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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少康：我看我们立的像都很严肃，没有美感，怎样让铜像活泼一点，不要太严肃，像个艺术品，放在一个地方不会破坏美感，反而变成景观的一部份？
柏杨：中国有一句话：「君子不重则不威」。这个传统教人要摆起面孔。
赵少康：如果铜像是个艺术品，就不要破坏他。一条狗、一个邮差、一个工程师或一个工人，如果他对地方很有贡献，做一个好的艺术品来纪念他，就有它的正面价值。
柏杨：铜像文化在中国发展到极致，就是马屁文化、表态文化，应该在泛滥成灾的时候，把他拆除。同时，立铜像这件事，国民党本身也应检讨。
赵少康：这个观念要大家心平气和来讨论，从不同角度来讨论。我常讲，你讲民主，一定要用民主的手段。目的的善，并不表示手段可以用恶。如果说「因为我这个目的是好的，所以我就可以用暴力的手法，把暴力合理化」，这是非常危险的。拆铜像这件事经过观念的讨论，像今天《中国时报》办的这个对谈，经过报导，观念沟通之后，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会解决。
王克平：我个人认为，铜像最好也不要有纪念性，也不要有教育性，而只要有艺术性。教育可以有教育的手段，纪念有纪念的手段。一个塑像在一个环境中，应该有艺术性，美化它旁边的环境。真的从历史上能够流传下来的，很能让人们经常想到的，认为有价值的，还是纯艺术的塑像。
赵少康：譬如野柳林添祯的塑像，纪念他倒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在那个地方，为了救人，自己的性命都舍去 。但铜像（不一定铜像，石像或其他的像都可以）跟景观要融合在一起。
柏杨：成为大自然的一部份，要成为艺术，要非常的好，不要匠气。好比自由女神像不是很好吗？代表抽象的一个东西，在那个位置上。
赵少康：还带给很多人希望。
柏杨：代表希望，带给新的生命。我想，需要这种，不要毛泽东、蒋中正到处都是。
赵少康：不必刻意造铜像，也不必为了反对铜像而反对铜像。基本上，大家的心态可以比较持平一点，不必那么极端。
柏杨：如果有人请王先生塑造政治铜像，王先生会接受吗？
王克平：要艺术家搞政治的东西很难，雕塑是一种形象，要加入政治内容很难。我早期的作品有政治性，也是很偶然的 ，以后再也做不出来了。
季季：从一个艺术家的角度来看，你觉得铜像摆在什么样的自然景观里才是最好的？
王克平：摆在坟墓上最好。人死了埋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就可以了。
柏杨：诗人覃子豪，有半身像在他的坟墓前。
王克平：在一个公共场所，铜像应该像一棵树，能美化这个环境。
赵少康：中国人很多事都是一窝蜂的。养鸟就养鸟、搞股票就搞股票，建铜像也一窝蜂，反对也一窝蜂，这是很不理性的。是不是能够让大家理性的来思考很多问题！
王克平：如果这几万个铜像都能做出艺术性，那台湾就成为艺术之岛、塑像之岛。
两性之间·张涵
⊙访问者张涵先生。
⊙文载一九八九年七月台北《中国男人》杂志。
张涵：中国男人长期束缚在传统的教条里，许多内在的需要被压抑不敢表现，你以一个男性的立场，可否说说男性的需要？
柏杨：中国自古就有大男人沙文主义，但时代演变至今，很多不合时宜的教条，都应该修正，应该解放。尤其要让女人知道，男人愿意承认原本就存在的一桩事实──男人也需要温暖。
张涵：可以举个例子吗？
柏杨：譬如说有个老鳏夫，欲言又止的跟儿子说，晚上睡觉手脚冰冷，搞了半天，原来他想讨个老婆，却不敢明讲。男人有时在某些方面蛮无能的，需要女人从旁告诉他怎么处理自己。
张涵：中国女人在传统上占有怎样的地位？
柏杨：毫无地位，中国男人思想封建、专制，跟日本男人不相上下。以往，如君权、父权、夫权，全部集中男人一身，没什么商量的空间，连男人在当儿子的时候，父亲死了，儿子得穿着不缝边的麻布孝服，守丧三年。而母亲死了，却不必穿这么重的孝服，只穿不缝边的就可以了。所以当一个中国女人，非常不幸，没有什么地位。而男人的地位却奇高。抓到权势的时候，他还要随时保持威严，稳如泰山，不苟言笑，把「摆嘴脸」当作生活指标，把「装威严」制成面具，戴到脸上。
张涵：照你这样讲，中国男人活得很累罗？
柏杨：那倒也未必，任何事习惯也就不累了。何况，在嘴脸和威严之下，中国男人自有他的天地，他会千方百计，寻找另一个世界来满足自己某些欲望。他总是在家里装得道貌岸然，因为他的乐趣不来自家庭，他可以去酒家舞厅找乐子，嫖妓、看牛肉场，不亦乐乎？这是人性嘛！大部份中国男人都兼有这两种生活型态，一是正常的枯燥生活，夫妻相敬如宾，严守礼教，可是却淡而无味。另一个就是上述所说真正的男人世界。
张涵：您认为在现代中国社会中，推展性教育是否适宜？东方人和西方人对性的处理方式与观念有何差异？
柏杨：任何社会只要进步到某个程度，就有必要推展性的教育。但是谈性教育，必须学术化，否则容易流于煽情，效果往往相反。而且客观条件的成长与配合也很重要，就像我读书时，正好遇上老师大举推广炭笔画，但那时没有几个学生买得起炭笔，如何能造成流行，推广得开？
所谓「食、色，性也。」永远也无法堵塞。但性与食不同，食，看得见；性，则未必。
愈是封闭的社会，愈把性与爱结合在一起；愈是开放，性与爱的壁垒愈分明。西方有些男女（当然不是全部），睡一觉起来，各走各的，毫无牵扯，谁也不管谁，因为他们都有很深的了解和认同。但中国人的观念不一样，有几个人能像倪匡那样，女儿临出门前，倪匡只问她一句：避孕药带了没有？
张涵：那么你觉得应该如何引导中国人具备正常的性观念？
柏杨：中国男人对性的态度不坦然，女人本身的问题更大，有些女人一辈子都不知道什么是高潮──这是文化的问题。
我想将来一定会走上开放的路，但「性」是一种很高级和复杂的艺术，艺术气质成份够了，自然走上开放。如此一来，不但对性病有防治效果，更可减少强暴犯罪。
我的意思是，越是公开、明朗化，许多事情越不会发生。性的需求解决后，自然用不着动歪脑筋去强暴女人。如果仍有强暴案，百分之九十属于病态，那是医学范畴上的问题。
性开放以后，人慢慢的都变成透明人，明朗坦荡。性也不再隐晦，见不得天日，因为大家都觉得：性，不过就是那玩意儿。
张涵：现代中国女人受西方文化影响，她们对性的表达方式有了什么改变？
柏杨：性，可以是很美，很动人的；不过处理不当，反而暴露人性的恶形恶状，所以才会让人觉得丑陋。
大部份美国男女对性的态度都很开放，当女孩子晚上开口邀男朋友到她家喝咖啡时，就表示可以跟她上床，这一点男女之间很有默契。
现代的中国女孩，外表打扮得跟美国女孩一样，但对于性的处理方式，却有两类极端。一种仍保有传统观念，把性看成神秘无比，不能讨论也不敢想像；另一种则放荡得跟娼妓一样──以致出现「一分钟贞操」哲学，这两种都不是正常的现象。归根结底，还是对性开放的观念没有真正了解。
张涵：在迈向开放的途中，必会遭到某些卫道人士的反击，应该如何因应？
柏杨：这种保守势力的反抗是必然的，一个人做事一直往前冲也不行，有时觉得应该到此为止。保守的力量可以让人反省深思，从而检讨改进，人们应该高兴有这种缓冲的机会，不需要愤怒或沮丧。只要这种力量不变成暴力，其实颇为可喜！
任何新兴事物，如果没有保守声浪的质疑或打击，就无法蜕变为成熟的东西，没有一种新的东西，一开始就很完整，总是经过多次修正，始臻完美。
张涵：有人担心性开放的尺度不好拿捏，容易流于糜滥，将使社会色欲横流、人人纵情声色？
柏杨：许多人认为瑞典女性很开放，但我不同意。性开放不是毫无节制地淫荡，还是要经过恋爱；也就是说她开放，但她也要找她所喜欢的，这有一个自我限制作为平衡。
张涵：大体讲起来，中国人比较务实呆板，不如西方人那般浪漫，你以为关键何在？
柏杨：中国男人很绝，他宁可用英文把「I Love You」大胆讲出来，也不愿用中文说「我爱你」。
其实古中国也有不少浪漫文人的事蹟，像张敞与妻子的画眉之乐，林和靖以梅为妻，以鹤作子。只不过多数中国男人两千年来被儒家礼教酱死了，形成一种中规中矩，面目可憎的文化。
在这种呆板陈腐的酱缸里，中国人的联想力也一迸磨掉。只有在五四以后，才开始有一点浪漫思想发展，但毕竟敌不过传统力量。国人一直习惯于摆个谱，无法表露内在的赤子之心，而客观环境也不允许他浪漫。
不过现代中国男人倒是想摆谱也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