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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猛增是恶补的主要原因，官儿们再哇啦哇啦，都是治标的办法，只能使恶补加深，只能使恶补变形，只能使恶补转入地下，不能使恶补消灭也。台湾省政府主席黄杰先生周游世界归来，主张「学生下学不准把书包带回家」，这是一项进步的观念。但我敢跟黄先生赌一块钱，两个月下来，学生们家里就会另有一套课本或恶补教材，不过徒增加贫苦家庭的负担而已。现在所有的办法都是扬汤止沸，只有节育才是釜底抽薪，信不信睁着尊眼瞧好啦。
但仅只单纯的靠节制生育，似乎也不能完全使恶补马上根绝，犹如虽然釜底抽薪啦，仍需要不断扬汤止沸。那就是，政府对各级学堂，需要严格督促他的水准。盖中学堂是升大学堂的阶梯，若某校焉，若某校焉（恕我不敢指出名字，一指准坐牢），毕业等于失业，铁定的考不取大学堂，更别说就业啦。这种学堂，家长怎能放心把子弟送进去攻读哉？大家遂免不了一窝蜂往好学堂里挤，恶补仍会存在。
于此，我们认为节育和健全学堂，是两大力量，不但可以消灭恶补，也救了下一代孩子。阁下举你服务的学堂为例，图书还不到一千册，这种学堂，似乎应该关门才对。──对不起，对不起。三台中市周耀文先生：
大函云：「有时候实在替先生担忧，故凡你的着作，都购有存，以备万一时，传之后世。」十分感激，而且悚然不安。我和廖王汤三公，根本不认识。呜呼，我是何等聪明，岂有不知世道险巘之理，自会小心。不过一旦伏在案上，自以为尾大不掉；三昧真火一冒，就往往忍耐不住，忘了天高地厚。而且有时候也实在是感慨太多，像廖先生焉，反对注音符号，反对简体字、反对节育，几乎凡是使我们中华民族向前一步的东西，他都反对。林肯先生于一八六二年在国会中演说，要求打破和忘掉过去的传统，呐喊曰：「过去那平静的教义，已不再适用于动乱的今日。我们必须有新的想法，新的作为，我们必须把自己从过去的束缚里释放出来。」此理使我发烧，我爱吾国，爱之切，故言之也苛，明知道这是糟透了的，但又忍不住大愚若智，扯开嗓门乱嚷，稍微有点道行的人都不肯者也。奈何乎哉，再谢谢你。
且看苏舆先生
一个新观念的建立是不容易的，有赖于经济本质的改进，社会是非标准的建立，以及思考方法的养成。对节育问题如此，对其他问题也都是如此，对男女问题，更是如此。如果我们不能用新观念来正视这个一日千里在蜕变中的社会，真能把自己气死。呜呼，仅只气死自己，其害还算小焉者也。麻烦的是，该落伍腐烂了的狗屎观念，往往盘据在有识之徒的尊脑里，于是「放欲宣淫，毫无忌惮」，那就不仅坑了自己，也坑了别人，势必成为一块异常可敬的绊脚石，阻碍社会和国家的进步。
一八九五年，吾友樊椎先生，在他的故乡湖南邵阳，组织南学分会，提倡「民权」和「平等」。到了今天，即令是顶尖的有识之徒，恐怕也不会提出反对。可是一个新观念一旦钻入旧的脑壳，该新观念遂成了「邪说异术」兼「大逆者流」，以致闹得邵阳各界，全体譁然。
在当时的众有识之徒中，柏杨先生特别推荐苏舆先生作为代表，并特别介绍他阁下的言论，以便读者老爷，温故而知新，长长见闻，泄泄尊气。盖这玩艺乃是「古已有之」的老模子，「以河洛《易经》为中心之经典」的老模子矣。
樊椎先生提倡「民权」「平等」，被选为会长，规定凡「伦常乖舛，违背孔教者，不准入会」。有识之徒苏舆先生立刻洞烛其奸，痛责之曰：「若然，则樊椎永宜屏绝不准入会，盖平等邪说，自樊倡之也。无亲是无父也，无疏是无君也。无父无君，尚何兄弟夫妇朋友之有？是故『等』不『平』而已平，则一切倒行逆施，更何罪名之可加？岂但所谓『乖舛』云乎？圣人人伦之至，以乎灭绝伦常，岂格外更有『违背』者乎？若而人者，在会诸公宜如何处治，以挽伦纪，以扶圣教，岂真『屏绝』已哉？今诸公反推为会长，其于学会章程，大相刺谬，阅者省览焉。」
有识之徒「阅者省览焉」，柏杨先生顺便在此也劝「阅者省览焉」，读者老爷中如果有患血管硬化的，最好不要继续往下再看，否则的话，看着看着，发现平等原来是邪说，则血压增高，因之脑充了血，就十分抱歉啦。
樊椎发表〈开诚篇〉一文，曰：「自民之愚也久矣，不复见天日也亦已甚矣，其上以是愚之，其下复以是受之，二千年沦肌浸髓，梏梦桎魂。酣嬉怡悦于苦海地狱之中，纵横驰骋于醉生梦死之地，束之缚之，践之踏之，若牛马然，若莓苔然。」
有识之徒驳之曰：「我朝（清王朝）开国以来，教养兼尽，上何尝愚之，下何尝受愚！且二千年自汉迄今，其间圣君贤相，理学名儒，不可殚述；樊椎谓其梏梦桎魂，酣嬉怡悦，束缚践踏，若牛马莓苔，目中固无千古矣。不知其祖宗，亦在二千年内也。樊椎不产于空桑，安得出此丧心病狂之论。」
有识之徒劈头就是「我朝」，接着就是「圣君贤相」，在那个时代，这些话都是牛魔王的钢鞭，小民很难招架。
樊椎先生建议曰：「是故愿吾皇纵五寸之管，半池之墨，不问于人，不谋于众，下一纸诏书，断断必行曰：『今事已至此，危迫日极，虽有目前，一无所用，与其肢剖节解，寸寸与人，税驾何所，蹑天无能，不如趁其未烂，公之天下，朕其已矣。』」
这一下有识之徒抓住小辫子，一脸忠贞学出笼，苏舆先生号曰：「天子诏命，岂臣下所敢戏拟，况此等大逆无道之言乎？国典具在，脔割寸磔，处以极刑，似尚未足蔽其辜。」
有识之徒的最大特征是一头栽到酱缸里，然后靠祭「国法」以撒绊马索。所谓「天子」也者，指的是载湉先生，不久就断了尊气，不过现在还有一个未死的活天子溥仪先生在当图书馆管理员，大概可以帮一下忙，把泡到酱缸的尊头拉出来。
樊椎先生提倡民主，曰：「四海一心，一心者人人有自主之权，人人以救亡为是，穷极生变，郁极生智。」
有识之徒连民主也受不了，大怒曰：「治天下者，大权不可以旁落，况下移民乎？所宜通者，惟上下之情耳。樊椎贵人人有自主之权，将人人各以其心为心，是使我亿万人民散无统纪也。樊椎谓可以一其心，吾谓实亿万其心也。此则亡且益速，又焉能起而救之。泰西国固多民主，然法国议院朋党蜂起，卒为国祸，在泰西国且不可行矣。樊椎曰穷极生变，郁极生智，推其意直欲以我列圣以来干纲独揽之天下，变为泰西民主之国，其斯以为智欤？真汉奸之尤哉！」
一谈民主，就拉上法国，这是偶尔看见别人偶尔跌倒，自己就宁可泡在酱缸里，泡僵泡死，都不肯爬出来的奇异观念。俺泡在里头多舒服呀，你瞧呀，那小子连膝盖都跌破了呀。但最后仍忍耐不住，「汉奸」出口，这和「干你娘」有点差不多，盖非如此拉大嗓门，唾沫四溅，便觉得赢不了也。
樊椎先生曰：「洗旧习，从公道，则一切繁礼细故，猥尊鄙贵，文武名场，恶例劣范，铨选档册，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民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用孔子纪年。」
有识之徒跳高兼搥胸曰：「尊卑贵贱，有一定之份。法律条例，有不易之经。樊椎公然敢以猥鄙恶劣谬乱字样，诋毁我列圣典章制度，毫无忌惮，其狂悖实千古未有。且明言泰西是效，何必再言用孔子纪年，直曰以耶稣纪年可耳。」
夫有识之徒习惯于尊卑贵贱，习惯于奴才生涯。不要说樊椎先生对他木法度，便是上帝对他也没法度。至于由「孔子纪元」推演成「耶稣纪年」，也是有识之徒特有的逻辑，盖「列圣」把他弄得迷迷糊糊，偶尔有人拨开他的眼皮，万物都是新的，他怎能受得了哉，他怎能受得了哉。
勿听一面之词
时代总是不断进步，犹如一个沉重的压路机，它虽然走得很慢，有时候甚至被大石头挡住，好像是僵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啦，但再大的石头都会被压得粉碎，时代终于是向前走的。天主往穷人家掉第六个孩子的面包，恐怕靠不住；但天主却靠得住是一位开车朋友，坐在压路机上，无情而冷酷的开着，大石头焉，小石头焉，不大不小的石头焉，纵然在底下咯吱咯吱，顶着「列圣」法宝，呼天抢地，泪洒满面，他都照样开他的，照样压过去不误也。叶德辉先生暨苏舆先生之流的有识之徒，一面声嘶力竭曰：「我奉你的名呀！」一面用其腐烂流脓的双手阻挡，说他英勇悲壮可以，说他晕晕忽忽，睡眼蒙胧也可以。
任何时候，新观念产生之后，旧脑壳必起而反击。而反击时所说的话，所用的词汇，所祭的法宝，以及悲天悯人，义愤填膺的绊脚石嘴脸，千古以来，虽层出不穷，却固都差不多也。柏杨先生几年前，曾向一位朋友建议，建议他把有史以来，凡属绊脚石的言论，都一一收集，汇印成册。像叶德辉先生的「五色黄属土，土居中央」，像苏舆先生的「平等邪说，无父无君」，以及捧潮派三位大学堂教习先生「交响曲聒耳欲聋，甚似打架」，均包括在内，二集三集，甚至百集千集的往下编。该朋友听啦，甚感兴趣，但他想了又想，却不赞成，他的理由是：「我们为啥拿钱替他们宣传乎哉？」我想这不是宣传问题，而是真理问题，夫真理愈辩而愈明，世界上只有做贼心虚，神经衰弱者流，才怕别人说话，盖他一身毛病，受不了批评也。
读史书的朋友最大的憾事是，只听一面之词。好比秦桧先生杀岳飞先生吧，后人所看到的资料，全是一面倒赞扬和同情岳飞先生的，而从没有一篇攻击他的。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