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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的要彻底西化，连花柳病也要接受。好像中国人不染花柳病，就西化不起来，令人色变！事实上不接受花柳病，以及不接受最新式的爱滋病，照样可以西化。
如果把「西化」改为「现代化」，人们比较容易接受。可是中国人对「现代化」也有十分强烈的排斥倾向，好比说台湾社会的脱鞋进门，这本是日本留下来的生活习惯，中国人却把「门外」当成乱七八糟摆臭鞋的地方，还把它当作摆其他零碎破烂的地方，任凭人们呼吁，都不能改进，所以到了东方人社区，一看门外鞋子摆得乱七八糟，就可判断住的是日本人或中国人。
中国人对于物质上「西化」、「现代化」的肯定观念，大概已尘埃落定，只有精神层面，更严格的说，只有对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的「西化」、「现代化」，像改不了的臭鞋大阵，仍在阻挠我们进步，使精神生活仍停留在「随地吐痰」时代，对外国人树立下来的榜样，中国人就是学不会，而且还抨击别人崇洋媚外，阻止别人去学。学习他人的优点，是一种智慧！
如果没有鸦片战争
柏杨先生说：中国人剪掉辫子，解放小脚，应该感谢鸦片战争。如果鸦片战争提早三百年，中国的改观当更加惊人。
这一论断被群起围攻得很厉害。事实上鸦片战争对中国不但是一次很大的文化冲击，对日本也是一次极大的冲击，也可以说是日本人开国维新发奋图强的大契机之一。鸦片战争警醒了日本人，可是到底有没有警醒大睡狮呢？
鸦片战争对日本而言，是一次极大的冲击，和一个巨大转变的催生剂。对中国而言，埋下的不仅是和平改革的种子、也是武装革命的种子。不过，统治阶层却把它归类为一项单纯的国耻。
我们必须了解：鸦片战争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鸦片，而是因为自由贸易，最后英国已完全接受林则徐的条件，只求恢复贸易，而清廷拒绝。我不是说贸易之战比鸦片之战光荣，而只是说，那不是为鸦片而战，而是为自由贸易而战。中国政治人物和知识份子最大的毛病是掩盖事实，一直制造假象。所以中国的历史，必须重新整理。鸦片战争之重要，是它间接而剧烈的促使中国转变，如果鸦片战争未曾发生，中国女人恐怕到今天还必须缠小脚。仅此一点，我们就应该感谢，幸亏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才会有今日的改变，否则情况一定更为凄惨。
日本把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转化成为明治维新的动力，把日本问题一次解决，而中国革命又革命、改革又改革，一波又一波，竟不能有一次真正重要的跃升。中国每次的革命或改革，都好像人头转，脚跟不转。鸦片战争之后，上自皇帝和全体官员，下至大多数人民，仍过着昔日的封闭日子，早就忘了英国，也忘了鸦片，唯一的反应是对外人的船坚炮利，深为惊惶，认为只要有那玩艺就行了，完全不知道天下大势已变！
落后的烂国
有人从《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发现了：柏杨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太浅，而且不诉于理性，只肆意漫骂，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价值，摧残中国人对民族的爱心。这样是真正的反省吗？能唤起中国真正的反省吗？不知柏杨先生的高见如何？
我希望讨论问题时，头脑应该有最低层次的条理。当我指某人瞎一只眼，聋一只耳朵时，你必须确确实实，告诉我那家伙不但没有瞎一只眼，反而两眼炯炯有神，不但没有聋一只耳朵，反而两耳俱聪，连北海道有根针掉到地上，他都听得见，这才能使我因说谎、因诽谤而蒙羞。现在，不这样做，只说我对那家伙了解太浅，甚至「他的屁股却是漂亮得很呀！」那不具说服性。
不敢面对问题，不敢面对焦点，只会双手乱摀，正是「酱缸文化」的特征之一！
我从没有说过我对中国文化认识太深，犹如我从未说我对硫酸的构成原理已透彻了解一样，但泼到身上产生的剧痛，却足以使我大叫大号，声震屋瓦。这时候，有人如果盘问我硫酸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元素？只因我对硫酸认识太浅，甚至根本不认识，就斥责我「不诉诸理性」、「肆意漫骂」、「全盘否定硫酸在工业上的价值」，简直不可思议。
我到一个国家旅游，如果每个巷口都被小偷摸光口袋，还被强盗痛揍一顿，剥去衣裤，最后，赤身露体，被警察捉去，以「妨害风化罪」送到法院，判了三年徒刑，打了五百军棍，在这种情形下，我不必对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有任何了解，就可以肯定她绝不是一个礼仪之邦和文明的国度，而是一个落后的烂国。
魔术巨棒
也有人认为柏杨先生不顾事实，有严重的片面性，它不是激励人们兴利除弊，奋发向上，而是损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会使一些不谙时势的青年人丧失自信力。无情地打击中国人的自尊与自信，是要使中国人改进呢？还是要使中国人自暴自弃？更有人认为柏杨夸大，展览中华民族的缺点，只能产生毁灭民族自尊心，打击民族自信心的效果。本来是可以疗救的，就因柏杨的夸大而变成了无可救药。「柏杨的夸大」真的如此厉害吗？
有些中国人在辞穷理尽的时候，往往使出一种秘密武器，这秘密武器是一个贴着学术标签的法宝，念一句什么主义、或什么「张三说、李四说」的咒语，就会把对方击倒，宣告自己胜利。
什么叫「严重的片面性」？最近，日本神户、兵库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媒体集中报导，使人惊骇哀悼，我们能批评这些都有「严重的片面性」，不是日本全貌，而置之不理么？再用前面的例子为证，病人投医，眼睛有病当然投奔眼科，耳朵有病当然投奔耳科，每一科都有「严重的片面性」，却不能因此便不去投医。
发现自己的病情，迅速治疗，才是健康的心理，如果发现自己「脏」、「乱」、「吵」，竟丧失自尊，连改正的能力都没有了，这种病态心理的人，只是进步的阻碍，世界上越少越好。在《王巷城》一书中，表面上温柔敦厚的医生，为了预防一个穷光蛋追求他的女儿，用开刀手术锯断该青年本可以不锯断、只是受伤了的一条腿，若干年后，这穷光蛋发现真相，他并没有跳起来咒骂，反而莞尔一笑，说：「那老家伙，他以为锯掉了我一条腿就毁了我，把我看扁了！」这才是志气、勇气，和真正的智慧，只有病情沉重的人才弱不禁风！我并没有夸大，只是据实报导，好像一个小学生，历史考了三十分，我并没有夸大说他只考了十分。一个人听了长久的谎言──两千年来都一直认为自己的历史考的是一百分，忽然有人告诉他只有三十分，可能有点受不了，但他不敢面对成绩单，只敢面对成绩单哀号：「严重的片面性！」「太夸大！太夸大！」「卖国贼！」「使中国人自暴自弃，无药可救！」
只敢在「圣人」裤裆下跳来跳去
柏杨先生认为中国自孔丘先生之后，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可是有人抬出谭嗣同、孙中山、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这些人来，请问柏杨先生，难道他们都是酱缸蛆？认为没有比这更强烈的诋毁。我认为这只不过是对思想家的定义和评价的问题，不知柏杨先生的高见？
自从孔丘先生被皇帝封为「至圣」（第一号圣人），孟轲先生被皇帝封为「亚圣」（第二号圣人）之后，并没有封其他的人当「季圣」（第三号圣人），于是「圣人」就在中国绝了种，等而下之的只好称为「贤人」。不过，有一阵子，大约是七世纪、八世纪，「圣人」忽然泛滥成灾，大头目或大军阀，往往也被称「圣人」，帝王固是「圣人」，叛军首领也是「圣人」，反正大家过瘾，也说明「圣人」和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没有政治力量支持，就「圣」不起来，孔丘必须皇帝封他一封，他才有冷猪肉可吃，先生所指的鲁迅，如果不是毛泽东陛下金口玉言对他肯定，恐怕早就被定位为「反党」、「反人民」，颈带锁枷，尸骨无存。
知识份子一旦被帝王看中，封为「圣人」，他就成为大头目的私人宠物，谁都不敢碰，专制政府时代，谁都不敢碰孔丘；人民政府时代，谁都不敢碰鲁迅（却敢碰鲁迅的门徒、学生，和追随者，因为「人民」只保护鲁迅和他的妻子儿女，鲁迅本人没有保护其他人的力量）。
先生所指的郭沫若，不过一个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茅盾、巴金是作家，并不是思想家。孙中山是一位有独到见解的人，可惜他在革命行动中消磨了自己，而谭嗣同，如果光绪载湉皇帝改革成功，他可能扮演鲁迅的角色。至于朱熹、王阳明，不过一个注解家，幸运的贤人而已。
「圣人」在政治权力培育下，影响力每日成长，终于变成一根巨棒，专门打击对政治权力不满意的人，不但有势，而且有威，历代帝王对无辜的知识份子，有时下不了毒手，自另有御用「文棍」祭出孔丘杀少正卯的例子──不必有罪，不必有证据，只要你觉得他不顺眼，使你心烦，就可杀了。可怜的「圣人」，终于沦为帮凶。而司马光写《资治通监》竟然不敢上接《春秋》，《春秋》写到前四六八年，《资治通监》理应开始于前四六七年，才是正常叙述，可是司马光因为《春秋》的作者是孔丘圣人的缘故，不敢从前四六七年写起，故意空白一段，只敢从纪元前四○三年三家分晋开始写起，可看出深入骨髓的奴性，连「大儒」也成了摇尾的宠物，只敢在「圣人」的裤裆之下那个小范围里跳来跳去，没有胆量，也没有智慧迈出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