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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七十年文字版-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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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贫」;搞土地集中的大地主,几乎是清一色的「官僚地主」,无功名的自耕农和小地主无份也。官僚们「一代做官、三代打砖」,他们子孙形不成阶级、搞不了政治,他们不是中西比较史学上所说的「城市中产阶级」。我们的「城市中产阶级」二千年来可以说被上述那部国家大机器碾毙殆尽。现代刚一萌芽,又被肃反肃掉了。
工业化、现代化少不了「城市中产阶级」
我国历史上缺少个「中产阶级」,岂足惜哉?曰:不足惜也。相反的,那正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两千年来,我们这个农业大帝国光辉灿烂的文明是举世无双的,也是举世钦羡的,但是时至今朝,我们要搞经济起飞、工业化、现代化,就感到捉襟见肘、积重难返了。因为在现代世界经济史上,搞工业化、现代化真能搞到「起飞」程度的,只有一个事例——他们都是由一个城市中产阶级领头搞起来的。西欧、北美带动于先,日本踵随于后。近时崛起的「四条小龙」(新加坡、香港、南朝鲜、台湾)也不能例外。
我们祖国大陆,地大物博,人才济济,而蒙「落后」之恶名,其主要原因似亦在此。大陆上搞现代化、工业化、富起来、翻几翻……万事俱备,就只欠「城市中产阶级」这阵「东风」。除非国内领导人能打破比较史学上尚没有的成例,搞出一个没有中产阶级的工业化、现代化来,则这阵东风似乎还是无可避免的。
使少数人先富起来,在经济特区中搞点加工、而无强大的、自发自励的城市中产阶级崛起之远景,则这点点小市民企业,还是起来不了的。最后还不免是个「娘娘腔」,唱不了大轴戏。
至于中国能否搞出一个「没有中产阶级」的工业化、现代化来?中国或许可以自创,但是人类历史上至今还无此事例——苏联自新经济政策以后已搞了六十年,国防工业之外,别无可颂之道。戈巴契夫检讨过去,如今连列宁的遗像也给搬掉了,而回头来搞邓氏的开放。中国以前效法苏联搞了三十多年,也觉今是而昨非,回头搞起了「个体户」来。什么是个体户呢?个体户就是「城市中产阶级」的细胞。这种细胞在秦汉时代曾一度扩张、兴风作浪,几至不可收拾。吕不韦这个个体户竟然打入秦皇的宫廷里去,自己做了相国,儿子做了始皇帝。
汉王室为自保江山,看出经济企业上这种个体户之可怕,在武昭宣三朝,就把他们压下去了。
但是汉大夫压个体户是有限制的。他允许个体户各个「先富起来」,但你绝不许形成个「阶级」。纵使是许你「先富起来」,你富成了「扬州盐商」,乾隆爷还是要查抄你的。所以搞点「先富起来」的个体户经济,我们已一搞两千年,始终是个娘娘腔,搞不出现代化的企业,搞不出「四条小龙」式的「经济起飞」,封日本已望麈莫及;对美国就更在想像之外了。
这些经济上先进的国家和地区的繁荣,无一而非起自少数「先富起来」的「个体户」;个体户多了,便形成政治势力,成为「城市中产阶级」;城市中产阶级扩大成为社会上的「多数」,吸收了农村余民,也就导致农村的中产阶段化。等到一个国家上中下阶级的区分变成「枣核」形,两头小、中间大,那就变成「中产阶级专政」的局面了。
美国今日年入十万美元的家庭不足全人口的十分之一;年入一万二千元以下的也不过百分之十三。总而言之,则美国家庭收入在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者多至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七有奇。全人口「人均」收入多至一万五千元,美国就成个不折不扣的「万元户」的中产阶级专政的局面了——全民衣食足,礼义兴。社会不平,以法节之,这样便使今日美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全国每年用于救济鳏寡孤独、贫穷失业的「救助金」,实超过其他各国,包括全部社会主义国家的总和而有余!其猫狗食人食(肉类),亦超过中印两国人食肉类的总和!
「福利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二者对贫苦人民的照拂,却前者超乎后者。所以国家富强、人民康乐,以全国生产毛额的多寡为第一要务。「人均」收入提高,「分配」是次一步,也是并不太重要的次一步。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农业社会中全民都在饥饿线上的讲法。中国大陆过去三十年中的许多问题,都是孔夫子这句在二十世纪并不实用的话所引起来的。孔子反对法治,因为法可以使「民免而无耻」。其实他老人家所反对只是朴素的「刑法」。
孔子又提倡礼教,认为一切社会行为要「以礼节之」;个人修身也「不如好礼」。礼事实上则是与朴素的「民法」相关之一环。孔子生在农业经济时代,一切以不成文法的「礼」来「调节」,就足够了。在一个复杂的工商业社会里,法治就不可避免了。
所以在一个中产阶级主政的国家,与生产发展并驾齐驱的则是衣食足(经济)、礼义兴(教育文化),接着才有法治和民主。
可是「城市中产阶级」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反动派制造出来和无产阶级对抗的。相反的,它是由于经济发展,把无产阶级逐渐提升上去的。今日家庭收入超过一般知识分子的美国产业工人(industrial workers),早已不是无产阶级——他们是不折不扣的中产阶级的劳动者,也是美国反共的主力军。
近三十年来「城市中产阶级」在亚洲「四条小龙」中的崛起,也是笔者这一批海外学人所亲眼见到的。不算什么稀罕。
结论:没有求证的假设
所以我们祖国大陆「落后」的主要问题无他,缺少一个自发自励的中产阶级故也。然则大陆上能否步台、港、南韩、新加坡后尘,扶植起一个「城市中产阶级」呢?
不愿在中国扶植一个「中产阶级」,我们这个「秦制度」有没有他途可循呢?这两点便是笔者拙文中,不愿乱作结论的大胆假设了。
关于前一点,国中领导阶层本有意为之,但行起来至为不易。须知大陆这个自商鞅而下一脉相承的中央绝对集权的「秦制度」,至毛泽东主席治下已登峰造极。这一制度原为锄灭中产阶级,打击工商发展而设计的。现在怎可摇身一变,于旦夕之间就成为振兴工业,扶植中产阶级的保母呢?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安有善果?
中产阶级的初期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是减少管制、大幅开放——美国当年所谓「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是也。中国这个铁桶一般的「秦制度」,管人及于床笫之私,它何时才能开放到容忍中产阶级崛起的程度?吾人不知也。大幅开放与灭退管制(de…control or de…centralize),其以九七后之香港为试点乎?否则那个烫手山芋如何掌握?
但是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当轴似尚无丝毫意图,来变更那个「以吏为师」的「秦制度」老传统。在这个老框框里,能否搞出个工业化、现代化来——脱胎换骨,吾为中华民族创造历史的智慧,馨香以祝之。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八日脱稿于纽约
一九八七年在西安「周秦汉唐史学研讨会」宣读之论文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十二卷第二期
【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
五、中国郡县起源考(附跋)——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
斯文曾由顾师颉刚函嘱送交《文史杂志》发表。嗣以离渝匆匆,遂辱所命。兹检行箧,复得旧稿,烽烟无定恐复失之,用付刊末,亦自珍其帚云尔。
我国地方政治的郡县实二级制。自秦代实行以来,以至今日的地方政治制度仍不脱其范畴。至于郡县制之创立也,后人咸谓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或有推源到战国以前,谓即已见其端倪者,是皆史有可征,前贤论之审矣。然于郡县之何以形成则鲜有论及者。吾人敢断言郡县制度之成立也,断非由于一二先知先觉的政治理论家事先立说创制于前,然后始有郡县者。换言之,则郡县之起源势必由于人类社会生活逐渐演变之结果,今试就其演变之程序一申论之。
农业社会初期的人与地
窃以封建社会之形成与夫郡县制度之确立,其必发生于土地私有观念产生之后盖可断言,盖人类既逐渐脱离游牧生活而进化至农业社会则土地始渐被重视。然方其始也,黄河流域沃野千里,而人口稀少,伹须稍加垦殖则所在皆为良田。任何部族酋长皆可择其最肥沃最至阔之土地率其人民耕之。至于划成井田亦自无不可,且由于土地之边际价值(marginal value)过低,人之对于土地亦不会生私有观念。各部落划地而耕彼此间无利害冲突。虽有强者亦毋须侵夺弱者土地。即或有恃强凌弱者,而被压迫者亦可迁而去之不必与之抗争。好在生存空间不发生问题;人民只要不过分懈惰则乐岁终身饱,凶年得免于死亡。
且看「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其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以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史记?周本纪》)古公固然是不好多事的长者,然他所以敢如是慷慨者,主要的原因还是有岐下可迁。不求闻达于当世,一样可以自耕自食,无求于人。
土地既不会生问题,则当时部落间竞争的主要对象不在「地」而在「民」。谁能拥有大量民众,谁就能称雄当世;谁就能富甲天下。古公长者,他看穿了「民之在我与在彼何异」,而一般野心家的酋长则要努力抓得大批民众为自己部属。然当时既无国籍限制,人民又无若何笨重的不动产,耕地所在皆是,因之他们可随心所欲,任意迁徙,对于所隶部族亦无若何束缚,可去可留。如有酋长不得人民欢心,则其部属便可相率逃去。所以古公至岐下而「豳人举国复扶老携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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