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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沃尔克进去一看，惊喜交加，原来他发现里面不是什么毒蛇猛兽，而是美丽绝伦的女明星戴丽克，天使再宣布上帝的判决：「戴丽克小姐，你有罪孽，罚你永远同沃尔克住在一起！」
这篇洋幽默引起严厉的挞伐，他们先讨论这种对高级干部的恶毒嘲笑，「是可忍，孰不可忍！」因为它只是美国人嘲笑美国人，所以虽然恶毒，站在中国人立场，倒也可忍。但必须防止它的后遗症，所以必须提高警觉。有人认为：对洋幽默的引进，定要小心谨慎，「以免不分敌、我、友，一面作此恶谑，一面吃喝谈笑，藐视权威，导民于邪！」有人认为，该作者：「明显的系利用目前的开放政策，盲目引进洋人幽默，存心破坏中美万古长青的友好关系，用意难测！」有人认为：「刊出该文的该报编者的出身、成份、现实表现，殊为可疑！」
幽默是人性尊严建立后的产物，价值高昂，不是每个人都能具有，同样也不是任何一个社会都能具有，笑，出自欢欣的人，幽默是高贵心灵会心的微笑。而嘲讽，是受创心灵悲愤的呐喊，大陆拥有产生嘲讽的特种肥料。《耶稣？孔子？披头蓝侬》就是一株奇葩，就在它最后一场落幕后，几位来自贵州师范大学的年轻男女大学生，围上去问长问短。《耶》剧没有任何宣传──不是他们傻瓜不知道宣传，而是政府不准他们在报上登广告，也不准在别的地方贴广告，更不准其他传播媒体作报导，因为它是话剧，没有《河殇》那样震动全国，甚至震动世界的声势，它只好被孤立在一个舞台上，寂寞的演出，可是，它却吸引了航空距离一千七百公里外的贵州大学生，和刚刚到上海仅三天时间的台湾游子。
我们走在深夜的上海街道上，除了台北《中国时报》编辑应凤凰，她到大陆参加海峡两岸文学史料研讨会，明天就要飞往香港回台；还有《耶》剧的作者沙叶新，和该剧的美丽女主角张引棣，送我到街口找计程车，面对着身在剧中的人物，我反而不知道如何说起，我曾经好几次想安慰她们，说一句：「台湾也是一样！」或者是一句：「我们总算都熬过来了！」但这又有什么意义，我的心情比我微跛的脚步，还要沉重。
就在街角，一辆计程车停在那里，沙叶新俯身和司机讲价还价，要他载我们到锦江饭店（据我记忆所及，大陆计程车一律讲价，因为事关是付「兑换券」或「人民币」），附近闲荡着三四位年轻人，都不过二十岁左右，其中一人走到身边，忽然指着我，叫说：
「你就是柏杨！」
霎时间我不知道如何反应，即令在台北，有人在暗淡的灯光下认出我，我都会一惊，作家不是电影明星，电影明星必须人人皆知，作家应只是书房动物，何况又是上海，而我到上海只有三天，而上海所有传播媒体，直到我看完《耶》剧最后一场，没有报导过一个字。
「你是不是柏杨？」那青年逼问。
我承认我是，但我反问：「你怎么认出我！」
「我们一直看你的照片！」
他们围上来，我们已被推进车厢，青年们绕到车的另一边，一个人把头伸进来说：「这位师傅（司机）是上海著名的个体户，嗨，老张，这是柏杨先生，算便宜点。」一路上，司机和我们说了好多话，当到锦江饭店时，他坚决拒收车费，但我们也坚决付给他。
这是一件使我衷心感动的奇遇，但应凤凰提醒说：「柏老，这就是你步步艰难的原因！」☆
诀别四十年
我往大陆，主要目的不是探亲，而是设立文学奖。
一九四九年是划时代的一年，当最后一艘国民政府军舰离开大陆，驶向台湾时，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脐带，就被无形的时代巨斧砍断，彻底隔绝，一带海峡，成为插翅难渡，片板都沉的汪洋大海。
回顾往事，历历都在眼前──
一、共产党在北京颁发追击令：任凭国民党和同路人，逃到海涯地角，都要捉拿归案。
二、国民党在台北集中力量整训军队，誓言反攻大陆，消灭共匪。
三、共产党发动一连串惨烈的自我屠杀，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悲云惨雾。
四、国民党党内的夺权斗争，也在台北开始，经过无数次的军法审判，权力逐渐集中在一个人之手。
五、大陆因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帮被摧毁，从黑暗中解脱重生，中国人民再见光明。
六、台湾因戒严的解除，强人政治结束，中国五千年历史从来没有过的民主政治，开始起步。
忽然之间，大陆对外开放，欢迎台湾同胞前去大陆；台湾及时反应，准许台湾同胞前往探亲。四十年之久漫长的严冬，霎时成为过去，春风吹拂，冰河解冻，真是一个奇妙景象。我们不知道春风来自何处，应该是来自国家领导人的内心吧，实际上那是全国人民的内心，全国人民已厌倦了斗争、诈欺、专制、教条。不但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如此，当我们举目四顾的时候，不禁震惊于冰河融化的迅速，春风甚至在火山口都鼓舞出青青杨柳。时间办到炸弹都办不到的事，一切都那么不可思议：死敌们纷纷握手，苏联和美国握手、伊拉克和伊朗握手、巴解和以色列握手。
凡自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的人，从没有想到再回大陆，只有两种情形例外，一是共产党解放台湾，被绳捆索绑，押回大陆接受「人民」审判；一是国民党反攻大陆，大家头戴金花，身跨白马，以战胜者姿态返乡。再也想不到会出现今天这种场面，大陆对当初漏网的反革命余孽，不再捉拿到案，反而张开双臂，把国民党和他的同路人，拥进怀抱；国民党虽然惊疑不定，一时之间无法适应，但已改口不再把共产党称作「共匪」，内心的恐惧感，也迅速消失，尤其是台湾经济成长，在物资上居于绝对的优势，只要稍微有点积蓄（美金一两千元），就可以在故乡享尽风光。台湾同胞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开始再踏上祖国国土。
「台湾同胞」的称呼，至为热切，一九八一年我访问新加坡共和国时，在报上看到「台湾作家柏杨」的报导，曾经一呆，因为我心目中一向认为我是中国作家。但我立刻接受这个现实，好像我到高雄出席一项文学座谈会，被称为台北作家一样。「台湾同胞」的情形相同，我在台湾，一向被称为「外省人」，大陆却把我当作「台湾人」。记得有一次，我和旧金山大学中文系主任葛浩文先生谈天，我说你们美国人如何如何，他笑说：「在中国，我是美国人；在美国，我却是犹太人。」当我面对「台湾同胞」这个封号时，想起葛浩文的话，不禁莞尔。
本年（一九八八）阴历正月三日，我在河南省辉县我父亲的坟前，竖立一碑，碑文是：
这里安葬的是郭学忠先生及夫人，也是我的父母，我没有见过母亲，但父亲于一九四○年在这里入土的时候，眼看灵柩冉冉下降深穴，我曾经抢地痛哭。而今（一九八八），大姐育英、二弟德漳，均已病故，大妹育俊、三弟德洋、幼妹育杰，不知流落何方，音信全无。事实上我非长子，长子汴生，幼年早夭，可惜我记忆模糊。已逝之人，当在地下见父。未逝之人，凭墓哀悼。我于一九四九年远移台湾，将来也葬台湾，子孙永难再归故土。父死之年，五十有七，儿今已六十有九，为我父立此一碑，如果幸得保存，作为海峡两岸郭门一线相牵，血浓于水，但愿两地后裔，相亲相爱。
这就是我的感受，追溯到我的祖先──或许是突厥人，或许是沙陀人，从遥远的陕西省北部、新疆省北部，或更遥远的中亚细亚沙漠，迁移到河南，直到再由我迁移一支到太平洋上的这个孤岛。我多么庆幸我有这份幸运，居住台湾，已祖孙三代。
这就是我，以及高达三百万人外省籍的台湾同胞背景，这种背景下，我重返诀别四十年之久的家园。就政府公文书立场而言，我只不过依照规定，回乡探亲，但我并不是探亲，因为一九八六、一九八七，两年以来，每年都和我的两个女儿在香港相聚，我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准备用我在大陆上的版税，在大陆设立一个文学奖，初步计划是：每年用二千五百元美金作小说奖、二千五百元美金作诗奖，把十万元美金一次交给委员会，利息作为办公开支，然后举办二十年，基金用光，文学奖也就结束。大陆稿费如果不够十万美金，不足之数，我用日本版税补足，我当然了解我的力量微弱，所以我只准备办理二十年，并不作长久打算，只求有一分力，尽一分力，五千元美金官价折合人民币一万八千五百元，以大陆中级官员每月一百二十元待遇计算，等于一百五十四个月（十二年半）的薪俸，无论如何，都足以传达一个台湾作家对祖国的关心。我去大陆的唯一目的是：迅速成立这个文学奖委员会，先把大陆稿费交给该委员会。
隔离初尝到难题
从飞机场的迎接名牌，到兄妹不能同车，到要求捐款上海作家，开始感到有点不对劲。
大陆之行，本来把北京作第一站，后来临时改上海作第一站，我在上海没有亲戚朋友，所以这样做，是接受美国华裔作家聂华苓的安排。本年（一九八八）五月，聂华苓来台湾访问，离开台湾后直接前往大陆，我拜托她介绍几位可以信赖、可以立刻办理文学奖的朋友，她满口答应。她的丈夫保罗？安格尔是国际作家写作计划创办人和第一届主席，她是第二届主席，这使她在七○、八○年代，在大陆及台湾文坛上处于「烜赫」地位，她有权邀请某一作家前往爱荷华，除了供给每月一千二百美元的生活费外，还负担来回飞机票，不仅当时两岸都是那么封闭，即令今天，仍是一项重要的资本和荣耀，所以聂氏夫妇每次去大陆，都受到热情如火式的欢迎，可是，就在今天（一九八八），聂华苓退休了，退休不是她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