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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在这方面的一些讲话也可佐证他在与林彪关系上的谨小慎微与良苦用心。
6 月3 日，罗瑞卿在军委办公会议上就通气问题提出：“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总部下面主要部的部长都可以到林副主席和贺副主席处去通气，使他们了解情况，便于他们考虑问题，并及时取得他们的指示。但也不要什么问题都到他们那里通气，要保护他们的健康。”
6 月10 日，罗瑞卿告诉肖向荣②，请他和叶群商量，为了一○一及时了解情况，可否每次开办公会议请他们派一个秘书参加。
6 月中旬，罗瑞卿又对他的秘书交待，让他们向各单位传达，以后不准用总长批示、指示，对主席、副主席可用（这些字样），对总长可用意见、提议、建议。写报告也不要用“请总长指示、决定”，可写“你的意见如何，请你下决心”。
1965 年6 月29 日。罗瑞卿家中。
这天，罗瑞卿接到了林彪布置的一项任务：组织人讨论、修改他为总政再版的《毛主席语录》起草的前言。当讨论到前言中关于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时，罗瑞卿皱了皱眉头，问大家：
“你们觉得这个提法怎么样？”
大家都说没把握，罗瑞卿说：
“我也没把握。”
他示意大家停一会，到另一个屋里去拨通了给毛泽东的秘书、理论修养高的田家英的电话。电话通了后，罗瑞卿把他们正遇到的问题向田家英讲了一遍，田家英也认为这种提法不确切，还在电话中给罗瑞卿讲了一件事：
“我和陈伯达、王任重、陶铸几个人在长沙协助润色毛主席的几篇文章时，大家曾考虑不用‘活马克思主义’、‘死马克思主义’、‘香马克思主义’、‘臭马克思主义’此类对仗性的词语，恐怕‘最高最活’的话也不宜用。”
罗瑞卿挂上电话，重新走进屋里，对在坐的几个人说：
“经过考虑，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
再说，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吗？顶峰的提法也不科学，到了顶峰了，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吗？从辩证法原理上，这话难讲通。”参加会议的几个人都点头称是，大家就把“最高最活”等词语删掉了。
此时，林彪、叶群正在呼和浩特休养。罗瑞卿反对“最高最活”提法的话，林彪、叶群很快就知道了，又给他记了一笔帐。但表面上却依然保持着对罗瑞卿的亲热。有7 月7 日叶群与罗瑞卿办公室通话记录为证： ① 见点点著《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年版，第193—194 页。
② 肖向荣时任总参办公室主任。
7 月9 日，叶群来电话：我们前天到大连，林总的身体比较好，吃饭比较好一些，因为怕水，没有住海边，住大连招待所。想在夏天不回去了，家里可以施工，我的喉咙全好了，是点甘油点好的，和总长说的一致。谢谢总长和郝治平同志的关心，问候他们。
7 月22 日，叶群来电话：总长去看豆豆、老虎，他们很高兴，第二天就给我们打了电话。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林副主席。他很高兴，说天这样热还去看小孩子，要总长位意身体。豆豆到空军工作，思想有进步，老虎也很好。请总长放心。
8 月27 日，叶群打电话给罗瑞卿：林总身体还好，还出虚汗，虚弱一点。公勤人员秘书三人患感冒，已隔离休息，林总还未发生有传染。已把李科长留下，另由刘震副司令从空五军疗养院调来两个人帮忙。豆豆已回空军宿舍去住，老虎也很好，感谢总长、郝治平同志对他们的关心。请总长和郝治平同志注意身体。。。
与此同时，林彪却从6 月间开始加紧了搜集罗瑞卿的“材料”的工作， 以后由海政的×××、作战部的×××等随时报告，材料越集越多。有时，为了表示对提供材料的人信任，在罗瑞卿汇报工作时，还让那人藏在另一间屋子里窃听罗瑞卿说些什么。
特别是在9 月份、 10 月份，林彪的这种手法运用得更圆孰了。
9 月份，林彪要转移到苏州休养，经过北京时住了几天。在未回北京时， 就通知罗瑞卿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好，什么人都不能见，要罗瑞卿不要去看他。罗瑞卿为了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做好通气工作，便采用写信或送文件的办法去“通气”。他让秘书将要汇报的内容用毛笔写成工工整整的大字，给林彪送去。叶群几次打电话对这种办法作出表扬：
“总长，林总说这个办法很好，文件送得不多不少，写信字很大，容易看，林总说以后不能来的时候，就用这个办法。”
9 月13 日，林彪从大连转移到上海后，便派李作鹏等人整理一份份“材料”，哪怕是捕风捉影、鸡毛蒜皮，统统搜罗，其中10 月25 日由作战部副部长×××给林彪送去的一份材料的附信上是这样写的：
林副主席：
最近期间，我多次想向你报告一件事，但因事关重大，来找到适当的机会，不便轻率。
我觉得罗总长骄横懒散，心怀不测，值得警惕。
我这个感觉，是经过六年的观察得出的。六年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962 年5 月去上海修改“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以前，我对罗总长极为信任和尊敬， 认为他是坚决执行主席和你的指示的人，是主席和你最信得过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接班人。
1962 年5 月到今年7 月，从一些主要的事情上，我对他产生了怀疑，感到他的一些作法不对头，甚至他对你的指示也不是心悦诚服的。特别是你作出突出政治，他是不赞成的，实际上是带头抵制的，只是采用了两面手法，搞了一些伪装。但这个时期，我对他的本质还看不透，虽有上述怀疑，总是从好的方面去想他。。
直到今年7、8 月，在参加写《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和修改罗总长9 月3 日的讲演稿时，我才大吃一惊，才发现他是心怀不测的人。。
。。
总参谋长罗瑞卿是怎样“反对”突出政治的呢？不妨摘一段10 月11 日罗瑞卿在军报送审的社论《突出政治必须抓好活的思想》清样上的批示：
请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写一篇好的政治统帅业务、带动业务的社论。把业务槁精，这是突出政治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是突出政治的主要成果之一。（要把）在突出政治、政治挂帅、群众路线的前提下，搞好业务，同单纯业务观点在原则上区别开来。
总参谋长罗瑞卿又是怎样“骄横懒散”的呢？不妨看看9 月份发生的一件事。一天，总参作战部的一位领导干部向罗瑞卿汇报工作。在谈话中，罗瑞卿专门谈了整理文风问题。针对送审的文件、电报稿，有的经过改划，字迹不清，有的表达不准确、不精炼，甚至词不达意，对工作造成一定影响的现象，罗瑞卿指出：
“这不单是个技术问题，也是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问题。。把文风搞好，草拟文电，字要写清楚，写工整，文字要通顺、确切。。。这些本事，参谋人员要经常操练。办事一定要认真，不能马虎。首先要作到对重要的事情不马虎，当然次要的事也不应马虎。作战文书多写一个字和少写一个字大不相同，写错一个字影响很大。”
接着他举了两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一件是1963 年处理跃进号事件时， 海军某舰队下发的电报把北纬31°32＇，误为31°52＇，致使前往的舰只向北多航行二十海里。另一件也是在同一时期，某岛屿守备部队的一位参谋把上级通报的我机经过北纬30°40＇进行飞行的预报，误为32°40＇。结果，当我机经过该岛上空时，守备产队即误为敌机下令射击。
“这些都是一字之差的结果。如果办事不认真，就会误事。”罗瑞卿总结说。
而就在别人告状的时候，罗瑞卿于10 月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听说陶铸要去上海，考虑到此时林彪规定的两月不见的期限已过，也想同去，向林彪“通气”。在打电话请示，被林彪处告知身体不好，不要来后，又径直去广东看地形了
1965 年11 月。上海。
11 月10 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已点燃了。
这篇文章是这年2 月，由在党内除担任毛泽东秘书外没有其他职务的江青找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组织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姚文元写的。整个写作活动是在一种很不正常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文章点名批判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毫无根据地把他于1960 年为响应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而写的《海瑞罢官》一剧中描述明朝历史上海瑞所进行的‘退田”、“平冤狱”，同1962 年受到指责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对剧本进行猛烈的政治攻击，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阶级斗争的反映。文章实际上涉及了1961 年以来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攻击的矛头并不限于吴晗。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其他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
眨奕鹎渑阃芏骼蠢吹缴虾！Ｉ虾Ｊ懈涸鹑顺仑愿嫠呗奕鹎洌？毛主席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很不满意；并且告诉上海市的人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罗瑞卿听了后，叫秘书要了一本单行本来。26 日下午，罗瑞卿陪同毛主席接见柬埔寨副首相朗诺，在朗诺到来前，罗瑞卿对主席说：
“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要了一本，还没来得及看。”
毛泽东只笑了笑，未说什么。
晚上，罗瑞卿去看江青，江青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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