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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用教条和无知作为武器，盘马弯弓，杀声连天的朋友，举目皆是，又岂只犹老夫子一人乎哉。于是布罗诺斯基先生写了一部书，希望被教条酱住的头脑解一点冻，也希望凿一凿被无知塞满了的心灵，看看能不能凿出一点窍。这部书就是被汉宝德先生译出，被吾友李大人俘走，又被柏老收复失地的《文明的跃升》。
这本巨着在美国是畅销书，但在中国未必就是畅销书。这跟在美国是畅销唱片，在中国一定畅销唱片，情形恰恰相反。一个高水准国家的国民，求知欲一定十分强烈，当台湾光复初期，连所谓知识程度较低的女工、下女，在火车上，巴士上，都要拿一本书的那个伟大时代，早已昨日黄花。现在大概是已成了文化大国之故，普天之下，只有正在学堂求学的学生，不得不苦苦的去磨敲门砖，一旦学堂毕了业，就烧香拜祖，誓死跟书不相往来。一个当经理的，或一个当科长的，看看风花雪月的小说，间或有之。如果有人在看进德修业的书，准被疑心神经有点毛病。这就注定了我们知识的永远恐慌，恐慌到如汉宝德先生所感叹的：「中国教育整个在一种肤浅的专门教育的观念笼罩之下，在职业主义的支配之下，青年朋友要长成为有眼光、有识见，以天地为心，对人类前途有见解的胸襟广阔份子，相当困难。如果没有广大的人文精神的准备，知识与人都是一些工具，都会为野心家所利用，或为自身欲望所驱策，混混噩噩的在社会里钻营而不知所为。」
这正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份子的画像，严重性固然在于知识的低落，更在于知识的隔阂，干每一个行业的人，都真的相信他那一个行业掌握了社会、国家，甚至人类的命运。都把头埋在权势或钱眼里，认为天下就这么大啦。
《文明的跃升》是一部静静品味的巨着，作者布罗诺斯基（虽然他名字有「斯基」，却不是俄国人，而是英国人，跟柏老也没有交情，特此声明，以免误会），他写这本书的主要的意思是在说明：「如果没有人文，不可能有哲学，甚至不可能有良好的科学。对自然的了解是以对人性的了解为目标，和以了解在自然中的人类情态为目标。」
所以，政治有黄金时代，科学没有黄金时代。科学精神是永远不向屁股后看，而永远向前看的焉。动不动就提「想当年」的人，准是现在不如从前。动不动就提「想当年」的国家民族，准是对现状自顾形惭。好汉不谈当年之勇，科学精神就是不在乎过去，他们不把死翘翘的大家伙或小家伙，酱在他们的尊脑里，动也不敢动。欧几里德先生的几何学，被奉行了两千年（柏杨先生年轻时念洋学堂，就是念的他那玩意，现代学生老爷已很少知道他是谁了啦）。牛顿先生的三定律，人人都背得滚瓜烂熟，现在「动则恒动，静则恒静」这一律，似乎已垮了台。
科学家的奋斗是人文精神的，《文明的跃升》介绍死里逃生的医生莱斯格罗先生所自述的，在一六二○年跟教条和无知奋战历程中的奇遇曰：
「我被带到刑架，绑在上面。我的双腿穿过三板架的两边之间，脚踝系着绳索。将把手向前推，我的双膝的主力顶着两板，把大腿上的腱肉，顶得爆裂似的粉碎，膝盖被压破。我的双目直瞪，口吐白沫而呻吟着，牙齿战抖如鼓手锤子。我的嘴唇战栗，没命的喊叫，鲜血自手臂与断裂的腿、膝上溅出。自这痛苦的尖端放下来，我被绑着两手，丢在地板上，我不停的大声喊叫着：『我招供，我招供！』」
这是文化人寻求真理所付出的典型代价。伽利略先生的遭遇比较舒服得多，他仅只在法庭上，匍匐在地，自动招认兼坦承不讳的：「跪拜在最高贵、最可敬的红衣主教们尊前，及统理基督国度反异端妖言的裁判长尊前。」才免除了皮肉之苦。然而作者布罗诺斯基先生引用法国剧作家布马歇先生《菲加洛婚礼》中菲加洛的话，对加诸莱斯格罗先生、伽利略先生身上的「教条和无知」，下一个定律曰：「印刷品的胡说八道，只有在不准自由传播的国家才有危险。没有批评的自由，赞美与认可同样的毫无价值。」布马歇先生是法国大革命前夕的人物，根据这项定律，他那尖锐的鼻子就嗅到了政治里煮的是啥菜。「路易十六是被《菲加洛婚礼》拖下王位斩首的乎？当然不是。讽刺并不是社会的炸弹，但却是社会的指标：说明有新人来敲门啦。」
旧的文明形态被新的文明形态代替，可不容易。于是，有想像力的天才，就成为宝，作者对在推进人类文明进展过程，对促使人类向前跃升的建设性的天才，如牛顿先生和爱因斯坦先生，下一个界说曰：「他们伟大的天才所在，乃在于他们问一些近乎明显而天真的问题，却找出些对传统具有破坏性的答案。」（可惜作者孤陋寡闻，不认识跟莱斯格罗先生同一命运的柏杨先生，否则准把我也算上一个，这是该书唯一不能原谅的缺点）。很显然的，相对论一发明，就立刻对旧有的物理学原子论给予一个很大打击，使很多物理学家因恐惧没得饭吃而暴跳如雷。当希特勒先生努力排犹，要向爱因斯坦先生下毒手时，爱因斯坦先生一溜烟逃到美国。否则的话，第一颗原子弹就要属于德国，世界形势，将大大改观。这正是文明跃升中的人文因素。
一种新的文明，必然的要破坏旧的文明，作者举出欧洲接受阿拉伯数字的例证曰：「欧洲当时（八世纪）对数目的记法，仍是愚笨的罗马式，比如一八二五写做MDCCCXXV，Ｍ是一千，Ｄ是五百，Ｃ是一百，三个Ｃ是三百，ＸＸ是二十，Ｖ是五。伊斯兰人把这套东西换上现代十进位法，只要简单的写下1825就可以啦，因为它是用每一单数的位置来决定它是千、是百、或十、或个的。」
科学不是孤立的，我们可想像到，当愚笨的罗马式传统数字被破坏时，卫道之士如丧考妣的情形。因为一直到现在，阻挠人类进步的所谓卫道之士，用异端裁判所来阻止荒谬的文明被破坏时的嘴脸，仍惊心动魄。
科学和人类文明相偕跃升，给人类带来的绝对不是灾祸，而是幸福。动辄怀念过去好日子的人，事实上并不知道过去好日子的内容是啥。西方人士总是认为十八世纪的乡村是诗情画意的，犹如中国儒家系统总是认为尧舜时代是诗情画意的一样。诗人古德斯密先生描写那失掉的乐园曰：
甜蜜的奥本，平原上最可爱的村落
健康与丰收鼓舞了青年的工作
多么幸福啊，他在树荫下完成了这些
年轻的工人，休闲的岁月
这真是隔山观虎斗，看人挑担不费力，作者布罗诺斯基先生斥之曰：「完全胡说八道。」在乡下当牧师，对当时乡村生活有深刻体验的克拉比先生，看了之后，几乎气死，也报之以诗曰：
是的，缪斯为那些快活的工人歌唱
因为缪斯不知道他们的创痛
辛苦的工作，无时或休
真的能会为这乏味的谄媚音律所感动
《文明的跃升》给我们的启示是：人类过去的成就虽然很重要的，但它必须受到无数挑战，人类文明才能有进步。人类的美景和幸福，不在那些逝去的日子，而在未来。这世界充满了因新事物的产生，而随之产生的希望。布罗诺斯基先生曰：「如果我们一定要信仰，则必须是知识份子的民主。我们不能因人民与政府、人民与权力之间的距离而衰亡。巴比伦、埃及、罗马，都失败于此。这一距离要想缩短，要想集结，只有知识流传人间，或领导人民，没有控制别人的意图，不孤立于权力之中，才有可能。」
我们需要沉思。
死不送书联盟
一个人生了一个娃儿，贺客盈门，送礼的送礼，恭喜的恭喜，老爹老娘受用之余，龙心大悦。这种场面，柏杨先生见得多矣。据我辛苦的调查，似乎还没有听说过贺客们向老爹老娘曰：「啊呀！你生了娃儿啦，送一个给我，如何？」假设有人认真的说了这话，恐怕神经病医生要财星高照。
可是，一个作者出版了一本书，情况就大大的不同，既没人送礼，也没人恭喜，门前冷落车马稀，作者可怜兮兮之余，偶尔遇到一个知道内幕的朋友，他的反应大概千篇一律，喊曰：「啊呀！你出版了大作啦，送一本给我，如何？」假设该朋友认真的说要去买一本，准被疑心是个呆头鹅。
说来话长，中国虽有悠久文明，可是出版并不发达，「想当年型」的朋友动辄曰：「活字版兼印刷术，都是中国发明的。」但发明归发明，发展归发展，一直到十九世纪，洋大人开枪开炮打出了五口通商，中国仍逗留在「刻版」阶段，仅这一点就实在不光彩。出版业所以不发达，跟学术的领域太狭有关。中国正统学术，只限于儒家思想，越此一步，就可能粉身碎骨。举一个例子说明吧，清王朝有位谢世济先生，因为他注解《四书》不用一千五百年前朱熹先生的见解，结果被皇帝允祯先生下令斩首。在这种一花独放的文化独木桥上，要想避免噗通一声掉到河里淹死，唯一的方法就是在一花之前，独木之上，来一个军事训练：「原地踏步走。」翻看二十五史历朝所被珍视的图书，不是这个「注」，就是那个「解」；不是这个「考证」，就是那个「释义」，抱着儒家大亨的腿，死也不放。看这些书的人，几乎全是有志一同的做官之士。这跟现代《留学须知》、《高考精华》，拜读的人只限于一个小圈圈一样。而这些作者，也多半已经是官啦（或正向官位猛爬），有的是谁也弄不清从那里来的银子，出版几本巨着，用来送更大的官和同等的官，以作固位之物，自然乐趣横生。
唐王朝中叶就有一种雏形的小说问世。到了宋王朝，更多得不得了，大批平话，比现代的流行性感冒小说，还要高明。这对那些抱腿之作，简直是一种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