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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写文章而言，洋大人一时兴起，拿起打字机，拍里拍啦，洋洋洒洒的大作，马上问世。中国人则必须爬到格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往里堆砌，其慢如牛。再好的汽车走到淤泥地上，都飞驰不成。再流畅活泼的思潮才华，遇到方块字，亦同样要大大的打起折扣。抗战胜利后，中美记者并肩採访军事调解委员会消息，美国记者一面听一面打字，讲演或会议一完，他的文章也完，夺门而出，跑到电报局，立刻拍发，报馆收到后，用不着再加改写，就可付排。等到《纽约时报》已经印了出来叫卖时，中国记者还爬在格纸上哼哼唧唧往里填哩。圣人曰：「夫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好像锯一段木头，洋大人用的是电锯，中国人用的却是钝斧，方块字和思想互相影响，结果双方都滞如浆糊。方以直先生之怀疑方块字，不为无因也。
文言文到了今天，已是末日，根本用不着我们担心它再发生作用，现在只有柏杨先生这一代，在写信时还偶尔用用外，文言文简直啥用处都没有。不过，阁下小时候读过童话书乎？人虽然死啦，殭屍却能复活，复活的殭屍固没有灵魂，但他却能把自己家搞得乱七八糟。古文虽死，其殭屍却一直不断出现，有时在中学课本中，有时在大学课本中，有时则在官崽圣崽们的讲演中。好像下定决心，非把中国人酱得万劫不复不可。盖文言文不彻底死绝，中国人的脑筋永远酱在酱缸之中，不能松绑。阁下不妨买一部《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之类的玩艺看看，五千年传统文化，在文学方面，似乎只有那么一点精华，说议论不是议论，说散文不是散文。中华民族不是倒了楣是啥？而到如今却仍有人抱着它不放，且使年轻人也抱着不放，真是心怀叵测。古文之害，我想用不着再宣传矣，其中最主要的是，它把每一条脑摺纹都涂上了油，滑出来的全是些使人在心弦上不能起共鸣的句子。不是四平八稳，毫无内容。便是咬文嚼字，毫无感情。写信时自然非「兹介绍」不可，你说它错乎，它没有错，但你说它有力量乎？它却没有力量。
文言文这一关不突破，中国人的文章和中国人的脑筋便永远像个乾屎橛。在洋大人之国，「我」就是「我」，连皇帝也自称为我。但在中国，花样就多如牛毛矣，称「吾」焉，称「余」焉，称「予」焉，称「俺」焉，称「愚」焉，称「本人」焉，称「本席」焉，称「个人」焉，称「鄙人」焉，称「在下」焉，称「不？」焉，称「下走」焉，称「本大元帅」「本总司令」焉，看起来很活泼，实际上只是特权思想藉着文言文产生的狗屎花招，能熏死人。
世界上最不堪卒读的莫过於中国官府的文告，其精彩处是，如果把它送进文章病院，会教群医瞪眼，用啥仪器恐怕都检查不出毛病，你说它啥都没有说乎，它啥都说啦。你说它文理不通顺乎？它简直通顺得很，还可以作「观止」之文读。你说它没有思想乎？它每一句话都可以引伸出一本书。但你看了之后，却觉得人生空虚。这种毛病必须作大手术检查才行，不信的话，抽血试试。呜呼，包管抽不出来血，盖它根本就没有血，这是最最致命的问题。忽然想起一事，阁下接过政府机关的官文书乎，看他们的称呼，就可窥知一二。凡是官崽，都好像具有祖宗遗传下来的 三传统，视他人蔑如也。在「受文者」栏内直书「张三」二字，信封上亦然，好像加上点称谓，他的社会地位就会猛落，政府的威信就会荡然无存。有些人则念古文念得甚熟，书曰：「张三君」，这真是一字千金，你说「君」字不太礼貌乎？他马上搬出辞典叫你瞧瞧。可是你如果也称他为「君」，恐怕他能跟你不共戴天。无他，没有血的人，总难免小度量，小心眼，小聪明。
然而中国不是没有救药，最近看了台湾电力公司一则通告，彷彿为垂毙的中华民族灵性，显出一线生机。那是一则通知用户的铅印文件，和过去的官文书迥然不同。介绍两段如下，敬请一看──
文告曰：「敬爱的用户：我们过去虽曾多方努力为你服务，但是仍有许多服务不周，使你感觉不便的地方，实在非常抱歉，可是我们时刻都在研求改善的方法，希望减免你的不便，增加你的满意。」
又曰：「最近我们计划在服务方面实行一个革新，预定在两个月之内，设立一个市区服务中心，地点在台北长沙街一段五号，电话是三七二九一，如果你要办理用电手续，或修理用电故障，或对我们的服务有所不满，指责与建议，请您不管三七二十一，拨三七二九一的电话（我们的电话和三七二十一只差一字，所以很好记），该中心的服务员，将会立刻派员前往府上洽办……」
呜呼，一叶落固知秋，一花开亦可知春，台湾电力公司不管它是官是私，反正是大机关也，有的是钱，有的是势──你不用老子的电可乎？对小民忽然如此客气，文告措辞忽然如此委婉诚恳，这才是民族复兴的一线契机。撰此文的先生有此脑筋，批准此文的先生有此见识，便是一个可喜可敬的现象，像「不管三七二十一」之句，最活泼而最刻划深邃，如落到老官崽手里，饭碗都敲粉碎矣。
锦囊妙计
许久不到电影院，电影本来是一种平民化的娱乐，但最近却冒出两支逆流，第一支逆流虽不是电影，但地点却在电影院，那就是日本东宝歌舞团的演出，票价高到一百元一张，看过的人都知道，那玩艺不过是三流夜总会的一套。全部节目，都在三流水准以下，顶多值十块钱，却硬卖一百，欺中国无人也。幸亏卖不上座，赔了个一塌糊涂。第二支逆流则是《宾汉》，票价四十元一张，嘴脸虽没有东宝歌舞团那么狞狰，却也着实可观，一家四口，前往看剧一场。连车带饭，需三百元，小职员的一个月薪水去了一半。除非是白癡，无人肯如此不顾命。我们谈观光事业时，曾引述经济原理曰：「最高价格，决定於最高利润。」东宝歌舞团赔累在先，搞《宾汉》的朋友大概学问甚大，认为使东宝赔累的原因是，东洋人那一套在中国人心目中开始走下坡路之故。东洋人走下坡路，似不是主因，主因在票价太高，超过一般小民的购买力也。现在有一剧焉，老头看啦可以年轻二十岁，女郎看啦可以更美，学生看啦可以聪明百倍，我想便是一千元一张票，都会人潮汹涌。可是，如果一棒子打死人，八公斤黄金一张票，恐怕没人问津矣，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柏杨先生便曾发誓不看超过二十五元以上的东西，那不是靠出卖劳力的朋友所能负担得起的。报载《宾汉》也赔了账，不得不提早数月下台。心中乃大喜，地头蛇无畏无惧，将来可能有别的片子票价更高，以示权威，不过赔啦总比赚啦，更能显得尚有天理也。
在此二逆流中，我与老妻於昨天往看《锦囊妙计》，柏杨先生看电影，一向都买黄牛票，很少排队，这不是说我存心跟三作牌捣蛋，我这么大岁数，那有闲情去捣蛋？而是我从小就有奉公守法的坏习惯，（看那两位在斑马线上被压死的护士小姐可知，她们如能有柏杨先生的聪明，一看苗头不对，便赶紧变卦，就不致如此下场矣，你能说奉公守法不是坏事乎？）从前买电影票，一定排队，可是一直站得两腿发痠，双目昏眩，眼看再有三五人便轮到自己矣，小门却「砰」的一声拉下，票已售完。一次如此，尚有可说，经常如此，便不能再硬干苦干矣。当官的硬干苦干，尚且撤职查办；买票排队的硬干苦干，虽不怕撤职查办，恐怕是一辈子都难看一场电影。
闲言表过，言归正传，我和老妻决定看《锦囊妙计》时，尚有一段争执，她的脑筋比较愚拙而老式，不喜闹剧。我受过新式教育，且会英文，见解自高人一等。当晓以大义曰：看电影不能专看剧情，那是土豹子的办法，只需看明星便可，凡是好的电影，其明星必强。盖剧本不好，成名的明星决不肯凑和一角。这跟写文章不同，无名的作家可能爆出一篇冷门，写文章是一己的工夫，费不了什么本钱。但电影谈何容易，千万美金投资下去，老闆能找一个糟透了的剧本乎？能找一个不放心的人去挑大樑乎？
《锦囊妙计》是《纽伦堡大审》后第一部好电影（一个人如果不看《纽伦堡大审》，就枉生一世，此片乃二十年来第一个好片，惜哉，已下了档矣），老妻所以反对它，因它是闹剧，但它迥异於其他任何闹剧。在哄堂大笑中（柏杨夫人笑得前仰后合，头碰到前座背上，碰得乱叫），有无数锥心的隐痛。在乱七八糟的场面里，有使人落泪的人情。此片只应美国有，黄帝子孙们老矣，僵矣；做不出那种热血沸腾的事矣。
《锦囊妙计》中最紧张，最感人的镜头，在最后一段。公子第夫先生弄了一批地下好汉，和一批土头土脑货色，使他们扮部长焉，扮局长焉，扮法官焉，扮市长焉。呜呼，这群人物怎能上得台盘乎。然而为了拯救安妮，却不能不出此下策。当他们在地下室练习礼仪时，一举一动，都叫人绝倒（柏杨夫人的尊头，便是在那时候碰的），但是在笑声中，观众心上却蒙着一层阴影，深恐他们届时露出马脚──而且相信他们非露出马脚不可，则安妮母女，羞愧之余，唯有相互自杀一途，与普通闹剧不同在此，深处亦在此也。
当公子第夫先生发现地下室陷入包围，那是全剧高潮，西班牙伯爵父子在豪华绝伦的大饭店里孤伶伶的等待，使人急死。公子第夫先生找探长求情，探长不允──观众只要看看当时探长那副无情无义与洋洋自得的神色，便不可能不想到天下的嘴脸一也，非独中国的三作牌为然，以致功败垂成。小女皇悲愤得下令喽啰解散，她曰：「这是一个没有公理的世界，想救人都不被允许。」
然而，也幸亏那位洋三作牌一阵跳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