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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此时客气极了，很快给签了证。握手告别时，脸上那决非做作、流露歉意与祝福的微笑，绽开得好似九月的雏菊……
二
“TOEFL”的全名是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取其关键词的第一个字母缩写而成。在国内和港澳地区习惯将“TOEFI。”译为“托福”。
它是美国教育考试服务处主办的，始于1963年，迄今已有二十四年的悠长历史。它在考核非英语国家留学生英语水平及其掌握语言的熟练程度方面，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因而得到美国和加拿大高等学府的认可。这两个国家的许多大学、学院在接受非英语国家留学生入学或授予奖学金、助学金时，常参考“托福”考试的成绩来考虑是否录取或是否授予。目前，在北美，约有二千多所院校的进门钥匙是“托福”。
随着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和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的日益重视，我方多次派人赴美洽谈，商定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设立“托福”考试中心。1981年12月11日为第一次考试日期。迄今已举办了二十五次。
考“托福”，先得报名。10月考试，7月就得报上名。这名，不是说去了就能报上，而是先拿号，再按号码的多少在指定的另一个日子去报名。据一位参加过两次“托福”考试的女同志告诉我们，1985年7月酷暑的一天，她冒着蒸腾热浪骑自行车两个多小时，到了北郊的北京语言学院，该院是“托福”考试的一个考场。上午十点一刻，她拿到的竟是八千多号！报上一次名殊属不易。当临近“托福”考试时，这位女同志发现已怀上六个月身孕的子宫上突然长起鸭蛋般大的瘤子，疼痛异常，住进了医院，医生嘱明日开刀动手术，而明日恰好是“托福”考试日期。怎么办？她一咬牙，毅然悄悄溜出医院，来到考场，自然成绩不佳。去年，她闻讯行情看涨了，要拿得到号，必须头天晚上去排队，而且那队也没法排，那混乱拥挤，可与北京站售票大厅里通宵达旦候票的黑压压人群相媲美。这时她刚生下女儿，体力还未完全恢复，出于无奈，只好通过熟人，惊动了著名书法家启功教授，老人拿着她的工作证、单位介绍信，带上她，开了个后门，作为北师大校内学生才把名给报上了，北师大也是“托福”考试的一个考场。新近，北京大学开办的一个“托福”英语补习班，因补习班的学员具有可以优先参加“托福”考试报名的优势，一时莘莘学子趋之若鹜。天不亮许多人就去排队了。一位学员清晨六点赶到北大，拿到的排队号码已是二十五号了。参加补习班每人须交纳一百二十元的报名费。有的人只是借此途径报上个“托福”考试的名而已，他们转手又将听课证让给别人了……
考“托福”，还得交纳二十九美元的支票（加上手续费共30。4美元），这是国际统一的收费标准。三十余美元，对于有海外关系的人，对于这几年办“公司”、办“中心”早发了财的公子哥儿们来说，只是钱袋里、存折上的一个零头；而对许多无外币来源、生活也颇为清苦的青年人来说，却是肩上的一块沉甸甸的石头。于是，不得不勒紧裤腰带，去黑市高价套购，去夜幕笼罩下的各个集市上换。
我们在北京主要的几个外币黑市之一的动物园摊贩市场，目睹了这样一幅景象：一位年轻姑娘以六百多元人民币换了一百元美金，没走多远便发现这钞票是假的，即返回欲索回自己的人民币，倒爷却不认账了：你认错人了！哥儿们不干这事。你这小妞儿莫不是活得腻味了，找哥儿们逗乐？
现在在某些单位，青年人碰到一起，开口必谈“托福”。人们打听彼此考试准备的进度，在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联系了哪所院校，是自费？公费公派？抑或是自费公派？
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5300名研究生中，有百分之六十五的人与国外院校有联系，仅某一个班的22名学生中，就有8人正在办理出国手续。
越是著名学府，此风越炽。一位即将去加拿大进修的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告诉我们，今日的复旦园里，已非当年我们在那里就读时的一群群书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情景，想出国的学生很多，特别是研究生，凡有一线希望出去的，大抵都作三倍、五倍乃至十倍的努力。当然，这些学生大抵很单纯，学习成绩很好，遇上国家对外开放这样的好机会，都想出去见见世面，学点本领，学成后回来报效祖国。但国家新规定读研究生者不能自费留学。有的研究生为了出国干脆退学。还有的研究生，毕业后不愿留校，宁愿去一些小单位工作，但得先讲好条件，什么时候要走决不阻拦。
据说，北京某科研机关的一位头头，向朋友感叹道：“我们有的研究所都成了空架子，人都请假回家准备考‘托福’了……”
欧阳采薇，女，七十七岁。去年年底从新华社对外部退休。她女儿，吴采采，三十七岁，北京环境保护监察中心的科研人员，目前正同时准备“托福”、“GRE”（一种要求比“托福”更高、也是由美国教育考试服务处主办的考试）两门考试。老人告诉我们——
我为什么要让采采出国留学，这还得从三代人的命运谈起。
先说我母亲。我父、母都是日本留学生，母亲先学医，以后又攻读工艺美术。父亲挺封建，不让母亲出去工作。她徒有一肚子才学，却做了一辈子家庭妇女。
我的命运自然比母亲好些，可也没少磕磕碰碰。我还只有四岁时，母亲就要我去读书，她对我学业很关心。渐渐大了我才明白，母亲是把自己失去的希望全寄托在我这个女儿身上……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大部分学生是教会中学保送去的，又多是贵族子弟，一门子心思几乎都耗在吃穿享乐上。学校里三天两头开舞会、茶会，女士们男士们竞相比着气派和时髦。上课、下课都说英语，似乎谁都以为自己真成了个黑头发、黑眼睛的英国人……我没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也看不惯这种生活方式，读了不到一年，便退学了，以后报考进了清华大学西洋语言文学系。
我总觉得一个女人该和男人们一样，先得有文化，然后得为我们这个日渐衰落的古老民族做些什么。但结婚后我没有工作，一直坐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我不甘心呐。我便读英文小说，翻译罗素、爱因斯坦等著名人物关于人生观方面的论述，头几篇登在《大公报》上。还学了点德文，又学写过散文。次年，我便找到了工作。1947年，美国大学妇女协会给亚非国家学生资助奖学金赴美留学一年，在中国委托美国新闻处在北平、上海、南京等十个城市招考。当时，我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三十七岁了，家里又是这种境况，但我还是去报考了。结果录取了两名，一名是上海沪江大学一个搞原子能的，北平的这一名就是我。一年后，我先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英国文学系上了一段，以后又到哥伦比亚教育学院英语教学专业学习，并获得了英语教学硕士学位。于是这辈子与英文结下了不解之缘，解放后一直在新华社对外部，无论当记者，当编辑，用的都是英文……
我女儿采采，“文革”前的老初三，1968年去了北大荒，做了三年农工，又当了一年半的卫生员。她父亲去世后，组织上照顾我，1972年底调她回北京，分配去北京焦化厂当工人，跟着一位南开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女同志搞化验，跟了一年，色谱仪等精密仪器就能独自用了。这时，厂里推荐了十五个人考工农兵学员，录取了八名，她的成绩比这些人都好，却被甩下了，理由是“家庭出身不好”。关于我去美国留学一年的事，“三反”时就调查过，证明了美国大学妇女协会是一个民间组织。“文革”中又翻出来了，大会问，小会追，我成了“特嫌”。虽然材料一直拿不出，影响却像一条影子一直拖在身后，这不，采采的前程又一次被耽误了！我这当母亲的自然伤心，想不到女人在旧社会想读点书难，在新社会又这么难，而且阻力还不是仅来自封建思想，还来自那翻云覆雨，叫人啼笑皆非的“政治”……采采这孩子也伤心，但不颓废，学习上一直抓得很紧，1977年首次恢复高考，她一考就中了，专业对口，录取在北京化工学院分析化学专业，学了四年，又考上了北京工业大学环境化学专业的研究生，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分在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所属的北京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工作。
采采辛辛苦苦学了这么久，学的东西又很有用，主要研究何种化学物质能致癌，我就希望她能对国家、对人民作出贡献。隔行如隔山，她搞的那一行我不懂，帮不了她任何忙，我就在经济上支持她。她一家人住在我这里，两口子工资只有二百来元，两个小孩，请了一个保姆。保姆的工资就得六十元，再加上吃饭，一个月得一百多元。还剩下一百元左右，你说这怎对付四口人？物价还铁了心在涨，它才不管你中年知识分子可怜不可怜。再省不能省孩子嘴里的，可省大人碗里的，俩口子又正当盛年，采采是站里的业务骨干，她丈夫正在铁道科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亏了身体，惹出病来，还不得又成个张广厚？我可不愿白发人送黑发人，好在他们的“知识分子政策”我可以帮忙来落实。我的退休工资，加上我的大部分译稿费，都交给了采采。这样，我辛苦一点，全家人的生活可以好一些，采采俩口子也没有了后顾之忧，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也挺充实……
我还在精神上鼓励采采。是我要她报考“GRE”和“托福”，争取出国的。这不是赶什么时髦，尽管我很少出大门，可出国热我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