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唬骸傅币桓龆兰偷闹谢耍–hinese），真是一场苦难。」前途佈满荆棘，中华人像一个娘家无权无势，而又受尽公婆妯娌白眼的小媳妇，有说不尽的委屈悲愤。
没有人知道这种委屈悲愤的心情继续发展下去，结局是福是祸。柏杨先生在马来西亚联邦首都吉隆坡，和第二大城槟城，各有一次讲演，都提出同一的建议，那就是，不要抱怨。这可不是沖凉水澡的人劝屁股坐在火炉上的人不要抱怨，而是同受煎熬的患难朋友，互相勉励。我们除了看现象外，应该更深入的研究造成这现象的原因。两个星期前，一位学生老爷光临柏府，请我老人家指示机宜。盖他的女朋友跟走马灯一样，一个月就换一个。我曰：「你这么换法，不怕累呀。」他哭丧脸曰：「不是我换她们，而是她们换我。尤其姗姗，老头，你见过的呀，我那么爱她，也只维持了三个月，就另行高就。」接着把一群老奶攻击得连个蚌壳都不值。呜呼，要教别人爱自己，必须自己先可爱，同样的，要教别人尊敬自己，也必自己先值得尊敬。我要他先莫怒发冲冠，仔细想想自己为啥落到如此地步。只一味砸镜子兼骂大街，不能改变容貌，改变容貌必须心里先改变才行。学生老爷的性格古怪得像一头吃了癫痫药的毛驴，不要说老奶不爱他，连我这个老头也不爱他。中华人对其他民族受到特别保护，当然感到屈辱和不公平。但只抱怨，并不能改变事实，反而有换来更屈辱更不公平的可能性。事实上，不必把保护的功能估计过高，尤其是畸形的保护，会丧失竞争能力，那并不绝对是福，历史上这种事情多得可装满两架波音七○七飞机。
去年（一九八○）夏天，柏杨先生在台北跟一位前来台湾冒险的丹麦女大学生相遇，相遇并不是一老一少如火如荼的爱上啦，而是在她身上得到启示。她曰：「你们中国青年真有福气呀。」我一听就生气曰：「老奶，谁不知道北欧国家社会福利好得要命，吃我们豆腐干啥？莫非得了油嘴滑舌毛病，可要介绍个针炙医生？」她曰：「你说的不错，我们国家福利好，比你们好百倍以上，即令失业，失业金也足够过你们这里中等家庭的生活水准。但也正因为如此，还有谁肯当傻瓜，咬牙瞪眼的干活乎哉。你们青年面临着无穷尽的挑战，有他们奋斗的目标。大多数丹麦青年前程都已被国家安排好，注定了的。而大多数中国青年前程都是未知数，经过遍体鳞伤之后，可能震撼世界。」
嗟夫，中华人的不安全恐惧感，不应是环境艰难，或得不到保护。而应是少数中华人自己不争气──不团结，不认错，不自尊。所以中华人应以更开放的心灵去爱，爱同血缘同语文的中华人，爱自己所属的国家，爱共同生活在同一土地上的其他民族，包括马来人和淡米尔人。随便举一件事，作为例证，中华人尊脑里仍顽强的保留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古老观念，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既然爱你所属的国家，就应该保卫所属的国家。中华人一天不能荣耀的参加武装部队，就不能证明他的效忠，永不能受人尊敬，盖没有一个地方喜欢只享受权力而不肯尽义务的人。
一位在欧洲住了二十年，又在美国住了二十年的老友，曾搥胸曰：「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这话贬多於褒，含意沉痛。不知道贵阁下注意到没有，一个日本人是一个呆瓜，两个日本人是一个联盟，三个日本人就会成为一个强大兵团。而一个中国人却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君不见，中国留学生，在洋大人学堂里，总是独佔鳌头）。两个中国人就不行啦，成了双头马车，你要走独木桥，他偏走阳关道。三个中国在一起更糟，立刻就成了是非之地，感情用事，拚命窝里斗。咦，这才是中华人的真正危机。这种危机如果消失，不要说消失啦，仅只在程度上减轻一半，外在的任何危机，都不过只是一种激励，一种向更美好景地跃进的跳板。
一连五篇，都在谈中国人和中华人，似乎下定决心──酱缸文化用语是「别有居心」，把新加坡共和国，和马来西亚联邦的中华人，跟中国人之间，一斧劈开，劈得越远越好。有这种想法的朋友，一定吃了太多的大蒜。新加坡《南洋商报》主编杜南发先生，告诉我一件事。有一次，他去探望被安置在某一个国家海滨的越南逃亡难民营，隔着一条铁丝网，兵老爷手执刀枪剑戟，在那里把守兼两边吆喝：一边吆喝杜南发先生，一边吆喝难民，不准他们接近铁丝网谈话。一位中年妇人带着她的女儿，蹲在沙滩卜，在那里写字，杜南发先生定睛细看，只见反覆写的是「中国人」「中国人」，眺望未毕，妇人和女儿就被营区官员驱走，这故事使我们肝肠寸断。但也说明，中华人分散到各个角落，所属的国家不同，遭遇的命运不同，可是，血浓於水，言语浓於血，中华民族的心，却永远结合在一起，灵犀相通，密不可分。白居易先生诗曰：「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弔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正是全世界中华人（包括中国人）心情。我们要做的是，怎么化伤感为喜悦。希望新加坡共和国、马来西亚联邦，跟中国的关系，像美利坚跟英国的关系一样，骨肉情深，相依为命。
自断命脉
──新马港之行，我见我闻我思我写，之七。
中国同胞对文明国家版权的尊严，仍在朦胧阶段。──十八世纪时，中国同胞对文明国家国旗的尊严，也曾同样朦胧过。严格的说，现代文化的茁壮成长，大部份建立在版权的尊严上，版权没有保障，文化就会萎缩。一位工人老爷，在工厂干了一天，筋疲力尽兼气喘如牛，前去领饷，准备给害病的孩子买点药，给挨饿的老妻买个馒头，出纳先生却拿出字据曰：「哎呀，你已经领过了呀，你说啥？你没领，笑话，笔蹟是你的，图章是你的，签字也是你的，你想耍赖呀。」走到门口一瞧，一位海盗朋友正在数银子哩，上去一把抓住，海盗朋友号曰：「我给你传名了呀，在俺那条船上，谁不知道你是工厂第一把好手。」
天下竟有这种艳遇，那位工人老爷恐怕当场就得晕倒在地，气绝身死。准有人说这不过是个虚构的故事，以娱嘉宾罢啦。好吧，我们就介绍一个真实的，一位文化人好容易写了一本书，跪求一家出版社给他出版，指望弄点版税，给害病的孩子买点药，给挨饿的老妻买个馒头。该书一举惊人，销了百余万册，作者好不快活，跑到出版社，正要张口，只见书却原封不动堆在墙角，出纳先生愁眉苦脸在那里叹气，而海盗朋友却在门口猛数银子，文化人的结局恐怕好不过前述的那位工人老爷。不过，问题不同的是，这种艳遇如果发生在工人身上，准会有人挺胸出来打抱不平，搞得山摇地动。而发生在文化人身上，却没人多看一眼。自己嚷嚷的话，反而被人嗤之以鼻，连八年前的老痰都嗤出来。盖酱缸文化是不准文化人谈钱的，而只要文化人「清高」──屈死都不能哼。文化人应有的最低权益，没有任何保障，不讥讽你已够皇恩浩荡啦。认为你的孩子病死、老妻饿死，都不值得你去据理力争，力争便不是所谓的「读书人」矣。
柏杨先生在新加坡曾逛了一家华文书店，一位漂亮店员老奶发现我老人家就是柏杨老爹之后，眼明手快，抱出一大包敝大作，下令签名，理直气壮曰：「签了名的书好卖。」签名就签名，我在调查局连置自己於死地的口供上都敢签名，岂怕书上签名乎哉。可是拿起来一瞄，就抵死不从，盖一本一本又一本，全是翻版，店员老奶曰：「他们肯翻你的版，是你老头的光彩呀。」我曰：「我不要光彩，只要喂饱肚子。」她大不高兴，在书堆里左挑右挑，挑得忽冬忽冬乱响，最后挑出了十几本真货，扔到桌上曰：「好啦，签吧。」战战兢兢签罢告辞，她头也不抬，连个谢字都没有。
然而，我这个大义凛然的嘴脸，不久即行崩溃。到了吉隆坡，读者老爷老奶也如法炮制，举到尊脸上的，除了一两本外，其他几乎全是海盗朋友的傑作，我发现如果再坚持的话，有被拉下裤子，瞧瞧尾巴有啥变化的危机。不过虽然一面照签，仍一面心痛。槟城的情形一样，不必细表，细表的是到了香港，吾友陈国钧先生陪我逛了半天书店，倒是每家都有敝大作的，可是敝大作也几乎全是海盗朋友的娃儿，只好化悲愤为力量，决心每种翻印本都买上一册，带回纪念，并作为已成了「大文豪」的铁证，教巷口那个不肯赊账的小铺掌柜的开开眼界。可是跑到厕所数了数银子，就宽大为怀，不跟他们一般见识啦。盖如果真的每种一册，就要当场破产，逼得在香港跳楼殉书，未免欺人太甚。嗟夫，翻印杂文，还可理解，像大块头的《中国人史纲》，千余页精装书，竟然出现纸张和装订迥然不同的两种盗印本，从何理解也哉乎。对这两种盗印本，我倒是每种买了一套，带回台北柏府，现在就供在案头之上，以便触目心伤。
版权毫无保障，是中华文化交流的瓶颈，无法突破。台北星光出版社去年（一九八○）曾以四折的自杀价格，把《中国人史纲》运到香港，跟海盗朋友硬拚，但四折（运费白送）也要港币二十八元。而香港平价书屋定价只港币二十元，还八折优待，仅十六元，这场战争怎么打法哉，结果抱头而回。香港总经销店最初要求每次新书，都寄五千册，第一二次寄出，消息还好，等到第三次寄出，却原封照退，盖海盗朋友在台北是有伏兵的，只要新书上市，立刻买上一本，航空寄往，等到台北辛辛苦苦的送审、打包、申请、报关、上船，气喘如牛的运到香港，翻版书已卖了一个月，而且早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