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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饮主要的特征是量，天下没有无量的豪饮，不能量大如海，至少也得量大如牛，盖没有量，便豪不起来矣。有些人拍胸打跌，看起来颇有两下子，结果只不过灌了两盅，就发起酒疯，那属于王八蛋饮，不属于豪饮也。历史上第一名量大的酒朋友，似乎应推汉王朝的于定国先生，书上说他饮酒数石，就像饮了一滴，真是神奇之至，其胃必然异于常人。郑康成先生也是个了不起人物，有一天他告老回乡，袁绍先生大会宾客三百人，为他隆重饯行，一人敬他一盃，他一一照吃不误，三百盃下肚，气不发喘，面不改色。君不见现在酒席筵前敬酒的节目乎？敬酒的朋友把嗓子都喊哑，可是被敬的朋友却像公堂之上挨板子的囚犯，愁眉苦脸，讨价还价，曰「我不能再喝啦，已喝五盃啦」。曰「要干大家一齐干，车轮战的干法不行」。曰「好家伙，你想灌醉我，来来来，你先干三盃以表敬意再说」。喝的酒比郑康成先生少，而嗓门比郑康成先生高。
豪饮须有先天的本钱，和后天的训练，缺一不可。于郑二公，固然了不起，然而历史上能饮一石的朋友多矣，若卢植先生，若魏舒先生，若周顗先生，若刘伶先生，若华歆先生，都能大喝特喝。而他们都是男人之量，难得的是有一对恩爱夫妇，也豪饮有方，南齐王朝沈文季先生和他的夫人王女士，诚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他们经常相对而饮，每人一天能喝下三斗。你知道一石的酒有多少乎哉？又知道三斗的酒有多少乎哉？一千公撮（西西）等于一公升，十公升等于一公斗，十公斗等于一石，那就是说，一万西西等于一公斗，十万西西等于一石。能饮一石者，等于饮十万西西，而沈文季先生暨夫人，每人每天能喝三万西西，恐怕是金童玉女下凡尘也。近代夫妇能饮者，据柏杨先生所知，有漫画家牛哥先生和他的夫人冯娜妮女士，牛哥先生酒量之大，不用说啦，你千万别跟他碰。他夫人冯女士的量也会吓你一跳，有一次和剧作家萧铜先生别苗头，她连喝三瓶高粱无啥事体，而萧先生喝到第二瓶，便噗通一声，双膝下跪。
雅饮多用之于卿卿我我，而豪饮则是英雄豪杰的勾当。君看京戏上的《珠帘寨》乎，李克用先生和程敬思先生，一谈起当年五凤楼打死了段国舅，就不禁眉飞色舞，下令「换大斗」，换大斗者，换大酒盃也。柏杨先生虽然不善饮，但却向往那种肝胆相照。呜呼，我老人家是天生的灌不下黄汤，半盃一盃，或许尚可，再多一点，准又吐又闹，大发酒疯，酒后观德，我的德实在是不太高级。但我固是羡慕喝酒盛举，俗云「越喝越厚，越赌越薄」，这种观察，一针见血。两个素昧平生的家伙，聚在一起，你劝我喝焉，我劝你喝焉，对方如果不喝，他就悲愤交加，说看他不起。对方如果伸着脖子，咕咚一声，咽下了肚，他就乐不可支，说够朋友，自己也连忙咕咚一声灌之，以示患难与共。朋友间的感情，自然会突飞猛进。洋大人之国谚曰：两个家伙喝醉之后，一块躺到地上打一次滚，就等于十年交情。但赌起博，便恰恰相反，再要好的生死之交，一旦在牌桌上坐下，就全变了原形，平常用钱不分彼此的，为了一块钱都会面红耳赤；平常推心置腹的，届时更是欺之诈之，你投我的机，我骗你的牌。平常动辄大笔款项来往，一赌起来，便是一个铜板都如临大敌。这般这般，再浓厚的友情，终有一天黯然无光。
《儿女英雄传》上邓九公先生和安学海先生一见如故，全靠着酒，我虽然望酒兴叹，但却颇爱邓九公先生那样朋友。盖一个人不会喝酒，实在抱歉，会喝酒而不会豪饮，也同样抱歉。由酒量可以看出气魄，豪饮的人多半都是可交的朋友，对不对一试便知也。不过要小心的是，豪饮朋友和酒肉朋友是两回事，有些人在酒肉场合，嗓门又高，拍胸脯又凶，看起来不可一世，铁肩准担道义，但他和邓九公先生一比，固有天壤之别。邓九公先生虽喝酒而爱惜名誉，你看他何时装疯装傻，欺软怕硬乎？而这正是酒肉朋友的特征，一目可以了然也。
也有一种饮焉，看起来是豪饮，实际上不是豪饮。魏末晋初的人，大喝特喝，大醉特醉，成了一时风尚，好像非喝得天昏地暗，口吐鲜血，便不能为人。像刘伶先生，天天喝酒，喝得一塌糊涂，有一天把酒喝光，和太太商量，太太劝曰：「别再喝啦，再喝你就喝死啦。」刘伶先生曰：「不喝就不喝，你去摆上香案，俺好发誓。」太太一听，好呀，想不到一劝就灵，可是刘伶先生在香案前叩头已毕，祷告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妇人之言，万不可听。」说时迟，哪时快，还没有等太太下手，他已抢了祭酒，灌了个饱。他之被后人祭拜为酒祖，原因似乎在此。据说凡是酒朋友家中一定敬有刘伶先生的像，以便暗中保护他的徒子徒孙。
惊险绝伦
刘伶先生之所以成为酒朋友祭拜的对象，因他颇有酒德故也，醉啦就是醉啦，很少乘机胡搞。他有一篇〈酒德颂〉，曾在洛阳《大晋日报》上发表，颇有高论，他说，纵酒没啥了不起，但必节之以德，有酒无德，就像没有缰绳的野马，非闯出大祸不可。刘先生不但是一位实行家，而且也是一位理论家矣。而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他说的「德」是啥标准哉？既醉之后，理性失去控制，潜意识代之而起，德或不德，真是难有把握。柏杨先生所以宁死都不肯喝酒，就是怕的这一点。平常日子，或不知道底细的人，看起来我老人家俨然正人君子，学问之大，道德之高，简直岌岌乎可以吃冷猪肉；可是三盃下肚，原形毕露，见了女人就摸，见了阔人的皮夹就顺手牵羊，想起不顺心的事就乱「干他老母」，躺到人行道上又滚又号。我当然不想献演这种节目，但理智消失，硬是德不起来也。刘伶先生能以德节之，恐怕他醉的程度，不见得有他宣传的那么凶。依柏杨先生判断，我想他一直都在假醉，属于「可怜饮」的朋友，用以避祸。
历史上只有魏晋之交那些文化人喝酒喝得惊险绝伦，喝着喝着，连裤子都脱下来，好像上台表演脱衣舞，也好像他们都是颓废派和精神病。悲夫，他们的颓废和害神经，都不能免喀嚓一刀，而不颓废不害神经，老命更是摇摇欲坠。嵇康先生，一代诗人也，有一天，钟会先生去拜访他，他看钟会先生，实在不顺眼，便不开腔，一主一客，大眼瞪小眼对坐了半天，钟会先生只好告辞，嵇康先生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先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那就是说，好小子，咱们走着瞧可也，结果小报告打给宰相司马昭先生，嵇康先生终于砍下尊头。比较之下，另一位阮籍先生就有学问得多矣。司马昭先生打算为儿子司马炎先生娶阮籍先生的女儿，阮籍先生不肯，他并没有说他不肯，可是他喝醉啦，一醉就是六十天。钟会先生大概天生的一脸忠贞学，屡次前往拜访，只要阮先生开口，他就能抓住话柄，打其挑拨离间的小报告，这真是人间最可观也最下三滥的阴谋，换了不设防城市的柏杨先生，高谈阔论，早刀光血影了矣。可是阮籍先生有他的一套，他不像嵇康先生那样大眼瞪小眼，也没有以头碰地猛拍马屁，更不学柏杨先生聋子不怕雷，来者不拒。而是，他喝醉啦，钟会先生每次按电铃进来时，阮籍先生每次都像死猪一样躺在榻榻米之上，东吐一滩，西呕一堆，有酒有痰，臭气之大，连抹两盒万金油都没有用，钟会先生只好摇头而退，去四川省继续忠他贞矣。谁说酒能伤身哉。要不是酒，我们的阮公早全家送命。颜延年先生有一首诗，说得最为明白，诗曰：「刘伶善闭关，陶情减闻见。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非荒宴而大饮特饮，野饮蛮饮，是安家保命的可怜饮也。
孔丘先生在《论语》上有言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危」的意义是啥？言人人殊，有人说当「正」字解，有人说当「高」字解，柏杨先生觉得似乎应当「直率」「自由」解；文明一点的说，应该当「尺度较宽」解。盖在君主英明，政治上轨道的国家，当一个小民，言论自由没啥关系，即令有关系，那关系也不大。以英国为例，任何一个家伙都可以在海德公园闭着眼睛瞎嚷，有的高呼曰，若不推翻帝制，英国就到末日啦。有的高呼曰，若不实行无政府主义，英国就要完结啦。也有的高呼，人类快要绝迹了矣，非吃素菜不能挽救危难于万一。英国人最主要的特点是，朋友见面谈不了两句，就骂政府，除了没有「干你娘」外，啥话都骂得出，第三者在一旁听啦，好像他们身上都带着定时炸弹，马上就要去皇宫或去议会给他们一记。而他们在议会中表演得更教人吃惊，在野党议员简直跟政府有不共戴天之仇，即以最近发生的克里丝汀女士和国防部长的香艳奇案来说，其势汹汹，彷佛要把政府连根都拔。这种允许人民「危言危行」的政治，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不懂它的人，就是一天吃一条鲸鱼都不会懂，希特勒先生当初就是只看见这种表面，而误认为英国人不爱他们的国家。结果判断错误，身败名裂，国破家亡。盖邦有了道之后，小民的言行尺度自然都宽，故孔丘先生之意乃是：「你生在英美，攻击攻击大人先生和政府，提倡提倡使正人君子背皮发紧的主张，均可悉凭尊意。但你如果生在俄国，说话可得小心。」
怎么个小心乎？看情形孔丘先生深知无道之邦，小民的危险是啥。盖无道之邦和有道之邦相反，俄国朋友就没有那种危言危行的福气，一个俄国人如果去红色广场也发表一番言论，既要推翻独裁，又要建立民主，甚至更进一步要求言论自由，恐怕立刻绳捆索绑到公堂；即令祖宗有德，不把他喀嚓一声，杀头以示薄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