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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平王常遇春妻甚妒，高皇（朱元璋）赐侍女，开平（常遇春）悦其手，妻即断之，开平（常遇春）愤且惧，入朝而色不悦，高皇（朱元璋）诘之再三，始具对，高皇（朱元璋）笑曰：『此小事耳，再赐何妨？且饮酒宽怀。』密令校尉至开平（常遇春）第，诛其妻，支解之。各以一脔赐群臣，题曰『悍妇之肉』，开平（常遇春）大惊，谢归，怖惋累日。更赐美女数人。」
唯一对不起的是刘先生皇封的「柏杨式的翻译」，把宫女一人翻译成二人，把「悦其手」翻译成色迷迷赞扬她「好白手」，把「悍妇之肉」翻译成「妒妇汤」，不是我老人家要独创一格，实在是想当然罢啦。夫杂文（好听一点的说，乃「专栏」）是一种快马加鞭急就章，随手拈来，全靠晕晕忽忽的记忆。不能像学院派，可雍容华贵的长期翻参考资料也。刘先生这么一问，使我老人家东找西找，左查右查，真是害人不浅。
还有几位署名「一读者」老爷来信，指出李世民先生玄武门事变杀的那两位，李建成先生是他的哥哥，李元吉先生是他的弟弟，而柏杨先生在《蛇腰集》上大笔一挥，都算成他的哥哥啦，真是中气不足矣。藉此一并更正，以后再遇着这种胡说八道，张冠李戴的节目，还请随时指教，盖被抓住小辫子事小，万一被当成了真的，事就大啦。
但根据「死不认错学」，柏杨先生对这些错误，也有嘴硬学说，盖我老人家猛写杂文，最大的特点是不经过大脑。一定有人说，咦，不经过大脑竟敢写文，你老人家可真伟大呀。非也，非也，而是每个写杂文的朋友差不多都是如此，每天一文，信口开河，有时间得写，没时间也得写；有灵感得写，没灵感也得写；有感触得写，没感触也得写。《笑林广记》上有一则故事，不知介绍过没有，现在再介绍一遍，一位秀才先生作文章时，摇头摆尾，痛苦非凡，他太太曰：「看你写文，比我们女人生孩子都难。」秀才先生叹曰：「你说啥话，写文章比生孩子难多啦。」夫人忙问其故，答曰：「你们生孩子是肚子里有呀。」哀哉，写专栏杂文的朋友，肚子里有也得写，肚子里没有也得写，写着写着，就难免马失前蹄。
无名英雄
就目前写杂文的朋友而言，以何凡先生的资格最老，但一星期只出笼五篇。其他若方以直先生和寒爵先生，是平均分担的焉。文知平先生和屠申虹先生，也是平均分担的焉。凤兮先生为阔大代表，隐居在高山之上，只偶尔出击。我老人家从前是每星期六篇，星期日被〔晚祷〕专栏挤掉，后来我用种种妙策，包括小报告、窝里斗，再加上和稀泥，终于反败为胜，于是乎〔晚祷〕没有啦。我就每星期七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风雨无阻，看起来真是勇敢万状，实际上却是饿虎扑羊，盖财帛动人心，趁着还有精力，便当仁不让。
既然把绳子缠到脖子上，就比别的朋友更容易说溜了嘴。不过有一点是，杂文在本质上跟学院派的论文不同，杂文只注重方向，而不注重考据，考据应该由有考据癖的朋友去干，杂文无法作到这些，亦不必作到这些，更不屑作到这些。这不是说杂文就不真实，呜呼，天下真实的文章多得很，不限于非字字有来历不可也。好像走路，往东走或往西走，坐火车或坐汽车，是杂文的责任。该路上有几个桥，该桥又是谁搭的，是考据的责任。杂文说有八个桥，该桥是鲁班先生搭的，而考据说只有六个桥，该桥是史密斯先生搭的，固不损杂文所指出的方向。问题只在于这个方向对不对也。
提起「死不认错学」，是一种干屎橛风气，前些时曾向邮局呐喊了一声，说邮局多收钱而面目狰狞。该文刊出后第三天，就大势不好，台湾邮政管理局公共关系室副主任潘大超先生，组长张任昌先生，跟台北邮局支局管理科科长姚岳先生，忽连倒冬，一齐找上门来，我以为要拜拳主义哩，一面胁肩谄笑，一面就要脚底抹油。谁知道非也，而是查了出来底细，一则前来退款，一则前来致歉。我老人家不当人子惯啦，当时受宠若惊，真不知道应该下跪才好，抑自打尊脸才好。
中国最谦虚的机关，似乎只有邮局。其他地方，不要说大家伙啦，就是三、四流角色，都自以为君临天下。想当年蔡孟坚先生当中央电影公司老板时，要拍一部电影《黑森林》，小说家墨人先生恰巧也有一本小说叫《黑森林》，就写一封信去打听打听行情，这封信却如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大概蔡孟坚先生觉得该作家往自己脸上抹粉哩。其实即令该作家往自己脸上抹粉，回一封信也不丢人，这种沾沾自喜于自己身份，而实际上不过狗屁焉者，固多如牛毛。
就在前天，报上刊出了邮局的一件怪事，一张从台北寄往竹南的明信片，是一九五八年一月四日投邮，一直到了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才隆重寄到，整整寄了十年，不要说走啦，就是爬，也爬两个来回矣。这消息使同胞譁然，邮局立刻表示即将彻查，彻查的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可能查得出，也可能查不出，这应该是一个稀奇的错误。夫有时候一封信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甚至可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如果该明信片是如花似玉答应男朋友求婚的，恐怕就要糟。如花似玉准以为臭男人吃她的豆腐，臭男人也准以为那死女人架子可不小呀，各奔东西，如今均绿已成荫子满枝矣，今日才弄清楚阴差阳错，这场公案将如何得了乎？我们盼望早日水落石出，把那位糊涂朋友狠狠的打四十大板。
可是，事情如果反过来想，也可发现邮局的可敬处，正恰恰在此，无论查出查不出，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一定有一个人把那张天长地久的明信片重新纳入组织。当他拣起该明信片的时候，可能发出一声惊呼，也可能摇头叹息。但他并没有为了摆脱干系，而把该明信片三把两把，撕了个粉碎。试想一想，如果他阁下三把两把，撕了个粉碎，又有谁得知哉？再试想一想，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鸭子屎机构或鸭子屎人物身上，会有啥结果乎？恐怕早毁尸灭迹了矣。
邮政局同时也是一个无名英雄最多的机构，就在《自立晚报》隔壁的第六邮亭，有一男一女，曰林水火先生焉，曰郑真美小姐焉，亲切而耐烦，亲切已不容易，耐烦更难如上青天（呜呼，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使我们成了一个最不耐烦的民族，这文化必有毛病）。新官上任三把火，三把火放过，就原形毕露，尤其是天天跟一些啥都不懂的三教九流接触的人，简直非有耶稣先生的功夫不可，盖他对自己的业务固了如指掌──他当然了如指掌，他是干啥吃的。可是三教九流却差不多都是瞪眼瞎子，怎能不冒出三丈高的无明之火乎？林水火先生看样子是个刻板人物，每次付给顾客邮票时，一定都把白边撕掉。有时顾客贴邮票贴多啦，就小心撕下来另换另贴，然后第二天把多余的邮票退回。每次为顾客寄报值挂号，都殷殷勤勤，为之贴浆糊盖图章。有些顾客天生的长舌头，七问八问，问得我老人家在一旁都想开揍。但林公却心平气和，一一批点。而最主要的，我老人家已光顾该邮亭一年半啦，二位对谁都是笑容满面，从没有乱摔包裹以示委屈万状，也从没有懒洋洋如春睡初醒。我老人家曾向朋友提过他们的服务精神和态度，朋友曰：「这是小事。」呜呼，这是小事乎？恐怕不是小事，而正是中国人所缺少的耐烦气质和历久不变的坚毅气质。但二位似乎很穷，中午时，常常看到林先生吃他可怜的便当，没有几根菜在里面，不过在我们这个社会，凡是守法负责的朋友，铁定的都要很穷，没啥稀奇的也。
我老人家顺便建议台湾省公路局监理处处长王震美先生，暂时不妨鼓鼓勇气，收收架式，教监理所的朋友排队去该邮亭参观参观，也是为老祖宗积点阴德之道，贵阁下以为然乎？
成何体统
我们请王震美先生暂时收收架式，是有根据的焉。前些时，大概就在两个星期之前吧，台湾省公路局里曾发生过一次火爆场面，该局一个小小科员，当着几位省议员老爷，拍了一下王震美先生的肩膀，王震美先生嘴脸立刻就出了笼，号曰：「反啦反啦，一个小职员，竟敢拍我肩膀，成何体统？」当然不成体统，盖人一旦当上了处长，他阁下的肩膀就变成糟木头做的，小职员不知轻重，拍碎啦怎么办？我们所以恭请他阁下收拾起这种架式，并不是故意冒犯，强人之所难，而只是情商，等众位晚娘脸参观过第六邮亭之后，仍可把架式端回来，继续自己娱乐自己可也。
《台北征信新闻报》上有一篇王震美先生对记者的谈话，十分精彩。记者老爷在报导中画龙点睛，也有两段正义乱冒的文章。一段曰：「外间所传说的靠监理所吃饭的黄牛，在参观时，记者也实际接触过，不过看起来，情形彷佛不像外间所传的严重。」
好一个「不像外间所传的严重」，轻轻一描，就描过去啦，记者老爷在监理所不过走马观花，就碰上了一个，讨价一百五十元，还不算严重，请问啥才算严重？难道必须排山倒海，登报投标，才算严重乎？更不知记者老爷是看的啥「情形」？该情形又到底是啥，而竟能肯定其不严重？柏杨先生「看情形」却以为不但严重，而且已经烂啦。乃王震美先生只往上看，不往下看，使它烂的，好像病牙一样，治疗的方法很多，而他这个病牙不拔，光挤脓是挤不完的也。我们这么说，也是「看情形」，而看的是该记者老爷提出的一百五十元「情形」，如果不是已烂成了公开场面，对面生不熟之人，黄牛怎有那么大的胆欤？
第二段精彩之文曰：「（监理所）给人的印象，只有『挤』与『乱』两个字，监理所的业务，从表面看来不够科学化，或许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