡事要问个为什么，看看是否真有道理。”
说到这里，罗瑞卿看看华楠，华楠赞同地点了点头。罗瑞卿接着说：
“我逐步发现了林彪的一些问题。林彪反对军事训练，反对比武，大搞突出政治，搞假革命化，破坏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完全违反了毛主席的建军思想。我才对他有所认识，有所抵制。我也不赞成他讲的‘顶峰’、‘最高最活’，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吗？实事求是地说，我虽然对林彪有所抵制，但我也执行过他错误的东西。”
华楠听着罗瑞卿对自己的“解剖”，沉思着。。
两人就这样说着，说着。
夏夜的暖风拂过窗棂，温柔而皎洁的月光无声地洒在静静的院子里。。
1977 年8 月12 日至1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距十大只有四年。提早举行这次大会，以便确定党的工作方针，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显然是必要的。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一千五百一十人，代表着三千五百多万党员。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会议总结了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的根本任务，还修改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罗瑞卿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八大之后又一次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
会议结束后，罗瑞卿一直忙工作，没有回家。郝治平从报纸上得知十一届一中全会已经结束，但还不见罗瑞卿的影子。她放心不下，就打电话给正在京西宾馆开会的丈夫。罗瑞卿在电话里对妻子说：“治平，中央已经给我分配了新的工作岗位，回去后再详细告诉你。现在，我这里有许多各地来开会的同志在谈事情。你不要急。事情办完后我就会回去。”
罗瑞卿的声音充满了兴奋的自信。郝治平放心地挂上了电话。
从此，罗瑞卿又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成为在军队中正确路线、政策的坚决而有效的执行者。关于这一阶段的情形，他的女儿点点是这样描述的：
从这一天开始，父亲快节奏的生活又开始了。由于事情来得很突然，秘书班子一时还没有配齐，但是大量的文件，大量的要办的事情都像潮水一样涌进了我们这个家。父亲原来的一位老卫士长只好干上了秘书的工作。但是光收发文件都来不及，母亲也只好仓促上阵。家里一下子又充满了紧张的工作气氛，电话铃声吵得人不得安宁。原有的秩序都被打破。像是十年前一样，所有人的生活节奏都要跟上父亲的节奏。而父亲的工作精神和效率丝毫不减当年。“革命加拼命”作为一个口号提出尽管有人反对，但是作为父亲的写照却是十分贴切的。
。。
为了处理排得满满的事务，他每天总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他的案头总是堆积如山的文件。父亲坐在那儿读啊，写啊，一副老花镜把鼻子两边压出了深深的紫斑。他能在办公桌前一连坐上五六个小时。由于腿不方便，长时间保持一种姿势，使得他常常腰酸腿痛，有时痛得夜里难以入睡，不得不服用大量的镇静剂。但是，他绝不肯减少工作量。为了克服腿给他带来的不便，他反而在起码的休息时间中打主意。午睡，往往是假肢不取下就那么和衣打一会儿盹儿。为了节省上厕所的时间，他竟常常一上午不喝水，到了吃午饭，就先喝下满满一碗汤。我们很奇怪，父亲本来并没有饭前喝汤的习惯啊，后来还是母亲发现了其中的原委。有时吃饭时，他也在考虑工作而一言不发。晚饭原来是我们一家人最热闹的时候。但是现在看到父亲定定出神的样子，我们也不敢大声喧哗。只有母亲有时打打岔，但也收效甚微。吃完饭，我们问父亲今天吃的什么，他想想，十回有九回回答不出。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实在心疼父亲的身体。有一回，我们几个人商量好要一起劝劝父亲。父亲听完我们的话，大惑不解地对我们说：“你们总是要我睡觉，要我吃饭，要我休息。你们为什么不说，爸爸你多做点工作呢？”面对父亲这一条完全不同的思想，我们之中竟一时没有人能答得上来。还是母亲插了一句：“天啊，谁还敢再劝你工作，再劝，你的命恐怕也要没了。”父亲想了想，可能终于明了我们劝他的意思。就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吧？
《水浒》里有个石秀，叫拼命三郎，我已经七十二岁了，我就是这个拼命主义。我要把七十二岁当作二十七岁来工作，把‘文革’十年中损失的时间补回来！”
面对这样的父亲，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还有一个星期日，父亲又是从一早起就开始旁若无人地办公。我们把家里两个最小的孩子坚坚和毅毅叫来，想让父亲休息一会儿。看到我们推门进去，父亲很奇怪地问我们：“怎么回事，你们怎么都没上班？”我们说：“爸爸，今天是星期日呀，你都忙忘了吧。”父亲看到两个孙子，笑得脸上开了花。两个孩子赶紧给爷爷表演已经准备好的节目。坚坚报幕，毅毅唱起了一支关于小青蛙的儿歌。我们都在旁边站脚助兴，希望这轻松愉快的时刻能够多延长一会儿。毅毅还在咿咿呀呀地唱着，我忽然发现爸爸的笑容停滞了，他的目光离开孩子，像是在寻找什么。我回过头去，原来是秘书拿了厚厚的一叠文件站在我们身后，也许秘书同志也想让父亲多休息一会儿，所以进门来却悄然无声吧。但是父亲已经发现了他，招呼一声，秘书只好快步走到他身边。
我们马上知道我们该退场了，短暂的娱乐活动到此为止。我们牵着茫然的孩子的手，悄悄退出了办公室，就这样，父亲度过了他的星期天。
反正，那时候父亲的心目中，第一是工作，第二是孙子，当然还有母亲，然后还有些什么，最后才是他自己。
1977 年11 月8 日，一列专列开出北京，沿京广线向南风驰电掣般向广州驶去。
车上坐着罗瑞卿和邓小平，他们此行是与已在广州的叶剑英商筹军委全会事宜，主要是研究为会议准备的文件。
一上车，这两位饱经风霜的革命家就在讨论一个关键的话题：这次全会，怎么提“纲”？
列车在不息地奔驰着，这两位老战士的思想也在急速地运转着。他们从分析形势入手，认为此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仍然束缚着全党的思想，军队要从林彪、“四人帮”十年浩劫所造成的百废待兴的局面中摆脱出来，不打破这种思想禁锢便寸步难行。但是，要立即完全否定“以阶级斗争① 见点点著《非凡的年代》第265—267 页，略有增补。
为纲”，在目前还不到火候。
列车从北向南穿行，两边的景色日趋明朗、清新，他们的思想也在讨论中明确起来。
第三天，当列车快驶抵广州时，邓小平掐掉已经结了很长的烟灰，把手往胸前一收，说：“就以‘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为目前军队各项工作的纲。”
“好啊，这样提法务实，也容易为大家接受，就这样办。”
当火车抵达广州时，他们神气清朗、胸有成竹地下了火车。
一下火车，负责主持起草全会文件的罗瑞卿便投入到日日夜夜的紧张工作中，组织对会议文件进行反复讨论和修改，并让秘书给北京军事科学院打电话，查询核对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在反复查询、讨论、修改中，罗瑞卿对工作人员说：
“如果有人要挑‘刺’儿，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